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
在美国和在南部意大利一样,家庭对于意大利人来说,是压倒一切的关键组织。确实,家庭几乎是能够要求人们效忠的唯一组织。
宗教并不是与家庭在“竞争”忠诚方面的强大对手。尽管大部分意大利移民都是天主教徒,但天主教堂在意大利对他们并没有强大的约束力,意大利普遍存在反对教会官僚的气氛,而由爱尔兰人把持的美国天主教与他们的关系就更加疏远了。在南部意大利,教堂的祈祷礼仪很少有人参加,除非逢到圣诞节、复活节等重大节日。在美国,意大利裔天主教徒给教会的捐款,按人头计,只相当于波兰裔、爱尔兰裔或德裔天主教徒的5%~10%。爱尔兰人和南部意大利人时常在天主教教义的观念上发生冲突。南部意大利人的宗教观念不那么刻板,节日礼仪偏重热闹,注重对守护神和圣母玛利亚的崇奉,而不拘泥于意识形态上的正统性,对圣餐或念珠祈祷也不在乎。
正如南部意大利文化的其他内容一样,宗教是高度个人化的。没有几个意大利人愿去当教士,而在由爱尔兰人操纵的美国天主教内部,意大利裔教士也极少有升迁的机会。在移民时代,意大利人子女极少在教区学校上学。这些学校即便设在意大利移民街区,也由爱尔兰裔修女来掌管,正如教堂一般都控制在爱尔兰人手里是一样的。譬如在芝加哥,意大利裔的学龄儿童在教区学校就读的不到5%,而在纽约,意大利人的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人数是入教区学校人数的7倍,相比之下,爱尔兰人子女在公立学校读书和在教区学校读书的人数,大致是相等的。用意大利文出版的报纸公开倡导不要到教区学校去读书,理由是宗教教育应当在家庭里进行。
某些爱尔兰裔神职人员甚至对意大利民族表示反感。有个人就宣称:“意大利人不如我们聪颖。”有的教士在布道台上称意大利人为“黑不溜秋的”,叫他们到后排与黑人坐在一起。意大利移民也与许多公立或私立的慈善组织保持着距离。这又是南部意大利人价值观念的反映。自立感使意大利人耻于向别人求援,受了冤枉不求助于警察为之伸张正义,遇到困难也不求慈善机构以苟全。遇到这两种情况,意大利人宁可自谋出路。意大利移民的男子,倘若是单身,即便饿着肚子也是“找到任何工作都愿意干”。只有在家眷迁来之后,他们才会在走投无路时去求助慈善机构,以免老婆孩子跟着受罪。意大利移民全家人被迫接受慈善施舍之日,也就是他们到了“奄奄一息,贫病交迫”之时。此种对施舍坚持不受的态度,随着时代的前进似曾有所改变,特别是在大萧条的20世纪30年代实施大规模救济计划的时候。但就是在今天,美籍意大利人仍保持着这一与众不同的特点。
在一个崭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里,意大利移民易遭不幸。出于自卫的目的,他们组织起互助会。互助会根据其成员在祖国的村籍和省籍而不知凡几,山头林立。这种状况亦见诸于阿根廷的意大利移民当中。在19世纪末期的阿根廷,仅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地就有20个这样的互助组织。在芝加哥,意大利人的这种互助会在1910年有400个。在同期的纽约,意大利人的这种互助会则多达2000个。他们从未能合并起来,成为一个为全体美籍意大利人服务的互助总会。不管怎么说,这些互助会总算是一种比南部意大利共济范围优越的合作形式,在那里,像这种承担家庭之外义务的做法,可谓是闻所未闻的。一位研究意大利社会的知名学者曾经指出:“要在南部意大利找到英文里‘社区’一词的同义语是困难的。”甚至意大利南部的犯罪集团也是以家庭为中心来展开,后来到了美国仍是如此。
和包工头制度一样,美籍意大利人的互助会可算是向现代意义上的组织——一种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社会结构,该结构自身所界定的宗旨使这些陌生人聚集到一起——迈进了一步。通用汽车公司、红十字会、政治运动、工会或体协等,都是这种意义上的组织。南部意大利人一般尚未缔造过此种意义上的组织。他们的那些团体都是由彼此已经熟识的人组成的,一般来说,相互之间或者有血缘关系,或者有教父教子关系,或者(像在美国)有来自同一省份的同籍关系。但是,要把陌生人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的互助合作,不管是在意大利或者在美国,对于南部意大利人来说,那都是困难的。在南部意大利,正式的组织通常都是由外部力量建立起来的,这种外部力量就是意大利政府或罗马天主教教会。全国范围内的美籍意大利人的组织,其形成的时间一般要比其他种族的全国性组织形成的时间要晚,而且通常也根本不像犹太人的布内—布里茨反诽谤同盟(B’nai B’rith)或黑人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那样进行着有效的活动。
意大利移民积极参与其他人所创造的工会,并在组成美国服装工人协会时发挥过作用,但总的来说,他们建立的组织极少。甚至在为共同的目的而采取联合行动时,他们也打个人的小算盘,对不属于本家或本地的陌生人信不过。意大利人的这种作风,在南部意大利以及在现代美国,都可以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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