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看的不看
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打破了政府对于媒体内容的管制。互联网鼓励了自由意志主义者的主张,“禁止事先限制”的原则随着自由的风潮被传播到了全世界。《国语·周语上》讲: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治理经验贯彻整个文明史的国家,对于言论的警惕高于全球任何一个地区政府。因为对于一个超大型国家而言,所有管控和治理的前提都是要维护国家根本利益,而非少数人私利。事实上,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也证明了这一点。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反而在细节方面区别明显。比如在美国并没有规定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是被禁止的言论,但在德国、法国、比利时、奥地利、波兰等欧洲国家却是被严格禁止的。互联网尽管连接全球,但仍需要服从当地的禁忌和规定。
言论只是互联网内容管制的一个引人注意的侧面,因为这涉及传统社会的管制最为严格的部分:内容服务、思想和言论流动。如果互联网的出现让我们从内容管制一步跨到了完全开放,而今天又认为国家对互联网的内容管制是严重的倒退,那可能会产生严重的互联网治理风险。从有限的历史经验来开,完全颠覆的改革过程往往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而渐进式的改良会好很多,今天的内容管制就是在重走改良路而非倒退。之前天真的冒进已经显现出很多问题,比如ISIS通过互联网宣传在全球招募志愿者,近期我国在边防上部署了力量,拦截了很多去往叙利亚投奔ISIS的“志愿者”。在所谓的失败国家和地区是最容易滋生极端恐怖主义的,而这是与人类既有秩序形成最大反差的部分。通过内容加工进行意识形态传播,炮制所谓的正义性,这对于民众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的网络管制是参看整个环境的一个观察点,我们不应该扭曲地认为中国的管制是一种现代的压迫形式,事实上互联网管制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是广泛存在的现象。
我们正在面对的问题,是一个两难的僵局悖论:是摧毁互联网最为宝贵的特征——国际互联性,对互联网通信系统化地进行国界划分;还是发展一个跨国范围的内容管制系统,以共识和习惯的方式自主协调,但任由某些邪恶自由穿行。当然,也可能是陷入两者之间的混乱之中。可以想见的是,无论我们选择哪一方,都无法维持互联网的自由、活力和蓬勃发展。
内容生成方式的互联网化是内容管制的主要对象,在内容审查、分类、管理的产业化等方面需要做大量工作,尽管这一发展显得有些滞后,但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互联网治理的行动者参照原有出版商特许经营的管制方法,采取了阻止访问的“过滤访问”制度,也就是常说的“黑名单”制度。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全世界各国发现这一制度存在着几个严重的问题,比如黑名单对透明性和程序正义原则的挑战;黑名单的过度拦截现象;黑名单常常出现超出本国领土的过度影响等。
互联网内容审查管制的重点对象是妇女、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和少数组群。就未成年人保护来说,很多不适合未成年人阅览的黄暴内容对儿童成长是极其不利的,还有很多侵害儿童的网络内容煽动并诱发了很多儿童侵害案件的发生,而且这两者会互相促进——由儿童侵害案件开始促发类似内容的传播,内容的广泛传播更加促进儿童侵害案件的发生。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全国各地发生多起针对儿童的侵害案件,且随着新闻媒体大幅报道类似案件越来越多,于是新闻主管部门迅速下发通知要求媒体减少对这类案件的报道。类似这样的内容审查管制,在倡导开放的人看来是对自由的损害;但如果能更多地保护到被侵害人群,就完全可以暂时搁置所谓的自由主义。
最终,我们认为国家及网络运营商应扮演看门人的角色,面对那些真正被认为是违法的内容时,严格管制获取或制造这些内容的行为,但前提之一是明确违法内容的边界和范围。模糊化的描述或者任何欠精确的定义都将被认为是对公民权利的制度性限制,应该谨慎研究。
本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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