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加尔文主义
路德的反应是严格意义上的否定。对他来说,无论人多么无力于在其世俗活动中回应上帝,人类活动都应屈从于道德法则。路德保持着教会对高利贷的传统诅咒,对于买卖通常只表现出古老经济观念所固有的憎恶。但加尔文摒弃了对有息借贷原则上的谴责,并基本上承认贸易的道德性。他说:“为什么经商不能比拥有一份地产带来更多的收益呢?如果不是源于自身的勤奋和他的行业,那么商人的利润来自何处?”[5] 出于这个原因,韦伯认为加尔文主义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中具有决定性价值。这从一开始便是日内瓦或荷兰商业资产阶级的信仰。加尔文认识到经济发展的条件与重要性,他作为法学家和实践者发表自己的观点。在韦伯之后,托尼强调其思想的传播对资产阶级世界的意义,而他的思想就是对资产阶级世界的表达。在托尼看来[6] ,他之于他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就等同于马克思之于今天的无产阶级:他为资产阶级带来了组织和学说。
从根本上看,加尔文和路德的观点具有相同的意义。
与路德一样,加尔文也反对功德与善行,但其原则的表述方式略有差异,因而也更具影响。在他看来,最终目的不是个人救赎,而在于对上帝的歌颂,后者不能仅在祈祷中寻求,而应通过行动,即通过斗争和劳动实现世界的神性化。因为尽管加尔文谴责一切个人功德,他却是明确的实践主义者。善行不是获得救赎的手段,但它是不可或缺的,是真正实现救赎的证明。[7] 在失去被教会赋予的价值后,善行在某种意义上被重新引入,却是不同的行为。与路德的教义一样,加尔文也否定白白耗费财富的做法,因为价值与静修的闲散、炫耀性的奢侈以及维持非生产性贫穷的慈善行为分离,并被赋予用途所建立的道德中:新教教徒应谦逊、节俭和勤劳(他应该以最大的虔诚投身于他的商业和工业活动中……);他甚至还应抑制乞讨,因为这违背了以生产性活动为规范的原则[8] 。
在某种意义上,加尔文主义将路德所施行的价值颠覆推向极端的结果。加尔文没有局限于否定教会宣称的这些神性美的人间形式。通过将人类的可能性限制在有用行为中,他所给予人类歌颂上帝的方法正是对人类自身荣耀的否定。加尔文主义行动的真正神圣在于对神圣的抛弃——在于放弃可能在这世间得到荣耀之光的一切生活。上帝的神圣化因而与人类生活的非神圣化联系在一起。这是明智的解决方法,因为行动的虚荣一旦被确定,拥有权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拥有行动的必要性——的人将继续存在。对他而言,仅说行动徒劳无益是不够的。专注于职业和社会复杂性对个体所规定的任务,这并非十分新颖,但直到那时,这种关注还不具备加尔文主义所赋予的深刻意义和明确价值。决定将神圣荣耀与教会将其置于其中的妥协相分离,这无法得到比人对非荣耀性活动的认可更彻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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