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止境的好奇心和难以抑制的求知欲
匈牙利存在的1100年来已经经历了太多的不可能,作为仅需少量资源的战略要地,其先后被罗马帝国( Roman)、奥斯曼帝国(Ottoman)、俄罗斯帝国(Rus-sian)、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纳粹德国和苏联占领。据斯坦·乌拉姆所说,冯·诺依曼将匈牙利的智力成果归功于“个体潜意识里的极端不安全感和创造非凡成就或面临灭绝的必然性”。匈牙利语是芬兰-乌戈尔语族(Finno-Ugrian)的一个分支,外人难以理解,只和芬兰语(Finnish)、爱沙尼亚语(Estonian)特别接近,这强化了匈牙利对邻国入侵的反抗,同时促使匈牙利的知识分子采用德语作为交流的媒介。为了在非匈牙利语的世界中生存,匈牙利转而发展音乐、数学和视觉艺术的通用语言。布达佩斯是连接世界的桥梁,这里产生了一大批为跨越艺术和科学领域的鸿沟而架桥的天才。在数学领域和电影业有一种说法:“你不必是匈牙利人,但它确有帮助。”
即使是在布达佩斯,冯·诺依曼的天资也让他脱颖而出。“约翰尼最典型的特征是对万事万物无止境的好奇心和难以抑制的求知欲,他迫不及待地去认识和了解任何问题,不论难易高下,”克拉拉回忆说,“凡是引他发问的东西,他都不会放过;他会生闷气,板着脸,感觉难受,直到找到了至少让自己满意的正解。”他能够拆解任何问题,然后将之重新组合,使答案呈现为显而易见的结果。“他有一种在数学家中间也许比较罕见的能力,”斯坦·乌拉姆解释说,“他能够和物理学家交谈,理解他们的语言,并且几乎在瞬间就可转换成数学家的方案和表达式。
接着,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后,他又可以将它转换回物理学家常用的表达式。”
任何主题都是公平的博弈。“不过,我不认可把股票的糟糕走势归咎为股票交易所的小伙子们的愚蠢,”1939年,他对乌拉姆说,“即便那些小伙子真的愚蠢,但是一定存在一种解释,跟这些毫无关系。”这个问题引导他和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在战争年代合著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一书。在此期间,冯·诺依曼投入了他不断被挤压的空闲时间,而摩根斯坦则倾注了“有史以来最高强度的工作周期”。
克拉拉回忆说:“约翰尼奔走于东海岸,开大量会议,到晚上才回家。他一进门,就打电话给奥斯卡,然后他们会花费大半个晚上著书……这种情况持续了近两年,中间经常被各种事情打断。有时,他们一连几个星期都不能聚一次,但是只要约翰尼回来了,他就能准确地从他们中断的地方拾起,好像其间没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
在洽谈阶段,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曾威胁要删除书稿中更多的篇幅。最终,《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于1944年出版,全书共673页,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详细介绍了如何由不可靠的部件构造可靠的经济,同时基于一般数学理论奠定了经济学、演化和智能的基础。“各个分立相持、相隔甚远的领域实现统一,”他们在前言中描述道,“这实属罕见,并且要等到每个领域都融会贯通之后才可能发生。”博弈论最开始为军事战略家所采用,经济学家紧随其后。“冯·诺依曼如惊鸿掠影般走进了我们的领域,”数理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50年后回首往事时评论道,“从那以后该领域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克拉拉回忆冯·诺依曼时表示:“他的头脑有多灵活,他的双手就有多笨拙。”作为一名化学系学生,他曾被认为是实验室玻璃器皿的一个威胁。他会被“不可能”的问题所吸引,预测天气、了解大脑、解释经济,以及用不可靠的部件构建可靠的计算机。“本着简单的益智精神考虑最重要的问题,这是他的骄傲,”克拉拉说,“就好像他在挑战世界给他提出的任何难题、任何问题,然后用秒表计时,看看他能多么迅速、机敏、轻松地解决它们。”
爱德华·泰勒认为:“如果真有智力超人的比赛,其成员就会是约翰尼·冯·诺依曼那样的。”泰勒同时称赞他的大脑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神经超导”,并补充说:“如果你喜欢思考,你的大脑就会得到发育。这正是冯·诺依曼所做的,他喜欢他的大脑不断运作。”如果这里没什么需要思考的,他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到别的地方。据赫尔曼·戈德斯坦说:“约翰尼对不想听的话题或论文漠不关心。”
学生时期,冯·诺依曼的数学、历史、语言和科学在班里都排名第一,唯有音乐和体育除外。即使在青年时期,克拉拉记得,“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矮胖,不是中年人松弛的样子,而是像婴儿般饱满、圆润,像小孩画的月亮上的人”。他不爱运动,但喜欢走路。“我们必须徒步很长时间才能看到Bear’s Bathtub、约塞米蒂国家公园(Yosemite)的‘新娘面纱’(Bridal Veil)、黄石国家公园(Yel-lowstone)的‘恶魔之炉’(Devil’s Cauldron)和达科他州(Dakotas)某处的‘魔鬼塔’(Devil’s Tower),”克拉拉在报道上说,“这些和其他拥有类似名字的地方都触动了他的好奇心。有好几次,我们都是开车走了数百千米的弯路,有时甚至徒步几千米,只因为他的好奇心受到这些花哨的名字挑拨。”他也迷上了楼梯,虽然“笨拙……但他喜欢一次跨两级”。卡斯伯特·赫德(Cuthbert Hurd)回忆道。他遇见冯·诺依曼是在橡树岭(Oak Ridge),当时正值“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期间,后来他成为IBM计算方面的主管。
克拉拉曾试图让约翰尼对滑雪产生兴趣,但是在两三次尝试后,“他很干脆,没有任何怨恨,就直接提出了离婚……如果和一个女人结婚——不管她是谁,就意味着他必须踩着两片木头在某个光滑的山坡上滑来滑去,那他肯定会选择独居,他曾说,日常的锻炼就是‘在温暖宜人的浴缸里进出’”。
他很少出现不穿西装、不打领带的情况,他把这种习惯归因为一次被误认为是学生的经历,当时他以26岁的年龄到普林斯顿大学执教。不过在其他方面,他非常享受美国生活的无拘无束。“除了勤奋工作,约翰尼似乎也是一名出类拔萃的享乐主义者,他时刻准备着,例如,狂野地开车去邻近的西班牙咖啡馆寻找他喜爱的胡椒辣酱玉米馅饼,”弗朗索瓦丝·乌拉姆(Françoise Ulam)回忆道,她还补充说,“斯坦认为这种馅饼可能让他想起了匈牙利炖牛肉!”据克拉拉说,他极度迷信。“在打开抽屉前,要将抽屉推进拉出7次;灯具开关同样如此,必须先开关7次后,才能让它正常照明。”
“他表现出一种变色龙般的能力,善于适应身边的人们。”赫尔曼·戈德斯坦回忆说,并且他从未说过无法向不懂数学的人进行解释。“他的讲解就像玻璃的外表面,非常光滑流畅。不知为何,他知道应该如何让你穿过森林。每当他发表演讲时,他的论述总是如此清晰,就好像有魔力。这一切都显得那么简单,你根本无须做笔记。”尼古拉斯记得哥哥回到布达佩斯开量子力学的讲座,并在谈话之前给大家庭做了一个非技术性的总结。“解释狄拉克的理论并不容易。”尼古拉斯指出。
斯坦·乌拉姆记得,“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他的眼睛,棕色、大而有神,且表情丰富”。1935年,他在华沙(Warsaw)第一次见到冯·诺依曼。他接着说道:“他的头出奇得大,让人印象深刻。他走路时略显蹒跚。”乌拉姆发现他率性、“远非拒人千里或难以接近”,觉得和他意气相投,但又指出:“他和白手起家或背景一般的人在一起会局促不安。他觉得和第三代或第四代富裕的犹太人待在一起最舒服。”“尽管他富有幽默感,但是他和其他人之间似乎隔着一层薄幕或轻纱,存在一种隔阂”,文森特·福特(Vincent Ford)上校指出。他是冯·诺依曼在美国空军战略导弹评审委员会(Air Force Strategic Missiles Evaluation Committee)的专员,也是他生命最后一年在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Walter Reed Army Medical Center)卧病不起时的助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似乎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从另一种意义上,又似乎不是。”
冯·诺依曼对计算项目一线的工程师们态度热情,而对高等研究院的其他教授却显得冷酷。尽管如此,他来到机房或工作台时,工程师们都会为之惊恐。“如果他不在机房,得出实际数值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他在那里时,每个人都会变得十分紧张,”马丁·史瓦西(Martin Schwarzschild)说,“但是,当大家真正遇到难题时,都会去向冯·诺依曼求助。”
“某些时候,我们或多或少都可以做到思路清晰,”匈牙利籍美国数学家保罗·哈尔莫斯(Paul Halmos)说,“但是冯·诺依曼思路的清晰度比我们大多数人要高出几个数量级,而且他能始终保持思路清晰。”他拥有计算和逻辑智能,“他敬佩甚至嫉妒那些拥有互补品质的人,他们闪现的非理性直觉有时可以改变科学发展的方向。”哈尔莫斯补充道。“也许动物的意识比我们的更加虚无飘缈,也许它们的认知总是如梦如幻,”1964年,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回忆说,“相反,每当我与冯·诺依曼交谈时,我始终觉得只有他是完全清醒的。”
与冯·诺依曼这些超越常人的能力相抵偿的是一种率直的幽默和不知疲倦的社交生活,他也曾设法想要融入正常人的生活,但是成败参半。“你告诉他某处有些混乱,他会说,‘哦,你的意思是这个吧’,然后那处就会重新精妙地被阐明。”他以前的门生拉乌尔·博特(Raoul Bott)说。“他无法将非常优秀的人和不太优秀的人区分开来,”博特补充道,“我猜在他面前,他们都显得慢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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