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试管婴儿到设计婴儿
1978年7月25日世界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Louise Brown)出生于英国的奥尔德姆(Oldham)总医院。这个5.12磅的女婴标志着未来基因学发展的大转折。路易斯的父母无法生育,来自她父亲的精子与她母亲的卵子相遇成为受精卵并在一个培养皿里进行孕育。自路易斯出生以来,试管授精对于无法通过自然方式孕育孩子的父母而言是极大的福音。因此,试管授精在很多人看来是件好事情。今天的我们还是很难想象,其实在一开始,试管授精备受争议,很多人认为它打开了一个实验室婴儿的“勇敢新世界”。
对于生物技术和科学未来发展方向不满的保守主义者尤其痛恨包括试管婴儿在内的辅助受孕技术。天主教会完全彻底地谴责试管婴儿技术。许多新教教会领袖虽然不反对这一技术,但是反堕胎分子认为接受试管婴儿会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受孕诊所保存的一些未使用的胚胎是干细胞的现成来源,干细胞研究是本书后面章节要谈到的问题。
到20世纪90年代,已经可以对实验室胚胎的基因进行筛选以确认所培育的婴儿不会患有高风险的基因缺陷类疾病,比如囊胞性纤维症、亨廷顿氏病等。这一过程医学上称之为种植前遗传学诊断(PGD),可以确保婴儿不会携带来自父母基因的明显缺陷。一旦选择出了一个胚胎就可以转入母亲的子宫进行孕育。但是PGD因其具有优生学的嫌疑,存在很大的争议。
PGD还可以用于选择父母希望子女日后实现成功人生所必须具备的某些特质,比如擅长篮球或学业优异。鉴于只有某些特质是单基因造成的,我们可以去想象孩子实际上能获得父母的哪些优良基因,但是很难实现。另外一个难以实现却令人尤为担忧的情况是利用PGD进行性别选择。
采用这种技术预测婴儿的性别对社会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很多亚洲文化中都很看重养儿防老。女儿都会嫁出去并随丈夫的家庭,而年迈的父母可以依赖的是他们的儿子。这种性别鉴定的技术问世以后,很多亚洲国家都出现了不成比例的男孩猛增的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韩国男女婴儿的比例是116∶100。这一变化对公共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有1/6的男性无法找到妻子应该怎么办呢?人口结构的变化可能给未来带来极大的不安定。韩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成功扭转了这一趋势,但是男性仍然比女性多5%。
如果设计婴儿令人恐惧,那对克隆人又是怎样看待的呢?艾拉·莱文(Ira Levin)的科幻小说《来自巴西的男孩》于1978年进行改编搬上银幕,演员格里高利·派克(Gregory Peck)饰演纳粹集中营里的一位臭名昭著的医生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
故事的情节为门格勒研制了94个希特勒克隆人,当这些克隆人到了希特勒父亲去世时,希特勒的年龄即13岁时,再将这些男孩的父亲全部杀掉。电影警示公众克隆人可能出现,并引发了对于克隆伦理的大讨论。这场争论一直延续了20年,直到1996年第一只克隆羊多利的诞生。多利的出现证明了克隆并非只是假说。爱丁堡的罗斯林研究院的科学家以演员多利·帕顿(Dolly Parton)的名字为多利命名(部分原因为她慷慨捐款),多利的DNA源自一头成年母羊的乳腺。一旦掌握了克隆哺乳动物的技术,克隆人也实现了从科幻小说到现实的可能。
爱丁堡研究院的团队在失败了276次以后才最后成功克隆了多利。
怀孕失败、死胎或先天性缺陷等风险给阻止克隆人实验提供了众多理由。但是,不仅仅是克隆人可能存在各种危险,光是克隆人这一想法就在美国引起众怒。小布什政府发起了一项提案,请联合国制定一个反对任何形式克隆人的公约。公约的提案并没有成功,但是联合国大会以多数通过了一项不具有太大约束力的反对克隆人的声明。英国是反对这项声明的国家之一,因为该声明不仅限制生育目的的克隆人,也反对研究目的的克隆人。
2005年,韩国研究人员黄禹锡声称自己发明了一种技术能够相对容易地对11个病人的细胞进行克隆。刚开始,他被视作韩国的国民英雄,后来的调查发现他学术造假,沦为韩国的耻辱。但是这件事证明总有一天在某一个地方会实现克隆人,虽然这是违反法律的行为。
多利的诞生引起了关于基因技术未来发展的政治和伦理辩论,两年后威斯康星大学实验室对人类胚胎干细胞进行分离,这场辩论也发展成了一场政治大风暴。长期以来理论上认为胚胎产生一个主细胞,并由此生成人体中200多种不同类型的细胞。这一发现为再生医学这一全新的领域打开了大门,再生医学为利用新细胞治愈生病或老化的组织提供了可能性。一些科学家甚至建议可以让失去四肢的人像某些爬行动物断尾重生一样手和腿能够再生。
研究用的干细胞主要来自存储在生育诊所的胚胎。但是反堕胎活动分子认为使用胚胎道德上不可接受,转而刺激政府采取措施阻止这一领域的研究。对于美国和其他地方的社会保守派来说,人类受精卵不可侵犯。一开始,但凡是与胚胎干细胞研究相关的事就让美国民众很不舒服。
后来很清楚的一点是,这个伦理问题在于这个胚胎是否是完整意义的人。关于干细胞研究的争论实质上是堕胎争论的新瓶装旧酒。大多数的公众已经认为很多形式的堕胎可以接受,也开始支持干细胞研究。一些反堕胎分子也决定接受适当地使用胚胎进行与救人有关的研究。比如,反对堕胎的前第一夫人南希·里根支持联邦政府资助干细胞研究,因为这项研究可能最终能找到老年痴呆症的治疗办法,她的丈夫,即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因这种疾病十分痛苦。一些知名演员,比如因事故造成四肢瘫痪的克里斯托弗·利夫(Christopher Reeve),患有帕金森症的迈克尔·福克斯(Michael J.Fox)为争取联邦政府支持干细胞研究的活动添加了人情因素。
除了一些团体担心胚胎干细胞研究是某种形式的堕胎且是对人类尊严的侵犯,还有人担心用于干细胞实验研究的主体会受到伤害。2009年,FDA准许一家生物制药企业杰龙公司利用胚胎干细胞对脊髓受伤者进行人体实验。支持干细胞研究的人也悄悄地表示担心该公司在使用干细胞治疗脊柱受伤时,万一出现偏差,将导致日后相关使用人体的研究实验受到阻碍。3年之后杰龙公司终止了干细胞研究计划,也没有证据表明出了任何问题。杰龙公司董事会表示这项决定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不打算过分分散公司资源,而是将注意力放在癌症研究上。
有意思的是,关于美国政府出资赞助胚胎干细胞研究方面的争议反而促使加利福尼亚、伊利诺伊、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等州自己出资支持干细胞研究,其目的是希望日后在这一重要且利润丰厚的领域占据优势。也有可能正因为这些争议,绝大部分来自政府和基因会的全部研究经费都将进入这一本来从别的渠道获得支持的领域。
干细胞研究在美国、欧洲以及其他地方正在取得进展,虽然比乐观者的预测速度要缓慢一些。关于使用胚胎干细胞的争议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更加关注利用在人体中能够找到的所谓的成年干细胞。
成年干细胞对活组织修复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这些干细胞源自成年组织,而非胚胎,它们在研究中的应用可以规避一些争议。顶尖的科学家以前认为胚胎干细胞进展速度会很快,并且强烈质疑使用成年干细胞能否实现预期目的。但是,成年干细胞用于个别治疗取得了许多专家意料之外的快速发展。
此外,成年干细胞具有一定的优势,因为接受治疗的个人可以自行提供成年干细胞,新的组织具有病人自己的DNA,因此产生抗拒性的可能性更小。那些批评使用胚胎细胞的人高度评价这一方面取得的成功,以此证明他们的顾虑是合理的。
在此我们不要误以为科学被宗教价值牵着鼻子走。只是说,对于科学家而言,正如批评他们的原教旨主义人士所说,应当对于自身所持的偏见更加谨慎。成年干细胞能否当作胚胎干细胞广泛地用于医疗领域还有待大量的研究。无论怎样,干细胞研究仍然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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