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宗教改革运动的远期影响:生产世界的自治性
如果在韦伯之后考察这种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立场,人们想象不出任何更有利于工业发展的东西。一方面闲散和奢侈受到谴责,另一方面企业的价值得到肯定。对宇宙这一无限财富的直接利用被严格保留给上帝,人类则完全献身于劳动,献身于将财富——时间、生计和各种资源——用于生产装备的发展。
然而,托尼强调资本主义还需要一个因素,就是非个体经济力量的自由发展,就是经济自然运动的解放,而经济的普遍发展取决于个人对利润的追求。资本主义并非只是为了商业、金融和工业企业的发展而进行的财富积累,同时也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和企业的自由。资本主义本不可能与陈旧的经济法规共存,后者的伦理原则在于企业从属于社会,而社会则强制性地进行价格控制,反对操纵,并大大缩减有息借贷行为。托尼[9] 发现在加尔文主义盛行的地区,例如在加尔文和泰奥多尔·德·贝兹(Théodore de Bèze)影响下的日内瓦以及在约翰·诺克斯(John Knox)影响下的苏格兰,它倾向于集体专制。但如果加尔文主义只是“在敌对政府的怀疑目光下为防御而生存的少数派”,它便滑向极端个人主义。事实上,只有在17世纪下半叶的英国,清教徒们将自由追求利润的原则与加尔文主义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直至那时,人们才提出经济法的独立性,并放弃生产领域中宗教世界的伦理统治权。但这较晚出现的演变的重要性有可能被夸大了。它被置于首要位置,因此它必须解决一个根本困难。从经济学观点来看,在宗教改革运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触及的不仅是对原则的陈述,而更是精神倾向,这一倾向唯有在首先被掩盖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产生。只有当拥有无可非议的伦理权之人以超越平凡利益的诉求之名进行变革时,改变才具有意义。必须要做的并非给予商人的自然冲动以充分自由,而是将其与某种占主导地位的伦理立场联系起来。首先在于摧毁建立起中世纪经济的权威。这原本无法通过直接陈述资本主义利益的原则而完成。资本主义具有难以为之辩护 的先验性,这解释了宗教改革运动主张的结果姗姗来迟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与伦理几乎从来没有以纯粹的方式被表达。正如韦伯就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18世纪中叶提出的原则进行评论一样,我们可以特别指出,那些原则以一种近乎古典的纯粹性表达出资本主义的精神。但我引用它们,只是表明不能直截了当地对其放任自流,而首先必须赋予它们一种无法达到的神性的面具。
富兰克林写道:“请记住,时间就是金钱。一个可以在一天内赚取10先令并用半天时间在房间里散步或无所事事的人,如果他只花6便士用于娱乐的话,那么还必须算上他花费的或更准确地说是浪费的5先令。请记住,金钱具有生殖能力和增值功能。钱可以生钱,生出的钱又能再生钱,以此类推。5先令变为6先令,再变为7先令3便士,并以此类推直至变成1英镑。钱越多,产生的收益就越多,利润也因而增长得越快。杀死一头母猪就等于摧毁其成百上千的后代。挥霍一枚5先令的硬币则意味着毁掉所有它本可以创造的财富:大量的英镑。”
没有什么更恬不知耻地与宗教牺牲精神相悖,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前,这一精神始终认为所有自由选择其生活的人都可以进行大量的非生产性耗费,也可以无所事事。当然,富兰克林的原则继续——却很少被提出——引导经济发展(他或许将其引向死胡同)。但在路德的时代,人们不可能陈述他的原则并公然将之与教会的原则对立。
从路德愤慨的罗马之行到富兰克林痛苦的敞露,精神运动透过迂回曲折的教义缓慢发展。如果现在来考察这一运动,我们就必须明确一个首要方向。我们从中产生的印象不在于一种决定性的明确运动,并且,如果在这个方向上存在某种稳定性,那么它似乎是在生产力的需求下从外部被赋予的。精神在摸索中力图满足这一需求,甚至犹豫也有助于此,但唯有客观需求导致在目标上有所踌躇的行动。这与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稍许相悖,韦伯或许被错误地认为将决定权重新交予宗教。但正如他所看到的,宗教改革运动这场革命必然具有深远的意义:转向新的经济形式。如果回到那些伟大的宗教改革家的看法,我们甚至可以说,通过赋予一种宗教纯粹性的需要以极端结果,他们的主张摧毁了神圣世界和非生产性耗费的世界,并将土地交给致力于生产的人,交给有产者。这丝毫没有抹去那些结果的首要意义:在宗教领域,它们具有极端性的价值(已经是一种不可能的极端)。在经济范畴中,它们仅代表一个开端。然而不可否定的是,它们引发了以经济人类为完成标志的资产阶级的诞生。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