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儿剧场
威廉·詹姆斯(1890):我们看到,思维的每个阶段都是一个同时存在多种可能性的剧场。意识表现为将这些可能性相互比较,通过注意力的强化和抑制作用,选择一些可能性、抑制其他可能性。最高级、最复杂的精神产物是从下一机能选择的数据中过滤来的,这些数据选自再下一级机能提供的众多数据,这众多数据又是从量更大却也更简单的材料中筛选来的,以此类推。
我们有时会把思维活动当作剧场舞台上的戏剧表演,因此,琼有时会想象自己坐在前排座位上观看“脑海里的内容”进行表演,其中一个人是膝盖疼痛的琼(详见第3章),她刚刚走到舞台中央,琼便听到心中的一个声音说:“我必须对这样的痛苦做点什么,因为它让我什么都做不了。”
现在,只要琼开始以这种方式思考自己的感受以及自己可能会做什么,她就会在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但为了能听到她对自己说的话,她又必须留在观众当中,所以,现在我们有了两个版本的琼:表演者琼和观众琼!
我们更深一步探究舞台的幕后时,更多版本的琼便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必有一位编剧琼为戏剧情节撰写剧本,必有一位设计师琼安排场景,必有其他的琼们(许多不同的琼)在舞台两侧,她们掌管幕布,控制灯光和声音,我们需要导演琼筹划戏剧,我们需要批评家琼抱怨道:“我再也无法忍受更多痛苦了!”
在丹尼尔·丹尼特的著作《意识的解释》(Consciousness Explained)中,他为大脑中的图像赋予了“笛卡儿剧场”[5]的名称,就像一个我们思考时思想得以展现的地方,丹尼特反对“意识以单一连续流的方式产生”的假设。
丹尼尔·丹尼特(1991):(这个观念假设)在大脑的某个地方有个极其重要的终点线或边界,在其标记的地方,传输的信息到达的顺序等于你的体验“呈现”的顺序,因为在此发生什么取决于你在想什么……许多理论研究者坚持认为,他们已经很明确地否决了这个显然很糟糕的观点,但是……具有说服力的“笛卡儿剧场”的意象却时常萦绕在我们心头,对外行人和科学家来说都是如此,即使其幽灵般的二元性已被批判和驱除。
是什么让这个意象如此受欢迎呢?我认为原因之一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喜欢这个想法,正如前文提到的内在性错觉所表示的,我们似乎可以立刻获取知识。更广泛地说,当遇到不理解的东西时,我们喜欢做类比,即用更熟悉的方式来表征它,并且没有什么比以空间的方式安排对象更让我们熟悉的了。此外,这种类似于剧场的观念认为,想法的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互动和交流。
例如,如果对于琼应该做什么,不同的资源提出了不同的规划,那么这个戏剧般的舞台表示,不同的资源可以到某种公共工作场所来解决彼此间的争论。因此,琼的“笛卡儿剧场”通过象征“在她大脑中”的东西来提供空间和时间的场所,允许她使用现实世界里许多熟悉的技能,这样可以为琼反思自己下决定的方式提供一个方法。
事实上,也许我们人类自我反思的能力源于物体在空间中表现“想象”的发展方式,就像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6]分别在1980年和1992年提出的论点,在日常思考中,与空间相关的类比似乎非常有用,以至于渗透了我们的语言和思想。试想,如果没有“我正在接近目标”这样的概念,思考会有多难,但是,为何我们发现这些空间隐喻如此容易?也许我们生来就具有这样的机制,我们知道,几类动物的大脑构造了它们熟悉的某些类似地图的环境表征。
然而,当我们仔细审视“笛卡儿剧场”的观点时,发现它引发了许多棘手的问题。当批评家琼抱怨疼痛的时候,她是如何与在舞台上的琼相联系的?每个演员都需要自己的剧场,每个剧场都是女人的独角戏吗?当然,并不存在这样的剧场,那些琼也并非像我们身处的现实中的人们,她们只是琼构建的用来代替自己在不同环境中的不同模型罢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模型很像卡通漫画,而在其他情况下,她们却是完全错误的。琼的思维仍具有各种模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琼们;某些模型代表以前的琼们的残余部分,然而,其他模型则描述琼想要成为怎样的人。有“专注性的琼”和“热衷社会活动的琼”,“运动型的琼”和“擅长数学的琼”,“搞音乐的琼”和“搞政治的琼”,等等,而且因为其兴趣不同,我们并不期望她们都能“和睦共处”。第9章将进一步讨论我们如何制造这些模型。
此外,精神剧场舞台的想法掩盖了一切必须在剧组和观众之间进行的过程,是什么决定了哪些东西应该进入场景,它们应该做什么工作,以及应该在什么时候离开呢?
这样的系统该怎样同时描绘和比较两个可能的“未来世界”?其中的一些问题已在伯纳德·巴尔斯(Bernard Barrs)和詹姆斯·纽曼(James Newman)提出的“全局工作空间”(the Global Workspace)理论中得到了相应解决:
在全局工作空间理论中,剧场变成了所有“专家”观众拥有潜在访问权的工作空间,既要“关注”他人的投入,又要看自己的贡献……根据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偏好,各个模块可以给予或多或少的注意力来适应他们,在任何一个时刻,一些观众可能在座位上打盹,其他观众在舞台上忙碌……但是每一个观众潜在地为剧本从事的方向做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说,全局工作空间比起一群观众更像一个审议机构。[32]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说,这对不同的资源可以说同样的语言中提出了一些问题,且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会提出,不同的资源需要使用多层次的模型表征和各种短时记忆系统来跟踪各类语境。此外,如果每个专家都能向其他专家发送信号,那么工作空间将变得极其嘈杂,系统将需要寻求限制交流量的解决方法。[33]实际上,巴尔斯和纽曼继续提出了这种情况:
每位专家都有一次“投票权”,并通过与其他专家形成联盟确定哪些输入受到了直接关注,哪些要被“发回委员会”。这种审议机构的大多数工作是在工作区外完成的(即非意识),只有中央入口增益事件可以访问中央舞台。
因此,关于公告牌和市场的想法可以帮助我们甩掉在每段记忆中都会有一个关键的自我去做所有精神工作的旧有观念,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细化理论来解释所有工作是如何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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