在美国的日本人
在夏威夷及美国本土,日本移民最初是颇受欢迎的。他们是经过预选的身强力壮的优秀青年,雄心勃勃,敢到离家万里的地方去闯荡。夏威夷蔗田里的活尽管相当艰苦,但他们在那儿都干得很出色。在美国本土,约有40%的日裔开始时是农业工人,其余的在其他一些繁重的工作岗位上劳动,诸如铁路、矿山、伐木场、罐头厂、肉类加工厂等类似的艰苦行业。一些人成了美国富人的家佣。在所有这些职业中,日本人毫无怨言地接受工资低、工时长的工作,也不在乎艰苦的工作条件。在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农业中,他们挣的钱接近其他工人的两倍,足见日本人的勤劳。
当日本人给白人当助手时,他们不仅自觉地履行自己工作范围内的职责,而且还经常为白人分担许多责任,从而获取了日后对他们自己很有好处的高级技术和工作经历。
正如其他操着外语、吃着特别食物的种族一样,日本移民经常在一起干活,由本国的劳务合同商进行监督。日本移民的节俭和勤奋的标兵,以低于美国标准而高于日本标准的工资铢积寸累,从不懈怠。当实行计时而不是计件工资时,日本人一开始的工资收入比白人偏低(约低14%)。但是,一半的日本要么是合同工人,要么是计件制工人。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比做同一工作的白人收入来得高。
正是日本人的这些美德,最终驱使别人起来反抗他们。
虽然日本移民是雇员的好料子,可这反而使他们成了美国工人和美国工会仇视和惧怕的对象。劳联主席赛缪尔·贡泼斯斥责亚洲工人,拒绝让他们加入工会,哪怕是实行隔离的地方工会也不行。日本的节俭、勤奋和上进心使他们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从普通劳工上升到小农场主或小业主的地位。这么一来,先前以老板身份欢迎日本人的美国农场主或企业主,就转而将他们作为敌手来加以对付。况且,由于日本人只在加州的一些少数社区从事少数特殊的行业,这种职业上和地理上的高度集中状态,使他们成了带回惹人注目的靶子。当加州的日本人从农业劳工上升到租地农场主或(更为罕见的)地主时,从白人农业工人到白人农场主,大家都把他们看做竞争对手,普遍对他们怀有敌意。这种额外的敌意(如今又包括来自一个更有影响的白人农场主阶层)很强,终于足以掀起一股反日的立法浪潮。这些法令在加州延续了几十年,其中主要有1913年的《外籍人土地法》,该法禁止不够资格申请美国国籍的外国人(即一般所泛指的亚洲人,尤其是日本人)拥有加州土地。从全美来讲,加州在这场旨在阻止美国接纳日本移民的政治运动中带了头。
由于日本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崛起而为世界强国之一——在1895年战胜了中国,1905年又战胜了俄国——美国不能像30年前那样以突然的、单方面的轻蔑方式去终止中国向美移民的方式,去终止日本向美国移民。美日两国政府之间于1908年达成了一个保全体面的协定,史称“君子协定”。该协定规定,日本严格限制赴美的移民人数,而美方则允诺已经在美的日裔人的妻子得以来美与丈夫团聚,并允许双亲及子女来美团聚。这样,伴随着中国移民被终止时发生的那种两性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就没有在日本移民中重演。在君子协定之后数量有所减少的日本移民,大多是妇女。虽然最初日裔在美国本土的两性比例失调状况与第一代中国移民相差无几——1900年日裔男性与女性比例为24∶1——但后来,这种失调就逐步得到缓解。到1910年,“仅仅”是7∶1,到1920年,就不足2∶1了。一些来美的妇女是寻找丈夫的妻子,另一些妇女则是在日本通过代理人办了婚姻手续,以便合法地来美,后一种人被称为“照片新娘”,由在日本的家长选中后,将其照片寄到美国的男方对象,在美的日本男子看中了就可成婚。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在日本属司空见惯,而这些跨太平洋婚姻也都是门当户对的。但这种做法使美国人感到震惊,加剧了他们的反日情绪。然而,日本人在美国土地上成立一个家庭,就标志着在美国扎下了根,也就不再是旅居异国他乡的行踪不定的寓客,而成了美籍日本人。仍有不少人陆续返回日本,包括某些从日本嫁过来的女性。可是,那些留下来的人就成了第一代美籍日本人,叫做一世,以别于二世(第二代)和三世(第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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