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也无法忘记他看向花园时那种
恍惚的眼神,他小声地说——那声音似
乎犹在耳边,“我找到方法了。”
“什么方法?”我问。
“制造‘超级炸弹’的方法,”他回答
道,“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计划,它将
改变历史的进程。”
乌拉姆立即告诉了卡森·马克和诺里斯·布拉德伯里,第二天还告诉了爱德华·泰勒。泰勒差不多花了10年的时间研究这个问题,他一听乌拉姆说完,马上就采纳了他的建议,还请了年轻的维也纳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霍夫曼(Frederic de Hoffmann)来进行初始计算,以判断该计划是否可行。“我渴望为氢弹研究做点什么,其他人却不想,”泰勒说,“不过,还有一个比我更加渴望做这项研究的人,那就是弗雷迪·霍夫曼5。”计算出投放在日本的两枚炸弹弹道轨迹的人,正是当时年仅20岁的霍夫曼先生。
泰勒在评论1955年的氢弹研究工作时,称其为“众人的工作”——那是一次众人齐心协力的尝试,那是面对大量的批评、在众人的帮助下完成的工作。汉斯·贝特于1954年写下了自己的总结,在制造原子弹的时候,他给予了泰勒全部的信任,因为泰勒是“第一个提出内爆时,要将可裂变物质的密度进行压缩、使其大于原子弹内部正常密度的人”。可他拒绝承认泰勒在氢弹制造过程中有过突出贡献。“你无法对一个不是科学家的人描述这个新观点的新奇性,”他写道,“出乎意料的是,这与之前取得的进展大相径庭。他听到这个新观点时,脸上立即浮现出绝望的表情,由此可知,连泰勒也不曾预想到这一点。”
乌拉姆说:“对传统的‘超级炸弹’的过分热情,使得泰勒暂时无法想出新的方案。同时,他还强调,我们真正要做的,是进行大量的计算、对整个过程中的普通物理学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以及制定实施计划。而且,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有必要预计和避免它们的‘副作用’,因为任何一个‘副作用’都有可能毁了整个过程。此外,若要单独指出某一个人,那便是贝特。从最初无效的方法中做出决定性的转变,费米在其中的贡献是无人可及的。”
我们于1951年2月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也就是著名的泰勒-乌拉姆设计方案,并于1951年3月9日联名发表(那是一份厚达20页的秘密文本)。泰勒和乌拉姆解释道:“整个安排可谓一场异质催化,由产生于某一系统中的反应,来引发另一个系统中的反应。”“这一新的想法,使制造‘超级炸弹’的设想变得切实可行,那就是制造氢弹。”哈利斯·迈耶说,他负责这“极其复杂却也异常有趣的”新想法的具体实施。迈耶的专长是分析辐射不透明度——在特定的温度下,某些物质如何在辐射状态下更加不透明,或者更加透明。掌握了这些细节以后,我们就能够进行调节,使辐射流向你的目的地。而且,当辐射流向那里时,要么在那里进行吸收,要么进行转化。“在辐射流动方面,大自然向我们提供了丰厚的利润,”他说。然而,他又补充道,“直到奥皮事件后(Oppie Affair),人们才认为斯坦是氢弹制造的重要人物。奥皮事件使得人们对爱德华极为生气,他们开始接受泰勒-乌拉姆设计方案。”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天才原子弹设计师西奥多·泰勒(Theodore B.Taylor)说:“乌拉姆多次要求进行二次压缩。”当时,西奥多·泰勒、乌拉姆以及爱德华·泰勒私交甚好。“现在乌拉姆提出二次压缩是因为他抱持着这种关键性的看法,即进行二次压缩的话,逆康普顿效应(Inverse Compton Effect)就不会消耗能量,事物会更接近平衡,并且在如此高密度的情况下,能够实现足够快的反应速率和足够高的上升温度,所以会非常有效。关于这点,我不知道是谁提出来的。”西奥多·泰勒说,但是他认为两人应该都有功劳。“我的感觉是直接压缩的想法应该是他们两人同时提出来的,他们应该都认为进行压缩是对的,”他说道,“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进行压缩呢?”这个问题是由乌拉姆提出来的,我相信泰勒肯定会说:“哦,真是好极了,那让我们使用放射物,而非流体力学吧。”然后,一切都变得清晰了。
在过去的8年里,“超级炸弹”的研究工作一直停滞不前。现在,终于迎来了一套设计方案,它将在以后的19个月里,由概念转变为成功的试验。1951年6月,在高等研究院奥本海默的办公室里,奥本海默、泰勒、冯·诺依曼、贝特、费米以及约翰·惠勒参加了第一次会议。会议目的是讨论使用新方法可能产生的结果。“实验室的所有高层都来了,我们围坐在这张桌子旁讨论了两天,”雷曼兄弟合伙人、时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的戈登·迪安证实道,“最后,会议室里的每个人都确信讨论终于有了结果……没有再出现争吵……就是在那个时候,讨论的进程开始快速推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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