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沙皇对积累的无力与共产主义的积累
俄国的经济发展与我们相比有深刻差异,我所引入的考虑无法适用于它。即便在西方,左派运动也并非一开始就具有我所说的意义。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是减少宫廷和贵族的奢侈耗费以促进工业积累。1789年的革命挽回了法国资产阶级相较于英国资本主义的落后。很久以后,当左派不再反对挥霍的贵族而转为对抗工业资产阶级时,法国资产阶级才变得慷慨,不再为自身留有丰厚的储备。而1917年的沙皇俄国与旧制度下的法国相差无几:它被一个没有能力积累的阶级所统治。由于缺乏资本,广袤领土上取之不竭的资源没有得到开发。直到19世纪末,俄国才得以发展一定规模的工业。况且,其工业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国资本。“1934年,投入这一工业中的资金仅有53%属于俄国。”[1] 此外,工业发展十分不足,几乎在所有部门,相比法国和德国等国家,俄国的劣势逐年加大。列宁曾写道:“我们越来越落后。”[2]
这种情况下,反对沙皇和地主的革命斗争——从民主党到布尔什维克党——在很短时间内就被一种复杂的运动所推动,在法国,这一运动以漩涡般的方式从1789年持续至今。但它的经济基础提前决定了其意义:这一斗争只能终结非生产性挥霍并将财富专门用于国家装备。它只能有一个目标,与工业化国家中的工人大众以及支持他们的政党所必然追求的目标相反。必须减少这些非生产性耗费以促进积累。或许这一缩减将触及有产阶级,但如此提取的部分无法用于,或者说其次才能用于改善劳动者的命运,它首先要被投入工业装备中。
在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从一开始就证明由各民族构成的工业力量得到全面增长,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落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这一证明。在早期工业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内部被给予;对于一个落后的国家,它则主要来自外部。尽管我们可以认为俄国对其资源的工业化开发源于内部需要,但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无论如何,仅仅这一开发便使俄国经受住了近期的战争考验。1917年的俄国由一群得过且过的人所统治,它得以幸存的条件只有一个:发展其国力。因此,它需要一个鄙视奢侈浪费的阶级来领导。外国资本主义的投资及其工业发展的不断落后明确表明资产阶级在这里既没有数量上的优势,也不具备本可以使其占据上风的上升特性。无产阶级的矛盾因此产生,它被迫以毫不妥协的方式强迫自己拒绝生活,从而使生活成为可能。一个节俭的有产者拒绝最虚妄的奢侈,但他同样享受舒适;相反,工人的拒绝却发生在贫困条件中。
利莱-博利厄(Leroy-Beaulieu)写道:“任何人都无法像俄国人那样受苦,任何人都无法像俄国人那样死去。”
然而,这种极端的忍耐看似与算计相去甚远。在欧洲的任何地区,人似乎都与资产阶级生活的理性美德密切相关。这些美德要求某些安全条件:资本主义的投机需要一种严格建立的秩序,在其中可以预见未来。俄国人的生活长期在辽阔的土地上遭受野蛮人入侵,并不断被饥饿与寒冷[3]的幽灵所纠缠,这促成了无忧无虑、冷酷和存在于当下的品性。一个苏维埃工人为了未来的福利放弃眼前的利益,这样的放弃实际上要求对第三者给予信任。不仅是信任,还要舍弃限制。必要的努力须回应强力而直接的刺激。最初,这些刺激在一个危险、贫穷且广袤的国家被给予,它们必须适合于这种广袤和贫困。
况且,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没有财力 回应发展俄国工业化的必要性的那些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具有主宰资本主义企业的冷静和算计。从他们发起的革命和出生的国家都能看出,这些人完全属于战争世界,它对立于冷漠的利益构成,也普遍对立于工业世界,工业世界是恐怖与热情的混合,一边是军事法规,另一边则是旗帜。苏维埃之前的俄国只有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在这一由军队必需品所支配的经济中,财富的使用几乎局限于浪费和战争。军队仅从工业投资中获得微薄的利益,而在其他国家工业对军队的支持是毫不吝惜的。从沙皇制度到共产主义的骤然转变意味着,对资源用于发展装备的认可无法像在别处那样与战争的野蛮需求这一刺激相分离。资本主义的积累以平静储备的形式进行,躲避使人沉醉或令人恐惧的狂风:富裕的资产者相对而言是毫无恐惧和激情之人。相反,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则像沙皇统治时期的有产者一样,属于恐怖与激情的世界。但同早期的资本主义者类似,他也反对浪费。此外,他与每一个俄国工人都共同具备这些特征,他与工人的距离微乎其微,如同尚武部落中的首领与其统帅之人。在这一点上,布尔什维克领导者与工人阶级的精神一致性从一开始便不可否认。
某种意义上,这种行事方式中令人瞩目之处在于,它将整个生命维持在当前利益的权力中。或许以后的结果是劳动存在的理由,但这些结果之所以被提及,是为了激发自我牺牲、热忱和激情;同样,威胁就如同无理性蔓延的恐惧,越来越强烈。这只是现实的一个方面,却是备受关注的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所提供劳动的价值与获得薪酬的价值之间可能存在显著差距。
1938年,“预计达到的生产总额为1840亿卢布,其中1145亿源于生产资料的制造,仅有695亿来自消费品的生产”[4] 。这一比例并不完全符合薪酬与劳动之间的差距。
但显然,被分配的消费品应首先用于支付其生产劳动,因而仅能对总体劳动的一小部分提供报酬。差距在战后趋于缩小,但重工业仍占据优先地位。1946年3月15日,国家计划主席沃兹涅森斯基(Voznessenski)承认了这一点:
“计划所预期的生产资料制造速度略微超过消费品的生产速度。”
五年计划初期,从1929年起,俄国经济形成了目前的模式,其特点是几乎将所有剩余资源都投入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本主义曾首先将可用资源中重要的一部分用于这一目标,但它丝毫不反对浪费的自由(缩减的浪费始终保持自由,并能够部分地为其利益而产生)。苏维埃共产主义坚决拒绝非生产性耗费[5] 原则的进入。它完全未将其撤销,但它所实行的社会变革消除了这一原则最为昂贵的形式,它不间断的行动旨在要求每个人提供人力范围内的最大生产力。在苏维埃共产主义之前,没有任何经济组织能够如此将剩余资源用于生产力增长,也就是说用于系统的增长。在任何社会组织中,正如在任何生命体内,可用资源的盈余被同时用于系统增长和纯粹耗费,后者既无益于生命的维持,也无助于增长。然而,因无力为增长提供大量储备而险些灭亡的国家,通过对其平衡的突然颠覆,把当时由奢侈和懒惰所支配的部分缩减至最小:它仅仅为了其生产力的过度发展而存在。
我们知道,维克多·克拉夫琴科(Victor Kravchenko)曾是俄国的工程师和党员,离开俄国后他在美国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回忆录,对政体进行了激烈的揭露。[6] 无论他的抨击价值如何,从对俄国工业活动的这一描述中很容易便能得出某种挥之不去的观点,它关乎一个沉浸在大规模劳动中的世界。作者对俄国所采用手段的价值提出质疑。这些手段无疑是严厉的:1937年前后,镇压冷酷无情,流放时有发生,公布的成果有时仅是有利于宣传的一面,混乱导致了一部分劳动的浪费,破坏和反抗随处可见,警察不得不严加管制,这使领导层倍感气馁,也阻碍了生产。这些体制上的缺陷在其他地方也为人熟知(甚至后来出现一种倾向,旨在揭露这一时期过分严酷的肃清),我们只是不了解其程度如何,没有能够阐明详情的确切证据。但克拉夫琴科的指控不可能与其证据的主要部分相悖。
一个庞大的机器自行运转,它缩减个体意愿以谋求最大的收益。在这里,任何地方都不被放任自流。工人接受一个劳动登记册,从此他不能随其所愿地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或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工人如果迟到20分钟,就将被施以强制劳动的惩罚。某个工业部门的领导会像军人一样,被不容置辩地分派到西伯利亚的某个荒僻之地。克拉夫琴科的例子本身使我们认识到世界的本质,在这个世界中唯一的可能性便是劳动:着眼于未来的庞大工业的建设。激情,无论是否有利,都只是一个稍纵即逝的片段,在记忆中仅留下微弱的印记。最后,政治的绝望和沉默的必要性终将生命中除沉睡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献予劳动的狂热。
在牙齿的摩擦声和歌声中,在沉重的静默或言语的喧哗中,在贫穷与狂热中,日复一日,沙皇统治下虚弱无为的巨大劳动力从各个方面构筑高地,在那里,有用的财富不断积累并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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