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已经通过分析和统计指出,新教徒在资本主义组织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 我们甚至今天还能在某个地区看到新教徒选择经商,而天主教徒则更乐意选择从事自由职业。在拼命工作、精于计算利润的工业者的精神状态与新教平凡的严肃之间,似乎存在某种亲缘关系。这一方面,发挥最大作用的并非路德的教义。但加尔文主义的影响范围(荷兰、大不列颠、美国)在总体上与工业发展良好的地区一致。路德发起了一次单纯的、半农民式的反抗。加尔文则表达了商业城市里中产阶级的愿望:他身上具有一个熟悉商业的法学家的反应。
韦伯的观点很快便闻名于世,并招致大量批评。托尼(R.H.Tawney)[2] 认为韦伯的观点夸大了加尔文主义与其同时代各种经济学说之间的对立:它们忽视了从最初教义到后期理论的变化。在托尼看来,直到17世纪下半叶,清教徒与资本主义之间仍未达成一致。况且,与其说这是经济条件形成的原因,不如说是其引发的结果。不过,正如托尼愿意承认的那样,这些保留意见并不一定与韦伯的思想相悖。在这一点上,相比根本反应的事实,托尼更关注经济方面提出的学说,这难免狭隘。
无论如何,韦伯对宗教危机与促进现代世界诞生的经济翻转之间的联系进行了严密分析,这是值得赞赏的。包括恩格斯[3] 在内的其他一些人在他之前已经预见到这些关联,但并未明确其本质。尽管后来书的内容有所调整——在托尼的著作中同样如此——但韦伯强调的仍然是主要方面,人们在他之后得出的更确切的结果或许只能具有次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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