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散天涯
1954年,为了监管在雷霍沃特的魏兹曼研究所进行的WEIZAC建构,杰拉尔德和塞尔玛·埃斯特林移居到了以色列。1955年,他们回到了高等研究院,并在1956年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在这里,他们帮助建立了新的计算机科学系,该系后来培育了新一代企业家型的计算机科学家,其中包括他们的两个女儿——德波拉(Deborah)和朱迪·埃斯特林(Judy Estrin),以及兰德公司的保罗·巴兰(Paul Baran)。埃斯特林在回顾高等研究院的电子计算机项目时,说道:“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之后发生的许多事情都相当精彩。”
安德鲁和凯瑟琳·布思(Kathleen Booth)回到了英国,在这里他们一直在帮助推动数字计算和X射线晶体学的持续发展,直到1962年,他们移民到了加拿大。在看到一份戈德斯坦和冯·诺依曼在1947年2月讨论他俩(安德鲁和凯瑟琳)在高等研究院的住宿安排的笔记复印件的时候,安德鲁回应道:“人们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这让我和凯瑟琳感到非常快乐!”
约瑟夫和玛格丽特·司马格林斯基帮助建立了普林斯顿大学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Geophysical Fluid Dynamics Laboratory),在这里进行的气候建模是在高等研究院气象项目中断的地方继续推进的。朱尔·查尼和诺曼·菲利普斯则留在了麻省理工学院,构成了计算气象小组的核心成员。这个小组化解了约翰·冯·诺依曼与诺伯特·维纳的一些分歧——约翰·冯·诺依曼相信气候是可以预测的,但是诺伯特·维纳相信气候是无法预测的,他们两人分别给出不同的理由,其中有一些得到了计算气象小组清楚的解析。赫迪·塞尔伯格将她的专业知识传授给了普林斯顿大学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Plasma Physics Laboratory),而拉尔夫·斯卢茨则成为位于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Boulder)的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的计算负责人。理查德·梅尔维尔和休伊特·克兰去了斯坦福国际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主要负责开发ERMA系统——这是一个不同银行间机器可读支票的电子结算系统。迪克·斯奈德(Dick Synder)回到了美国无线电公司,致力于磁核内存的研究,但没能说服美国无线电公司像佐利金发明电视机一样带头进行革新。莫里斯·鲁比诺夫回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并在飞歌公司做了短暂停留,他在那里主管飞歌2000的研发。飞歌2000是第一台完全晶体管化的计算机,而且它拥有异步算法,该功能是高等研究院研发出来的。阿瑟·伯克斯在密歇根大学安定了下来。1949年,他在这里创办了计算机组的逻辑学(Logic of Computers Group),并于1996年担任了冯·诺依曼的《自复制自动机理论》的编辑。然后,在2003年,他与艾丽丝·伯克斯(Alice Burks)合著发表了权威著作《谁发明了计算机?》(Who Invented the Computer?)。
1954年,罗伯特·奥本海默不再被准许参加秘密工作,在他的安全许可自动过期的前一天,战后平民掌控核武器的梦想被一种公开的敌意行为打破了。“军方希望能从始至终掌控一切:实验室、计算机、整个未来、核武器,”哈利斯·迈耶解释说,“当我们建立了原子能委员会,军方觉得他们丧失了对主要火力的控制权,他们对此耿耿于怀,想夺回这种控制权。因此,为了夺回核武器和计算机的控制权,抹黑奥本海默也成了其中的一项工作,当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他在富尔德楼负责看守原子能委员会的警卫被撤走了。此时,高等研究院的员工们撇开分歧一致支持奥本海默,与企图将他赶出原子能委员会的人作斗争。奥本海默得以一直留在原子能委员会担任负责人,直到1966年他患上了咽喉癌,然后辞职并搬出了奥尔登庄园。他成为我的邻居,一直到他离世。曾是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和奥尔登农场主宰者的人物,现在成了在我家隔壁的院子里踱步的、面色苍白、骨瘦如柴的人。
直到1968年,奥本海默的死对头刘易斯·斯特劳斯一直都是高等研究院的托管人,不过,因为外界对他占据奥本海默的位置一直存在反对的声音,这深深地刺痛了他,他最终选择了辞职。他仍然和联邦调查局(FBI)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而纽约办事处的FBI特工提供的一份备忘录中记载道:“1955年8月21日,他们从日内瓦回国时,当时有斯特劳斯上将以及他的夫人和助手……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的联络人拜访了他们,并帮助他们通关入境,对他们非常客气。斯特劳斯上将对联邦调查局及其局长赞誉频频,他曾说过:‘只要你需要他,胡佛先生就会出现在你身边。’”
1939年,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离开研究院后,基本上就和它断了一切联系。1959年,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与世长辞。据他的女儿琼·卢文森(Jean Le-winson)说:“我父亲在离开研究院后,就和它完全没关系了。”1955年,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88岁。那一年,他的女儿记录道:“今年夏天在安大略省,水是如此冰冷,弗莱克斯纳博士还在水中游泳,而卢文森先生都不愿靠近这冰冷的水。现在,他还没有看到森林,不过已经见到了鱼儿,也悠闲地散过步了。”
1982年,弗拉基米尔·佐利金与世长辞。他生前致力于电子产品的生物医学应用,而他对自己寄予厚望的发明——电视机被如此滥用,深感沮丧。在选数管创新项目流产之后,原子能委员会再未取得数字计算领域决定性的领先地位,其资源被投入到了商业电视、广播衍生品以及全国广播公司之中。
1953年,刘易斯·弗赖伊·理查森逝世,去世前刚好看到自己关于数值天气预报的梦想成真,且事实证明了他对武器泛滥的担忧是正确的。虽然他将朱尔·查尼告诉他的关于1950年ENIAC的预测誉为“一次重大的科学进步”,但是他终止气象工作转向其他研究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1944年,他首次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战争的时间分布》(The Distribution of Wars in Time),但事实却是令人沮丧的。“与不可能事件的泊松定理的一致性,让我们注意到了一个一直存在的概率背景,”他总结道,“如果只考虑战争的早期,那么我们可以说战争爆发的背景原因是因为好斗。但是,由于战争的分布相同,对改变的一种不安分的渴望似乎就构成了战争的背景原因。”
诺伯特·维纳在1964年访问斯德哥尔摩途中死于心脏骤停。他看透了军方的军事野心,尤其是对平民使用核武器导致控制论的创始人公开反对军方资助的研究项目。“机器能够并且确实突破了设计者的限制,”他在《时代周刊》上撰文告诫说,“这就意味着虽然在理论上它们局限于人类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可能没有意义。”《外推法、插值和平稳时间序列的平滑化》(Extrapolation, Interpolation, and Smoothing of Stationary Time Series)的作者认为,人类不可避免地会被运行速度更快的机器所超越。“人类活动得如此缓慢,因此我们想有效地控制机器可能是痴心妄想。”他还说道。他还举例称,计算机控制的核武器和计算机操控的股市就是人类将权力让给机器的两种表现形式。
1984年,斯坦·乌拉姆逝世,他生前曾待在博尔德市的洛斯阿拉莫斯和圣塔菲两个地方。他一生都保持着孩童时期所具备的无穷想象力和数学创造力,这点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他以前的同事中间广为流传,而且成为利沃夫苏格兰咖啡馆(Scottish Café)里人们的谈资。“就像动物们在年幼的时候玩的游戏是用来应对未来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变故,我们也许可以说,数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系列的游戏,”他在1981年总结道,“它是改变个人或集体思维,然后为任何人在当下都无法设想的未来做好准备的唯一途径。”就像图灵在1952年所设想的那样,大量自我复制的、完备的图灵数字有机体植入了无穷无尽的矩阵,而发明这些数字有机体的公司和个人更是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冯·诺依曼去世46年后,爱德华·泰勒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一直执迷不悟地在研发氢弹,不过,他对于自己在奥本海默的听证会上所做的证词,被作为认定奥本海默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危险人物的证据深感歉疚,并质疑保密是否就能够确保安全。“开放是科学繁荣之本,”他于1981年说道,“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不得不采取保密的做法。战争结束后,保密这一问题被重新加以考虑……但是分类的做法一直保持着;不管它是否有效,这涉及我们的‘安全’……我们通过限制个人获得的信息对自己设限,总胜过被别人钻空子。”
泰勒在与更年长、发展也更快的冯·诺依曼竞争的过程中获得了成长,而当泰勒终于追赶上冯·诺依曼的时候,却迎来了两个人的悲剧时刻。“他生前最后一段时间,我经常横跨整个美国去看他,”泰勒回忆说,“我们曾一起讨论过这世间的一切事物。他的思想曾经快到让人不敢置信。从来没有人超过他。后来他住院了,却还想保持这样的思考速度。但是他已经不如我了。对约翰·冯·诺依曼而言,思想和数学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他总是想见我,因为他想向自己证明,‘我依然做得到’。不幸的是,他真的不能了。”
临近年底的时候,如果不做笔记,冯·诺依曼已经完全无法工作。于是,他喊了一个只知道名字叫“JmcD”的访客,帮着“记录我们上个星期三谈到的问题”,我们谈话的内容被记录了下来:
我们聊得有些随意,不过谈话的大体内容如下:你说自己处于一种内省的状态,并且与时空间的幽闭恐惧症搏斗着——从空间的角度来说,是因为你的身体阻挡了你的去路;从时间的角度来说,是因为迟缓的基元反应……你说的这些问题或许可以通过一个机械装置来解决……这个装置可以把书上的内容投射到天花板的光敏面上,并且可以用磷光铅笔在上面书写,而且可以选择向前或向后翻页。该发光指针有多种颜色,也能够擦除。你说过这样的发明不容易,但也不是不可能……我们设想的是能够“无身体干预的纯意识”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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