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人认为神性之物的悖论或色情的悖论是病态的
然而,这些关于宗教问题的思考有其局限。的确,这是说给正常人听的,而且要从正常人的视角出发也是可以的,不过,这些思考突出了一种外在于正常人意识的要素。神圣的 世界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一种模棱两可的现实:
其存在不可否认,可以梳理其历史,但是它并非容易把握的现实。这个世界的基础是人类行为,这些人类行为的环境状况我们不得而知,对其机制也毫无意识。这些行为我们非常清楚,其历史真实性我们毋庸置疑,而且,这些行为明显具有一种(就像我所说的)至上和普遍的意义。然而,做出这些行为的人肯定是忽略了这一意义,我们对这些行为的全部了解并不清晰:并没有明确的、让人能够接受的阐释。在理性之人看来,只有与行为相呼应的确定的事实能够成为其兴趣点,而自然的残酷和焦虑让理性之人形成了盘算计划的习惯。他没有把握到行为的缘由,如何能考虑过去宗教恐怖的确切意义?理性之人无法像萨德的想象那样轻易地摆脱宗教行为,但是,他们也无法将宗教行为放到像饥饿或寒冷这样的、理性支配合理活动的需求的层面上考虑。神性 之物一词的意义不能拿来跟温饱相比较。
简单说来,理性之人尤其具有意识,必须说,宗教问题的事实只以完全外部的方式影响他的意识,他无可奈何地接受事实,哪怕他承认在过去这些事实确实正确,他也绝不会承认如今同样正确,至少在恐怖并未被消除的情况下是如此。从现在开始,我甚至必须补充,在某种意义上,与过去的宗教需求相比,萨德的色情更易于控制意识:如今没有人能够否认,将性欲与做坏事和杀戮的需求相连的冲动是存在的。因此,名为性虐待狂 的本能让正常人拥有了将某些残忍行为合理化的方法,而宗教其实从来都只是一种背离常规。似乎正是萨德巧妙地描述这些本能之后,才让人逐渐对自己具有了意识——用哲学术语来说就是自我意识 :普遍运用的性虐待狂 (sadique)一词显著证明了萨德的贡献。在此意义上,我之前提到的与儒勒·雅南相同的那些人的观点发生了变化:这始终是不安和理性之人的观点,但是,这一观点不再与萨德的名字所具有的意义完全分离。《朱斯蒂娜》和《茱丽叶特》中所描写的本能变得合法了,我们当今时代的儒勒·雅南们是意识到了这些本能的:他们不再蒙住双眼,不再愤怒地排斥理解这些本能的可能性;不过,他们认为存在这些本能是病态的 。
因此,宗教史多多少少让个人意识重新思考性虐待狂的问题。反过来,有了性虐待狂这一概念,可以更好地思考宗教现象,而不将其视为无法解释的怪现象:正是萨德将这些性本能命名为性虐待狂,最终让恐怖的献祭仪式这样的宗教现象有理可循,即以病态 为名。
我已经说过:我并不想与这一观点对立。如果排除掉忍受不可忍受之物的矛盾的能力,没人会否认《朱斯蒂娜》和《茱丽叶特》中主人公的残暴是必须从根本上憎恶的东西。这是对构成人之基础的原则的否定。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抛弃以毁灭我们的劳动成果为目的的东西。如果本能驱使我们摧毁我们所建立的东西,那么我们必须禁止这些本能——保护我们不受这些本能的伤害。
但是,问题依旧存在:这些本能以否定为目的,绝对避免这种否定是否可能?这种否定是以某种方式由外部要素引发的吗?比如由可治愈的、非人类本质的疾病所引发,或是由原则上必须且可能消除掉的个人、集体所引发?或者简单来说就是可以从人类这一种类中割除掉的要素引发的?又或者相反,人类身上是否背负着不可消除的否定——对以理性、功利、秩序为名,构成人类的基础的东西进行的否定?存在是否不可避免地既是对其原则的肯定,又是对其原则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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