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腐败和重生
似乎从一开始,与禁忌呼应的就是否认事物日常发展中的出现暴力的必要性。我无法,也认为没有必要一上来就给出关于暴力的确切定义[1] 。随后我们展开讨论禁忌的各个不同方面时,应该会逐步得出结论,即各种禁忌的意义的一致性。
我们遭遇的第一个难点是:在我看来属于基础的那些禁忌处在两个根本对立的领域。死亡和生殖如同否定与肯定一样相互对立。
理论上,死亡是以出生为目的的功能的反面,但是这一对立可以解除。
一个人的死亡与另一个人的出生有关,另一个人的出生宣告其死亡,而死亡是前者出生的条件。生命总是生命分解的产物。生首先依存于死,死让位给生;然后生依存于死后的腐败,并且将不断降世的新生命所需的物质重新纳入循环之中。
“理论上,死亡是以出生为目的的功能的反面,但是这一对立可以解除。”
然而,生也并非死的对立面。生给死定罪,排斥死。
这种反应在人类之中最为强烈,对死亡的恐惧并非只与存在的消亡相连,也与将死去的肉体归还到生命的普遍发酵中去的腐败相关。其实,死的庄严表现是理想文明特有的,与这一表现相关的深深的敬意只产生了一种根本对立。即刻的恐惧始终——至少是隐隐约约地——让人意识到,死亡那可怕的一面、发臭的腐败以及这种令人作呕的生命的基本条件[2] 三者是一致的。对于古代诸民族来说,极度焦虑的瞬间与腐败分解相连:白骨不再具有不可忍受的腐败肉体的模样,蠕虫已将血肉吃掉。在与腐败相关的焦虑中,存活下来的人隐约看到死者对他们做出仇恨或怨恨的残酷表情,丧葬仪式为的就是平息仇恨。但他们认为,白骨意味着这一仇恨已然平息。这些骸骨令他们敬仰,是死亡最初的得体的——庄严而可以承受的——外观,尽管这一外观依旧令人焦虑,但是腐败肉体的过剩的强力毒性已然消失。
这些白骨不再将存活者抛弃在令人作呕的、纠缠不休的威胁中。它们消除了大量流散掉生命的腐败与死亡的相似性。但是,在人类具有最初反应的时代之后,也就是离我们更近的时代中,这种相似性依旧非常必要,甚至连亚里士多德也说,某些动物是在土地里或水中自发形成的,他认为这些动物生于腐败[3] 。相信能够在腐烂物中生育颇为幼稚,但这种信仰其实回应了恐惧感,这种恐惧感与恐惧感在我们内部唤起的诱惑力相混合。这种信仰是我们关于自然、恶的自然、令人耻辱 的自然的想法的基础:腐败是我们所来自的世界和我们所要回到的世界的缩影;在这种表现里,恐惧感和羞耻感同时与我们的出生和死亡相连。
这些蠕动的、恶臭的和温热的物质,其模样令人不快,生命在其中发酵,这些物质中挤满了卵、微生物和蠕虫,是造成我们所称的恶心感、厌恶感、呕吐感 的决定性反应的根源。我这一存在期待能继续存在,这一存在的意思与其说是我现在存在,不如说我期待能长久存在(就好像我的存在本质并非我当下的在场 [présence],而是我所期待的未来,与我们现在的存在不同的未来),未来即将到来的毁灭将完全地重重地压在我这一存在之上,死亡超越这一毁灭,将宣告我重回生命的腐败。这样,腐败提前在我身上庆祝恶心所取得的胜利,我得以预感到——并且活着等待——这不断增加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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