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不管是在(美国的)多种族环境里,或是在世界各个民族及国家之间,事情大多取决于由价值观念、态度、技能及交往等因素所构成的一套整体系统,许多人将这套系统称为“文化”,经济学家们则将其称为“人文资本”。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对于某些国家能如此迅速地在经济方面从战争的废墟上恢复起来感到惊诧不已。“二战”后德国崛起的所谓奇迹,不过是最近的一个例证,类似的情况从前也在其他某些国家发生过。战争所毁坏的只是一个国家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资本,比如城市、工厂、农田、铁路和公路等。而人文资本却是战争无法毁坏的,正是人文资本才使那些有形的东西得以建设起来,并能够在其遭到毁坏之后加以重建。穆勒在100多年前就曾指出,一个先进国家经济的有形成分过不了多少年就会磨损或耗尽,从而不得不加以更新。战争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加速这种进程罢了。然而,一个国家持续不断的更新和进步,端赖其国民的知识和意向。
就美国各种族的情况而言,人文资本的重要性体现在许多方面。那些赤手空拳来到美国的种族,当其文化强调一个工商型经济所需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时,很快就能由穷变富。即便在他们面临着肤色和种族的偏见时——例如华人和日本人——不利的环境证明确实是一种阻力,但这种阻力终究不会使他们望而却步。哪怕他们带来的只是某些不足为奇的特定技能,诸如犹太人缝制成衣的手艺或德国人酿造啤酒的本领,也不妨碍他们迅速发迹。华人和日本人来美时,皆是无一技之长的毛头小伙子,只好到农场去种庄稼,但他们比谁都肯干和苦干。后来,无处不在的华人手工洗衣店也并不需要当时爱尔兰或黑人洗衣妇女尚未掌握的技术。但是爱尔兰人或黑人却从未像华裔或日本人那样不断开办洗衣店或做其他什么生意,尽管这两个亚洲种族开初曾遇到缺乏资金和不懂英文这样不利的条件,还缺乏技术。日裔园丁并不需要掌握比一架割草机更为复杂的技术设备。使得这些平凡的职业变成发家致富渠道的,乃是肯干、节俭以及取信于人的品质和眼光,正是这些东西将“卑微”的工作变成了生意,将汗水变成了资本。同样,许多使用手推车的犹太人货郎最后也变成了店主,而且有的还成了整个联销店的大老板。
从国际上来对比各种族的进步,更加证明了人文资本的重要性。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以色列,都出现了这样一种突出的模式,即移民抵达时是白手起家,在经济水平上低于在该国早就定居下来的本族同胞,但最终不但赶上还会超过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具有古巴、日本、墨西哥、黑人或菲律宾血统的美国人,都被后来迁居美国的本族同胞移民抛在后面。古巴移民在收入上在18年之后就赶上了在美国出生的美籍古巴人,其后就走到前边去了。墨西哥移民花了15年就超过了美国出生的美籍墨西哥人。日本移民花了18年,菲律宾移民花了13年,西印度群岛黑人移民超过在美国本土黑人——花了1年。
在经济方面赶上在美国出生的同族人或同种人的水平,花费如此长的一段时间,表明需要付出相当数量的人文资本。这不仅仅是指技术能力(获得这种技术能力通常无须这么长的时间),还指经验、社交、信心、沉着、个人精明及组织有方等一系列人的因素。但是新移民不但赶上而且最终超过土生土长的同胞,这个事实也表明,他们身上具有人文资本方面的某种优势,表明迁居美国是一个带有选择性的过程,前来的是自己祖国人口中那些有雄心或有本事的分子。一旦他们获得其所需的其他种类的人文资本,这种优势就显露出其价值了。这还向人们表明,在选择性的移民和非选择性的整批逃亡难民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别。19世纪40年代大饥荒时期的爱尔兰移民更像是难民,他们来美是要逃离一场全民族的灭顶之灾,当时爱尔兰人确实有饿毙在马路上的。他们来美后,适应环境之所以缓慢而艰辛,可能就部分地反映出这种背景。明治时代来美的日本移民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技术可言,可是这批人的人品有过人之处,而且在日本时已部分地认同了美国的规范和目标。
特殊技能在许多工作中是不可或缺的。但历史证明,新技术在几年之内就能很顺利地学到手,而相比之下,态度却需要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改变。那些至今不能克服旷工和迟到的老毛病,并在工厂或学校里需要经常有人监督的种族,通常来说,其祖辈们在100多年前就有这种不良习惯了。人的文化遗传可以比其生理遗传更加重要,尽管生理遗传的重要性会引起更多的争议。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因与外界隔绝而养成了必要的观念和纪律,例如在若干小股的黑人中就曾出现过此种状况,那么对他们来说,掌握技术就不会困难,经济也能搞上去。在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例证,就是圣父教派的那些收入最低(通常也是没受过教育)的追随者们,他们在大萧条的年代里曾建立起几百个小型企业。这些在当年那种最暗淡的前景下所创建的企业所取得的成功,恰与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由政府出资支持的那些企业大批倒闭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60年代和70年代这批有政府撑腰的企业,具有更多的财政支持,并且(或者)还有“行家”的指导,但是圣父教派的崇拜者们却在个人纪律和集体合作方面形成了更多的人文资本。黑人穆斯林接纳黑人当中收入最低且受教育最差的阶层,但其所办的企业也获得了成功。人文资本的重要性还体现在教育领域。从学生考试成绩和校友职业成就来看,办得最好的黑人学校也就是在同一城市里旷课和迟到比率都低于白人学校的那些黑人学校。这并非说,此种旷课和迟到是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而是说,促使学生坚持坐在课堂上并及时到校的,是对待学校的一整套态度。
人们有时相信,出身书香门第并得益于父母课余辅导的孩子,才能在学校里出人头地,就像犹太人家庭所树立的那种风范一样。但日裔移民的家庭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然而他们的子女在学校里却是拔尖的。20世纪政治和法律的重大革新运动之一,就是争取不同肤色的儿童混合一校。这种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单一种族儿童集中读书的学校和多种族儿童混合读书的学校,二者之间的差别是如此悬殊,以致教育过程本身就令某种族的儿童感到低人一等。然而历史证明,对教育抱有不同态度的各个种族在同一学校里读书所出现的差别与隔离学校里读书所出现的差别,程度是一样的。日裔儿童和美籍墨西哥儿童在同一所学校里就读时所表现出来的差别,与南方黑人儿童和白人儿童在不同的学校里就读时所表现出的差别一样巨大。几十年来,犹太儿童与波多黎各儿童在同一学校里表现出的差别甚至更大。不同的文化在价值观和信仰方面的重大差别,和在社交上传递同一种感情或态度时所使用的方式上的差别,都足以造成族际冲突。眼神、手势、语调或某种并无恶意的俗话,在另一种文化氛围里会代表完全不同的意思,从而不断地引起无谓的误会和不安,甚至会导致侮辱和敌意。进一步说,族际之间的个人冲突很容易把双方当事人邻近地区的其他本族成员都卷进来,使事态扩大。文化多样性在教育和其他社会活动方面的优势,因合作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被迫而各有千秋。例如,对在出于各方自愿基础上的种族混校进行的早期调查表明,这种混校增进了种族之间的亲善,教学效果也很好,但那些根据法庭的命令而强制实行的混校,却产生了与此相反的后果。这是令人深思的。因政府住房计划而相互为邻的各种族家庭——本意是寻求低价房租而不是种族多样化——时常是没有交往而自行隔离,尽管在统计数字上是“整合”了。
文化本无优劣。文化只在适应某一特定环境的时候才显出其好或坏。在美国各种族中,最成功的是犹太人,然而犹太人搞农业却总是一败涂地。他们的祖辈在欧洲时,长期在都市社会中生活惯了,这既是他们在乡村务农的一大障碍,又是他们在城市经商的一大优势。
凡涉及任何个人无法驾驭的历史力量,责备个人是毫无道理的。责备从墨西哥来的移民没有德国移民所带来的那种技能和气质,岂不荒唐!责备雇主没有在恰恰需要具备这种技能和气质的工作岗位上雇用同等比例的墨西哥裔工人和德裔工人,岂不同样荒唐!
文化适应时常被描绘为一种单向过程,认为不同肤色的各种族群体被迫放弃自身的文化,并皈依盎格鲁—撒克逊习俗。但在实际上,美国文化是建立在许多种族群体的饮食、语言、态度和技能的基础之上的。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排斥社会消遣的清教徒作风,早就被德意志人乐于从事文体活动以助身心健康的消闲气度所压倒,而这种健康的消遣活动现在已被认为是普通美国人的一大特征。美国流行音乐亦植根于创造出爵士音乐和感伤乐曲的黑人音乐传统。美国的政党体制主要脱颖于爱尔兰人的党派作风。没有什么东西比汉堡包或牛肉香肠更能称得上是地道的美国货了,但这两个词都是德国城市的名称。意大利馅饼和墨西哥馅饼也算得上是纯正的美国食品。这些东西作为美国文化的特征,并非源于当年的英国拓荒者。他们是全美共同的遗产,尽管今天仍存在着种族多样化。哈莱姆区的居民也饮用百威牌啤酒,犹太人品尝意大利馅饼,光顾华人餐馆的显然不都是中国人。
那些具有专业技能和创业本领的种族,因为可以独立经营或在族内雇用员工,所以用不着学会英文也能发家致富。19世纪的德裔农场主和犹太裔服装业工人,尽管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也没有真正融入美国文化,但照样越来越富有。而那些缺乏这种专业技能和创业本领的种族,才不得不依赖其他种族为其提供就业机会,不得不学会别人的语言并充分理解别人的文化,以便在劳动场所能相处下去。
用“大熔炉”一次来表达美国种族同化的现象,一度颇为流行,但现在已是一种受人鄙视的观念。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熔炉理论盛行的时代,异族通婚的现象相对很少,但在知识界拒绝使用这一概念的当今时代,异族通婚的现象却相当盛行。在德裔、爱尔兰裔、英裔和波兰裔美国人当中,有半数的婚姻是夫妻不属于同一种族的,意大利裔和日裔美国人的情况也相差无几。甚至与异族通婚比率较低的种族,比如黑人、犹太人和墨西哥人,嫁娶异族配偶的现象也日趋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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