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生物工程和转基因
2010年8月举行的一次合成生物和纳米技术研讨会的邀请卡上某个赞助商的名字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联邦调查局(FBI)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处生物反制科。我决定参加这次活动。波士顿公园广场饭店的会议室有一半的空位,只有大概100个人零零散散坐着。场上最多的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联邦调查局官员。
此次研讨会主要是培训官员如何与大学以及DIY生物研究人员合作,阻止合成生物和纳米材料的不当使用。FBI担心受恐怖主义意识形态驱使的恐怖分子、心怀不满的研究人员、企图报复的青年学生以及实验室工作人员,可能会使用致命的生物制剂或纳米毒品伤害别人或造成公众健康危机。未来的智能炸弹客可能会从互联网买到生物部件在自家实验室制造病原生物。
爱德华·尤(Edward You)是生物反制科的督察特警,曾经是美国安进公司(Amgen)的癌症研究人员,他认为FBI有必要与科学界建立互信关系。信任能缓解科学人员的担忧,从而使他们能够在发现实验室的某个研究人员或工作人员行为古怪,存在恶意的打算,立即通知当地的FBI探员。
尤说道:“我参与这件工作以后,明白FBI并非只给一些大公司投钱搞生命科学……我们必须在合成生物学界创造一种安保的文化,一种负责任科学的文化,让研究人员能理解他们就是未来的守护者。”在研究人员和FBI之间建立信任是很好的开头,但是这远不足以阻止合成生物的释放而导致的灾难。
生物安全只是合成生物造成的其中一个挑战。即便是合法的新工程生命形式也将对环境造成有害的影响,这也给人类敲响了警钟。目前已经制造的基因修改生物和微生物可能极大地改变自然生态环境。但是,合成生物最有可能改变的环境其实是人体。
人的胃肠道内有上千种细菌和几十种真菌,一般统称为人类肠道菌群或微生物群。人体和微生物群关联密切,如果没有微生物在我们肠胃消化食物获取营养,人类焉能生存。不健康的肠道菌群造成的消化问题会导致身体和精神上的损耗;反之,我们的精神和身体状况也能影响身体中微生物群的健康。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资助的一项研究表明,肠道中有1万种不同的微生物,每一种都有基因序列。肠道菌群总共有800种不同的基因,是人体中基因总数的360倍。这些基因菌是人体健康必需的许多酶的来源。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肠道中的微生物是人体不可分的一部分,如同皮肤或者神经细胞。他们更多地称呼肠道菌群为隐藏的器官。考虑到人体由大约3700万细胞组成,但是人体中细菌的数量是细胞的10倍,将微生物视作人体器官对于研究其对人类的意义提供了全新的角度。
人体内的细菌是否是人不可分的一部分或微生物的存在不可或缺这一事实为一些具有创新精神的合成生物学家提供了广泛的应用领域。将来,某一种合成的细菌将引入肠道缓解消化问题,改善新陈代谢,与HIV等病原体做斗争,加强自我免疫,刺激胰岛素分泌以治愈糖尿病。以上好处足以证明制造新形态的消化细菌的利多于弊——假设我们采取必要的降低风险的措施。
酸奶里添加的细菌可能足以将新的合成微生物引入消化菌群。一些创新企业甚至可能制造新的微生物在我们肠道中孕育繁殖,以便吃各种巧克力和冰激凌也无须担心增肥。如果是这样,除非是那些顽固不化的“天然食品守护者”才会拒绝这种微生物进入他们的消化系统。
NHI的研究证明,每个人的肠道里都有病原细菌。目前我们仍然不清楚为什么病原体时而导致疾病。在肠道中引入额外的病原体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可能是问题,也可能不是问题。但是,摆弄微生物需要特别小心,改变肠道的环境可能引起新的流行病,因为加速现有病原体突变会引发另一种具有攻击性的新型疾病。
修改单细胞生物和制造新的生物部件是基因学领域的前沿研究。合成生物不仅会改善人体健康,还会引起其他领域的变革,比如为生产可持续能源提供了新方式。有估计表明合成生物工业的价值到2016年将从2010年的16亿美元上升至108亿美元。
转基因生物对环境和公众健康造成的挑战很容易理解,对具体的风险进行分析和应对虽然很困难,却是必要的。这一任务之所以复杂还因为任何与基因学有关的事情都会涉及多方面的生物伦理战争,难道仅仅为了有一些好处就要摆弄基因吗?这样做是否已经越界了?
有人指责改变基因的科学家是在玩弄上帝,这样的指责具有神学的腔调。但是他们表达了普遍存在的一种担忧:人类不应当去开展这一方面的研究。转基因新方法之间的小打小闹只是范围更广的血腥战场的冰山一角,这场战争主题是:是否所有的伦理之争都将缩减到简单的好坏之争。
有些项目,根据这一观点,肯定是错的。比如说,所有人都有内在的价值,因此必须受到尊重。通常这一原则以某种黄金法则或是康德“绝对命令”等形式来表述,即人本身是目的,而不应当作为目的的手段。很多人认为,动物和环境具有内在的价值,不应当受到虐待。并非所有人认同这一观点,但是人们普遍认同环境应当受到更好的对待,动物不应当受到不必要的折磨。
指导我们决定发展哪些技术的价值理念具有重要意义。是否因为某一领域的研究所带来的好处超过其所带来的风险,就足以证明推行这一研究是合理的?或者有些红线是不可以跨越的,如果是,哪些是红线?
此外,如果在一个社会对于哪些形式的研究可以做、哪些是明令禁止的存在根本分歧,那么科研人员和决策者应该怎么办?
基因材料生物伦理方面的小冲突仍将是有关建立内在价值的大斗争的替代品。从很多方面而言,斗争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帮助清理那些造成偏见和不宽容的价值观念。但是随着洗澡水一起扔出去的还有里面的婴儿,特别是因为某些过去强化了的带有偏见的宗教理念,导致所有宗教认可的价值都被摒弃了。
哪些行动是正确和善意的,这一方面的伦理理论通常分为两大阵营,其中一个阵营支持内在价值的各种规则或责任,碰到新情况正确的做法是应用上述规则。另一个阵营则认为,只有对各种应对挑战的办法所造成的后果进行分析评价之后才能确定正确的行动,即选择能够产生最大净效益的行动方案。
如果不得不思考这一原则所带来的结果,很多人都会声称支持后果主义,追求最大程度的最大效益,但是实际上很少有人将其作为一个严格的原则。这一点也经常通过一个伦理思维实验得以证明,这个实验的名字统称为“有轨电车难题”(trolley problems):如果救5个人可能导致另外1人丧命,大部分人很可能是按下开关救下火车即将撞上的5个人,但是火车会倒回去将反方向的另1个人撞倒。但是很少人会认同,1个健康的人为5个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人捐献脏器。国际通行的保护个人权利的原则要胜过对于利弊的简单算计。
对于科学家和科学政策而言,如何弄清遵循哪些原则,特别是关于孰是孰非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原理。虽然自相矛盾,技术并非完全没有价值。技术的价值是实用性,是目的的手段,通常对技术使用的内在后果进行衡量后确定其价值,但这也造成了一个未回答的问题:当某些群体采用了某一技术后无情践踏了另一些群体接受的本质价值,那该怎么办?
当观点不同时,民主社会的领袖通常会采用实用主义(后果主义)分析方法,对利益和损失进行衡量比较。听从某个群体的价值而不顾其他群体的诉求被认为是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实际上,强势群体的意志通常占据上风,甚至侵占了少数派的权利。道德上的进步可以通过纠正过去的错误来衡量,比如:奴隶制、妇女权益,以及近来的同性恋者权益。尊重非人类动物的权利正在逐步受到重视。
如果有关设计婴儿、转基因生物、人类克隆和人兽杂交等问题的争论都沦为实用主义的计算,那将是可悲的。只是因为技术上可行,且好处明显超过了坏处,就可以放行开展研究吗?对于生物工程中什么是可能的,以及什么应当或不应当发展存在的争论已经超越了基因学的范畴,成为关于极大程度延长人类寿命以及提高人类能力的技术之争。在本章和下一章就基因可能性进行讨论之后,我们将在后续三章转向基因方面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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