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他们会的
1939年7月12日和8月2日,匈牙利物理学家里奥·西拉德(LEO Silard)(1898—1964),从他新泽西的家前往探望他的朋友和同事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正在北福克长岛的小屋度假。西拉德描述了他和费米(1901—1954)已开始使用铀作核链式反应实验。这个实验将证明制造核弹的可行性。爱因斯坦用德语说,他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西拉德继续说,他和其他同事认为纳粹德国物理学家如他们的同事维纳·海森伯格(Wener Haisenberg)已经开始实施制造原子弹的计划。
他第二次拜访爱因斯坦时,拿出了两封给罗斯福总统的信稿,准备告知总统核裂变能制造威力巨大的炸弹,他们怀疑德国已经在开始开发这样的武器。爱因斯坦在信上的签字意义非凡,不仅因为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也因为他是有名的和平主义者。罗斯福总统读到了爱因斯坦签名的那封信,这直接导致罗斯福授权制定曼哈顿计划,该计划斥资20亿美元(相当于2015年的270亿美元),最多时有13万人在工作。
1945年7月16日上午5:30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时候,德国军队已经在2个月前向盟军投降了。后来的文件显示,德国早在1942年研究认为关于核裂变的研究对他们的战事起不了帮助作用。讽刺的是,纳粹放弃原子弹研究的时间与曼哈顿计划启动的时间差不多。随着德国投降,用于制造炸弹的初始理由消失了。尽管如此,美国1945年8月在长崎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然后第二颗扔向广岛。爱因斯坦后来非常后悔当时在信上签了名。
西拉德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相信必须在敌人之前建成先进的武器系统。世界各国为未来战争和国家安全做计划的部门,或是军事战略家们的想法和西拉德如出一辙,都会支持类似武器的发展。如果一个潜在的敌人已经发起了一个计划,我们这边必须跟风,以跟上时代的步伐。当然,我们的对手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必须跟上我们的武器发展计划。这些想法周而复始,不言而喻。
很少有国家能与美国在基础和探索性研究的资金支持方面相提并论,这些研究主要用于发展和论证创新武器的可行性。换句话说,美国是推动军备竞赛加速升级的主要推动力。DARPA利用其充足的预算推动军工科研,其中大部分是两用的,意思是也可以用于非军事用途。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证明核链式反应能够得到控制,并制造了威力空前的炸弹。对这一概念的验证,研究发表的文章再加上间谍搜集情报,苏联用很少的成本复制了这一壮举。无人机的部署和快速普及则是更近的一个例子。
保持领先或与潜在对手保持同等步伐的逻辑基础是薄弱防御的危险之所在,力量强大将对更弱的对手形成威慑,实力相当则相互恐惧,因此技术占优势者将占据上风。这三种想法都存在缺陷。基地组织和ISIS武装分子从来不会因美国压倒性的军事优势被吓倒。相互确保摧毁并没有阻挡苏联核军备竞赛的步伐,技术霸主地位并不能替代良好的战略规划。
新的武器系统既能提高安全、破坏微妙的地缘政治平衡,未来可能增加更多的军备控制协定。1988年,第一艘装备三叉戟导弹的俄亥俄级潜艇的出现是动摇冷战的一个转折点。三叉戟显著缩短了发射到打击的时间,如果美国打算先下手打击苏联是有优势的,但是一个严重的缺陷是,不利于苏联确定打击是实际发生了还是错误警报。苏联领导人没有时间或用很少时间可以将其纳入决策过程。因为对虚假数据的积极响应,启动核战争的可能性增加。20世纪90年代,人类的未来竟然取决于苏联的计算机技术、传感器和预警系统的状态。现在回想起来,据有人透露这些系统都存在严重缺陷。
军事规划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有两点值得提出来:首先,采用技术解决方案应对军事挑战已经迅速取代通过制定完备的战略应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国际安全研究专家丹尼斯·葛姆雷(Dennis Gormley)正确地指出,美国建立快速打击洲际导弹部队存在战略缺陷,并对军备控制产生负面影响。他写道:“在一个小时决策时间内快速使用高精度洲际战略导弹的观念有力地证明了,长期以来,美国偏好技术解决方案,而排斥清晰的战略思维。”
其次,在军备竞赛中保持领先的逻辑不会带来最终结果而是最终毁灭。变革的步伐不断地加大,对于未能预料到的后果没有限制。军事规划者提出要构建天网,这将带来什么结果?在《终结者》系列电影中,天网是人工智能军事系统,最后具备了自我意识,通过半机器人和战争机器要铲除整个人类。天网目前还是虚拟小说。尽管如此,一个旨在保持军事优势的政策怎么会背离了持续不断升级武器系统,这些武器系统应当得以控制,从而不会威胁人类的生存。如果没有一个公认的转折点,谨慎会占据上风吗?是否有必要制定一个有效的措施制衡高技术武器装备的扩张?
新的前线是网络战,与常规战争相比对人生命的破坏性较小,但是可以导致关键基础设施和核心机构崩溃。用于破坏伊朗计算机系统的“超级工厂”病毒(Stuxnet)经常被称为第一颗网络炸弹。但是,事实上,现在俄罗斯、美国开展的网络破坏和情报活动已很平常。任何依赖信息技术的都带有安全隐患。例如,2013年,Target计算机系统中的4000万信用卡号码被窃取;2014年,黑客从摩根大通计算机窃取了8300万个包含客户数据的账户。
这突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的资产并不安全。有时候是犯罪分子在利用计算机漏洞获利,有时是有些国家的政府为了建立战略优势,或窃取工业机密。
在这个依赖信息技术的世界里,一颗原子弹在大气中爆炸产生的电磁脉冲(EMP)能够摧毁很大一片地区的电子系统,所以这样的世界并没有多少安全可言。威胁进行反击可以作为使用EMP的威慑手段。但是,非国家行为者或被遵守规则的国家可能不会觉得受到同等的限制。不幸的是,安全是有限的,依赖于技术魔力的世界没有安全港。
支持发展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但是质疑其核心论点的意愿也同样很薄弱。在五角大楼和北约,对武器系统不断扩张的质疑仍臣服于占据统治地位的思维定式,即完全是关于如何制定有效的战略,以使这些武器履行其使命。只是偶尔会对某项任务是否有价值的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难道目的真的能够说明采用这些技术手段所造成的后果是值得的吗?
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会打击任何有勇气质疑当前的国防和安全政策是否合理的任何人。2013年,举报人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开始泄露大量他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期间拷贝的机密信息。对此,奥巴马政府竭尽所能阻止他找到安全避风港。斯诺登事件远非一起简单事件,它的确做到了让美国人民认识到我们的政府在搜集这么多的个人数据。无论一个人是否信任某一政府当局,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工具可被以后的政府用于破坏公民的权利。
有时候头脑清醒的人也能占上风。1982年,一系列的事件导致全世界刮起了核冻结运动的强风。乔纳森·谢尔(Jonathan Schell)出版了《地球命运》一书,并在《纽约客》杂志上进行连载,对核冻结运动的形成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深远影响。他在书中清楚地论证了核军备竞赛荒谬的逻辑。我们希望类似的良性拐点能够出现,以帮助我们在质疑构建未来军事技术背后的逻辑。
普通公众对于武器装备研发的三个核心问题很关心:
1)它是否会让我们更安全?2)军队所做的是否能保障我们的权利?3)如果军事技术也可以转为民用,我们的社会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三个关切能让我们质疑为什么要依赖技术解决方案来获取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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