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未来的战争
几千年以来，教育、个性发展、良好的营养以及体育运动是自我能力提升的主要模式。采用技术作为自我提升的捷径对于那些认为个性需要通过持续不断的打磨才能百炼成钢的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他们认为后者才是人类成功的核心所在。
关于改善人类能力是否道德或可取有不同的看法，这可以追溯至优生学运动，还可以追溯到19世纪至20世纪关于科学进步可以改善机会和治愈疾病的乐观看法。以前只有富人才能享有的物品已经普及大众。比如，200年前的国王和王后会嫉妒当今普通人在当地一家打折店买的衣物和丝织品的质量。
好的医疗已慢慢被认为是一种权利而非特权。作为公平竞争和改善生活质量的一种方式，出于政治、医学和社会等原因，许多形式的增能仍然是具有吸引力的。取得进步当然是件好事，让时光倒流既不可取也不可能，真正的问题是增能是否会跨越界限？什么时候才能让社会和伦理方面的担心能比预想中的好处更受到人们的重视呢？
生物医学研究每次实现重大突破都会引发新一轮关于增能优劣的讨论。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Louise Brown）和第一只克隆羊多利（Dolly）的诞生引发了激烈的生物伦理政治和学术之战。人类基因排序的成功进一步推动这一争论升级，大部分的原因在于有人预测科学家已经开始完善改变DNA的方法，从而可以进行婴儿定制。每一次跨越技术上的门槛自然会引发人们质疑是否因此越过了社会的红线。
所有各方都将增能之争定性为关于未来和人类灵魂的战争。迄今为止，这场战争还没有造成任何严重伤亡。的确，专业体育在兴奋剂丑闻的漩涡中求生存。学生们尝试服用每一种据称可以提高认知能力的新药以在学业竞争中高人一筹。极少部分父母提前为孩子选择基因，主要是为了避免一些遗传疾病。我们身边的半机器人也只是希望获取基本能力的装接义肢的残疾人群，或是实验各种可穿戴装备的年轻技术迷或军事达人。电脑科幻作家威廉姆·吉普森（William Gibson）在1993年说过：“未来已在眼前，只是分布不均衡而已。”
当我们为半机器人以及人类未来感到困扰，并对炒作信以为真时，我们完全忽视了改变人体的实验带来的具体而实际的风险。人的思想和身体曾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现在已处于可以被改变和重塑的初级阶段。此外，科学进步通常来自于反复的失败。即使加工出具有真正超能力的人类成为可能，也需要很多代人反复实验。一个简单的实际就是有一些失败将突出制定法律和导则规范将人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性。研究伦理学将提供一个有力的工具来规范对于药物和包括人类增能在内的医学应用装置的开发。企图改变很多能力的努力所需要的情感以及身体上的成本就是巨大的，只有少部分人可以作为实验的对象。有一些志愿者将后悔自己的决定，他们的尝试对于其他人而言是一个及时的警告。翻天覆地地改变智力和身体十分危险和复杂，这将放慢甚至阻止未来实现超人类社会的可能性。不管主流思想是怎样的，未来也并非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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