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性的痛苦
伍迪·艾伦
《爱与死》(Love and Death)
索尼娅:爱就是受罪,为了避免受罪,就不要去爱。但是这样一来,会因为没有去爱而受罪,因此,爱就是受罪、不爱也是受罪,受罪就是受罪。要幸福就去爱,之后却会变成受罪,可是一受罪又不会觉得幸福,因此,想要不幸福就去爱吧,或因爱而受罪,或因为太幸福了而受罪。
对疼痛的反应如此迅速,以致于有时在我们感到疼痛之前,这种感觉就已经消失。如果琼摸到了很烫的东西,在她有时间思考之前,手臂就已经缩回,但琼的条件反射不会让她消除膝盖的疼痛,因为无论她走到哪里,疼痛都会伴随左右。持续的疼痛左右着人们的注意力,妨碍人们思考摆脱疼痛的方法。
如果琼急切地想要穿过那间房间,尽管“膝盖很疼”,她也能走过去,当然这得冒着疼痛加重的危险。专业的拳击手和足球运动员可以训练自己忍受可能受伤的身体和脑袋的撞击,他们是如何做到忍受疼痛的呢?每个人都知道忍受疼痛的方法,但是就我们所处的文化来看,有些技巧可以被接受,有些却不能。
Larry Taylor
大约在那个时候,戈登·利迪(G.Gordon Liddy)设计了一项新的锻炼意志的运动,他会用香烟、火柴或蜡烛灼烧自己的左臂,以训练自己克服疼痛……多年以后,利迪自信地对一个熟人说,如果他自己不愿意泄露信息,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他。利迪让朋友拿着已经点着的打火机,并把自己的手一直放在火焰上,直到肉体燃烧的气味使得朋友不得不把打火机移开。[21]
如果你在想别的事情,或许疼痛就没有那么剧烈了。
我们都听过这样一则轶事:一个受伤的士兵并没有受到疼痛的干扰,而是继续奋战,战斗结束以后才感觉到自己受了伤。因此,一个强大的目标可以使你拯救自己和朋友,也能够拯救其他一切。简单说来,如果你太忙,根本不会注意到轻微的疼痛;疼痛依然存在,但却没有干扰你做事的优先次序,从而也不会干扰你其他的活动。
莎士比亚在《李尔王》(King Lear)中提醒我们:痛苦喜欢结伴而行。无论一个人遭受的损失有多大,人们仍可以得到安慰,因为同样的损失也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
做君王的不免如此下场,
使我忘却了自己的忧伤。
最大的不幸是独抱牢愁,
任何的欢娱兜不上心头;
倘有了同病相怜的侣伴,
天大痛苦也会解去一半。
国王有的是不孝的逆女,
我自己遭逢无情的严父,
他与我两个人一般遭际![2]
另一种处理疼痛的方法就是吃“抗刺激药物”:当身体某部位疼痛时,这种药物可以帮助减轻或消除那个部位的疼痛,或通过加重其他部位的疼痛来减轻此部位的疼痛。
但是为什么第二种疼痛干扰可以抵消第一种疼痛,而不是使其更加难以忍受呢?一个最简单的解释便是,当身体多处疼痛时,大脑便很难诊断出应该专注于哪个部位,这就使得单个的情感级联难以持续。
许多其他过程同样可以影响我们的行为。
亚伦·斯洛曼(Aaron Sloman,人工智能专家,1996):有些精神状态涉及性情,而性情在特殊的情景下会以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来。当没有相关行为出现时,很有必要进行解释。正如一个正处于疼痛中的人没有畏缩,没有露出任何痛苦,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减轻痛苦一样。那么对这种情况的解释可能是他最近参加了一些以隐忍为内容的宗教崇拜,或者他想给女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种解释适用于治疗病痛缠身的人。
玛丽安·奥斯特韦斯( Marian Osterweis ,1987):一个人对疼痛程度的意识过程可能会从起初对疼痛毫无意识发展为后来满脑子都是疼痛。注意到疼痛的原因有很多,疼痛本身就可能成为自我和自我认同的中心,或者无论多么令人难以忍受,总会被认为与人格呈正相关。疼痛症状被赋予的意义是影响症状感知方式和注意力分配最为有力的工具。
最后,在第9章中,我们将讨论一般活动中隐含的看似矛盾的事情,例如,在竞技体育或力量锻炼中,我们试图做一些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痛苦越大,得分就越高。
持续且慢性的煎熬
受伤的关节变得肿胀和疼痛,轻微接触就会引起剧烈的疼痛,这并不是偶然的,我们称之为“发炎”。正如我们在前文指出的,这可能是一个有利方面,因为它能引导你去保护疼痛的部位,从而帮助伤口愈合。然而,我们很难抵制其他可怕的、持续的、慢性的疼痛带来的影响,我们会问这样的问题:“我到底做了什么要受到这样的惩罚?”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理由来证明惩罚是正当的,可能会缓解我们思想上的痛苦:“现在我能明白为什么我要遭受疼痛了!”
许多受害者并没有发现这样的逃避方法,等到发现时,他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东西,还有一些人甚至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一些人也会把痛苦当作能够帮他们取得成功的奖励或机会,甚至是帮助他们净化或重新开始人生的意想不到的礼物。
迈克尔·刘易斯(1982):身患残疾会打击人的自尊,然而对某些病人来说,生病却意味着地位的提升,因为他们得到了他人更多照顾和关注。为疾病或症状赋予意义的能力已被证明可以提高一些病人处理问题或危机的能力。
因此,一些受害者想方设法适应慢性、顽固的疼痛,他们发现新的思维方式,并根据这些技术重建自己的生活。下面是奥斯卡·王尔德对其在雷丁监狱所受的监禁之苦的描述。
王尔德(1905):道德无助于我,我是一个离经叛道而非循规蹈矩之人。宗教无助于我,别人给的信仰是看不见的,我给别人的信仰都是摸得着、看得见的。理性无助于我,理性告诉我,法律给我定的罪以及制度让我受的苦难都是错误和不公正的。但是,无论如何,我必须使这些合理和正确。我必须让一切已经发生的事情对我有利。积木床、讨厌的食物、坚硬的绳索、残酷的命令以及可怕的囚服所带来的可笑、沉默、孤独、羞愧等所有这些事物,必须被我转变成一种精神体验。我尝试把所有对身体的折磨变成一次次的灵魂之旅。
近期,在减轻疼痛方面的研究出现了新技术,起初这些技术只能用来判断疼痛的程度,后来能够成功地治疗疼痛。虽然现在我们也拥有了减轻最严重疼痛的药物,但很多疼痛仍然没有治疗方法,无论是精神还是药物方面的。
人们对医疗事业领域发展的抱怨看似合理,却让许多神学家失望不已,为什么人们会受这样多的苦?这些煎熬到底有什么作用?
或许答案在于,慢性疼痛的不利影响并非来源于选择进化的过程,而是来源于“程序故障”。被我们称作“煎熬”的情感级联或许来自之前帮助我们减轻疼痛的方法,是通过为逃离疼痛的目标赋予最优先的顺序而实现的。其他思维的干扰阻碍了我们的祖先去发展更新、更多的智能。换言之,我们在远古时发展出的对慢性疼痛的反应尚未与后期大脑中发展出的反思以及计划性形成兼容状态。
进化过程中,物种的演化和发展并没有明确计划,因而,疼痛如何干扰我们高层次能力的发展也是难以预测的,我们从而渐渐演化出能够保护身体却有损思维发展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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