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冯·诺依曼,灵魂人物的入驻
我们是火 星人,来到地球是为了改变这里的一切 ——我们都害怕自己不受欢迎。
所以,我们尽量保守这个秘密,装成美国人 ……
但是,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的乡音 未改。因此,我们定居到了一个世人从未听说过的国度,现在我们都自称匈牙利人。
1999年
约翰-路易斯·冯·诺依曼(John-Louis von Neumann),匈牙利语原名为Margittai Neumann János Lajos,是麦克斯·诺依曼(Max Neumann)和玛吉特·吉塔·卡恩(Margit Gitta Kann)的第一个孩子,1903年12月28日出生于布达佩斯,那一年奥斯瓦尔德·维布伦获得了他的博士学位。当时,匈牙利、布达佩斯市和冯·诺依曼家族的发展皆可谓蒸蒸日上。
1867年,奥匈帝国二元君主制的建立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一段和平、繁荣的发展时期,也掀起了对犹太人日益严苛的抵制风潮。根据克拉拉·冯·诺依曼的说法,这个国家最为著名的当属“男人的勇猛、女人的美丽,更重要的是它那无可救药、充满不幸和悲剧的历史”。1873年,位于多瑙河两岸的布达和佩斯合并,成为匈牙利的新首都和欧洲发展最快的城市。现在,布达佩斯作为奥匈帝国文化和经济中心,可媲美维也纳。当时,布达佩斯有超过600家咖啡馆、3所世界上最严格的高中,并在麦克斯·诺依曼年轻时建成了欧洲大陆的第一个地铁系统。
1873年,麦克斯·诺依曼曾用名纽曼·米克萨( Neumann Miksa )。他在布达佩斯南部的佩奇市(Pécs)长大,后来成为一名律师和投资银行家,专攻技术知识和财政资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些年,这个领域推动了匈牙利的现代化建设。后来,他入赘雅各布·卡恩(Jacob Kann )家族。这个家族经营卡恩-海勒(Kann-Heller)农业机械供应业务(最初为磨盘供应商,后来发展成为行业领导者,类似于美国从事直销的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Roebuck]),公司位于布达佩斯62 Váczi UT一栋非常显眼的建筑内,它占据了整个一楼。麦克斯和玛吉特搬进了顶楼一个有18个房间的公寓,周围住着玛吉特的三个姐妹及其家人,他们分得了复式顶楼的剩余部分,还有海勒家族的另一支居住在下面的二楼。麦克斯托人为每个孩子制作了一扇彩色玻璃窗作为他们的出生纪念,约翰(生于1903年)的象征是公鸡,迈克尔( Michael,生于1907 年)的象征是猫,尼古拉斯(Nicholas,生于1911年)的象征是野兔。“1983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参观布达佩斯,那时它仍然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尼古拉斯说,“但是看门人热情有礼地接待了我们,窗户也还在。”
1913年,麦克斯因为“在金融领域立下功劳”,被皇帝弗朗兹·约瑟夫(Franz Joseph)授予世袭称号。由此,这个家族的德文姓氏改为玛吉泰·诺依曼(Margittai Neumann),或冯·诺依曼(von Neumann)。1928年,麦克斯去世后,他的3个儿子都皈依了天主教(尼古拉斯称“是为方便起见,实际上并不信奉”),并移民到美国。迈克尔恢复姓氏诺依曼(Neumann),而尼古拉斯则采用冯诺依曼(Vonneu-mann)。约翰保留了冯·诺依曼,匈牙利语名字仍然是扬奇(Jancsi),而朋友们都叫他的英文名约翰尼(Johnny)。
“毫无疑问,1913年的贵族与封建时代所存在的那种贵族是不一样的。”尼古拉斯解释说。1942年,他加入美国陆军,随后在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待了几年,后来专心从事专利法律事务。“无论爵位是否系我父亲购买,这都有点离题了。它是对于匈牙利经济成就的一个奖励,当时也不是封建时代,”尼古拉斯强调,“重要的是,父亲相信精神生活。”
麦克斯建造了一个私人图书馆。在那里,成长中的约翰如饥似渴地阅读书籍,他对威廉·翁肯(Wilhelm Oncken)的全部44 卷通史Allgemeine Geschichte in Einzeldarstellungen如痴如醉,有人问及时,还能凭借记忆细细背诵。他研究了跨越千年的拜占庭帝国,即便到了生命的尽头,他的数学才能都消失了,他还依然对此念念不忘。“它的权利和组织让他痴迷不已。”斯坦·乌拉姆(Stan Ulam)回忆说。根据赫尔曼·戈德斯坦的说法,“他能够做到只阅读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一遍,就能逐字背诵出来”,甚至是在几年之后,戈德斯坦说,“有一次,我为了测试他的能力,就让他告诉我《双城记》(Tale of Two Cities)的开头。于是,他没有丝毫停顿,立即开始背诵第1章并一直持续下去,直到被我叫停”。
冯·诺依曼的快乐童年,与主宰他成年生活的全球冲突形成了鲜明对比。当孩子们还在邻舍自由地玩耍时,战争的阴云却越聚越浓。“孩子们玩的一个游戏是由约翰领导的,”尼古拉斯回忆道,“就是象征性或抽象地在坐标纸上演绎‘战争’,有城堡、公路、工事等,通过填充或连接坐标纸的方格来表示,其目的是证明和实践古老的策略。交锋中参与者的角色或对战胜国和战败国的指定是客观而不带感情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匈牙利都以失败告终。
匈牙利中学的入学准备是在家里开始的。冯·诺依曼的兄弟和表兄弟同时配有法语和德语家庭教师,还有教授各个课程的私人教师,包括意大利语、击剑和国际象棋。约翰掌握了流利的拉丁语、希腊语、德语、英语和法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孩子们跟着英国本土的两位老师学习英语,他们是汤普森(Thompson)先生和布莱斯(Blythe)先生。他们曾在维也纳被当作敌国公民遭到拘押,但是在麦克斯的协助下,“轻而易举地就将‘拘禁’地点正式改到了布达佩斯”。
战争结束后,匈牙利被库恩·贝拉(Kun Béla)的共产主义政权统治了133天。由于麦克斯的影响力,家族重新夺回了他们的房子,之前正值布达佩斯最动荡的时期,他们逃往位于威尼斯附近、亚得里亚(Adriatic)海边的一栋避暑别墅避难。“在所有人享受平等待遇的指导原则下,大公寓被拆分开来。”尼古拉斯回忆说,他当时7岁。一个由共产党官员、正规军的士兵和房子的看门人组成的委员会前来管理重新分配的事务。“在重物压住的钢琴上,我父亲放了一捆英镑纸币,我不清楚有多少,”尼古拉斯说,“戴着红色袖标的共产党官员迅速赶到那里,把它拿走了。委员会的人离开了,我们得以留在公寓里。”
在吃饭的时段,孩子被视为成人。“整个家庭仍然习惯聚集起来,吃上一顿相对丰盛、漫长的午餐,之后我们回到各自的工作或学习中,直到晚饭时间到来。”尼古拉斯说。麦克斯频繁地在家宴客,尼古拉斯说,“我们从父亲在家开展银行业务的经历,领略到了建立业务联系和执行权力管理的‘秘密’。”麦克斯精明却又善良。据尼古拉斯回忆,他们的司机曾未经许可就私自使用他们昂贵的法国雷诺车(Renault),并造成了损坏,这名司机原想自己会因此丢掉工作,麦克斯却说没事,并且和雷诺经销商协商进行更换和维修。
麦克斯主张展示金融产业应用的实际例子。“如果这些活动涉及报纸企业的融资,讨论的内容与印刷机有关,他就会把印刷机带回家,并展示样品的类型,”尼古拉斯说,“或者,如果是一家纺织企业,例如,匈牙利提花纺织厂(Hungaria Jacquard Textile Weaving Factory),那么讨论就会围绕全自动提花机展开。通过追溯这个经验,约翰后来发展出在穿孔卡片方面的兴趣,可能就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了!”
对于一个来自富裕的中产阶级犹太青年来说,加入匈牙利贵族是不寻常的,但在当时的布达佩斯也并非没有先例。1867年,在与奥地利达成协议之后,一扇开放的窗口就已经打开,直到后来库恩·贝拉的崛起和1919年末的反革命运动,才在霍尔蒂海军上将(Admiral Horthy)的统治下被关闭。其间引进了“入学限制条款”,要求大学招生反映总人口的组成,实际上恢复了对犹太人从事学术和专业工作的限额。那时,如卡恩和诺依曼这样的家族已经融入了匈牙利的上层阶级。
经历了库恩·贝拉的“红色恐怖”(Red Terror)和随后的“白色恐怖”(White Terror)后,麦克斯可谓毫发无损,他重新做回了银行家,还加盟了阿道夫·科纳(Adolf Kohner)父子的投资银行。他用魅力轻易地打开了通往高不可攀地位的大门,他的儿子后来用同样的方式在美国赢得了权力。“他的哲学、科学和人道主义遗产的本质是做不可能的事,敢于做先行者,”尼古拉斯谈论约翰从父亲麦克斯那里学到的东西时说,“他所做的不仅从来没有人做过,而且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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