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群体之路:重新理解世界
政治的江湖
政治的溯源
秩序是通过对国内的统治建立的,而不是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均势建立的。中央政府统一时,秩序就稳定;统治者软弱无力时,秩序就不稳。在帝国体系中,战争通常表现为帝国边陲燃起烽火或是爆发内战,帝国权力所及之处,也是和平所及之处。
在讨论了社会学的起源以后,我们了解到人类拥有比其他生物更加复杂的社会结构。人类由于群居的规模越来越大及开始定居的生活,相互之间的关系从共谋安全到合作互动,因此产生了分工合作及组织,从而产生了政治。在本篇文章中,我们需要讨论几个问题:为什么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了组织?无政府状态为什么不能长久持续?如何正确认识政治权力的存在?如何理解主权国家的存在?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洞察,我们能理解现在社会形成以后的制度是如何构成的,以及作为一个公民的我们能够对构建现代政治的机制和要素有更深刻的认识。
首先,我们讨论制度是如何构成的。在人类选择群居作为生活的主要方式以后,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产生很复杂的社会分工,而是以采集与食腐为主的松散生活状态。直到人类形成了定居性社会形态,即稳定边界的村落开始存在以后,人们才开始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秩序。当开始定居生活以后,人们就开始形成了社会分工的问题,进而产生了分工以后进行交换的需求,以及如何维持社会稳定的问题,这一切就促成了制度和组织的产生。由于人类在当时的环境中,面临着残酷的生存竞争,因此,虽然最初的自然状态下人们能够平等地生活在一起。但是为了更好地互助以求得安全,创造更具备效率的社会,组织就产生了,因而社会制度就产生了。
制度的产生带来了三个连锁反应:第一,制度使得人与人之间出现了角色分化的现象,也就是出现了决策者和一般民众。由于每个个体的能力和在社会中的影响力的差异,使得有能力且让大众信服的领袖产生了。第二,政治阶层开始出现,正如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说的,国家就是一艘大船,政治家就好像船长一样需要带领人民穿越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个方面的狂风暴雨。实际上,政治家并非单个个体或者领袖,而是一群人组成的团队,也就是政府开始出现了。第三,组织分工现象会越来越明显,即人们必须清楚区分不同特征的工作,然后不同的人根据个人能力和兴趣的偏好进入不同的分工组织。更进一步说,制度产生使得人们开始社会分工上的分化,而制度产生也就是政治的起源。
然后,我们讨论权力是如何产生的。由于人类集体生活的必然性和制度逐步产生,我们知道了制度出现以后,政治阶层就会产生,即所谓政府就产生了。尽管每个社会个体都有表达自己诉求的欲望,但是只有少部分人才能有足够的天赋和能力去承担治理社会的责任,正如社会学家米歇尔所说,政治是少数精英在玩的游戏。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资源是稀缺的,人类群体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为了获得对分配资源的优先或独占性,权力关系就产生了。
从历史发展看,权力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制度中。最开始出现的是君主制,即终身制度的政治领袖,君主们塑造让人们以为只有他们才能满足社会治理需求的假象。君主们以所谓君权神授的方式来树立政权的合法性,而随着人们需求的增加和知识水平的提升,制度发生了不对称的变化。绝对的王权被放弃而民主社会开始出现,不过无论是哪种制度,都拥有两个特点:第一,权力虽然是少数人的,但是如果没有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则权力无法维持。第二,并没有不可替代的领袖,重要的是少数精英提供的政治服务能否满足多数民众的需求。这种现象使得虽然政治是少数人的游戏,但是不得不为大多数人的需求去努力,从而使得政治合法性能够持续存在。
最后,我们来看国家是如何形成的。在讨论了权力和制度以后,我们知道了人类是通过理性考虑形成了社会,从而产生了制度和权力。理论上来说,人们以自愿为基础进入了社会,那么当社会不符合个体需求的时候,应该有退出的权力,而实际上,现代国家制度并不允许这样的现象出现。那么,我们来看国家形成之前,是什么要素推动以至于产生了这样的机制。这里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由社会契约产生的,就是个人的同意和接受是国家产生的主要前提。例如,哲学家黑格尔就认为,国家是以相互怜惜为基础的普遍利他主义。另一种解释是人类的生存活动中,为了获取更多资源互相之间产生了战争和掠夺,国家是暴力的产物,这种说法得到了社会学家奥本海默的支持。古代社会的发展也侧面验证了这个观点,强迫人们加入特定的社会和接受既定规范几乎是所有类型的历史上的政权所共同拥有的特质。人类最初加入社会也许是理性和自愿的,但是随着社会的扩大和权力的产生,人们不需要同意就自动加入了某个组织中,并承担相关默认的责任和义务。
总而言之,由于人类群居生活的出现,使分工和制度得以出现,而制度中需要领导阶层的出现,则导致权力的出现。而由于人类在发展中所面对的生存危机和战争威胁,国家这一庞大的政治实体开始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出现并不需要每个人同意,人们就自动加入了某个国家,享受权利并承担责任,即整个人类政治产生的逻辑,就是由于生存的需求和对资源的分配导致的结果。
理想和现实
任何经济、社会与政治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无论个人或团体,都会按照他们的需求来塑造社会道德和政治安定。这些既得利益者的信念都是为了服膺他们持续的自满,而当时的经济与政治观念也会加以配合,结果便出现了一种汲汲于取悦这些既得利益者,并努力确保其既得利益的政治市场。
在理解了人类为什么会群居及随之带来的分工、制度,以及政治群体以后,我们来思考一些关于政治问题的更深层次的东西。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类和低等动物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在脱离自然世界以后的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应该如何相处?第二个问题是,政治带给我们的是更加幸福还是更加不自由的生活?思考这两个问题有利于我们了解理想中的社会和现实的差异,以及了解政治发展的趋势和走向。
首先,我们需要认知到,如果没有自然的馈赠和进化的选择,人类是不可能单独发展出如此璀璨辉煌的现代文明的。正如哲学家杜威所言:“人类和低等动物的最大不同在于人类拥有过去的经验,过去种种会在记忆里复活,然后反射到关于未来种种的计划中。”而拥有过去经验的基础就在于人类在大脑中拥有额叶这个特殊的组织,而且人类的脑容量远大于同等大小的哺乳动物,理想当中人类似乎是自然进化中最有竞争优势的物种。
但是,另外一面就在于,人类进化出来的生物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存在明显的错觉或者偏见,人类的大脑会对客观信息进行过度的解读,而且人类的各种器官对信息的采集也系统性地进行了过滤。虽然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方式去纠正我们的偏差和缺陷,但事实上由于先天性的缺陷和进化的过程,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我们看到的世界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真实、客观的世界。
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是建构起一个自以为的世界,然后在各种自我构建的意义上进行斗争和对立,我们很难真正地意识到眼前世界的真相并了解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需要更高、更深入的智慧才能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世界。
其次,我们具体看看所谓无政府状态,即没有政治阶层分化的阶段过渡到有政府的阶段,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理想情况下,是人们通过所谓社会契约将保护自己生命财产的权力交给政府,然后让它公正客观地安排所有人的生活。由于这种权力是通过社会契约进行让渡的,因此,理想情况下是可以退出的,就像哲学家洛克所说,“如果政治社会本身不再具有保护大家并处罚那些侵犯别人财产的犯罪行为的能力,它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下去”。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就如前文所提,人类社会实质上是由于生存的需求逐步形成了群体,而国家则是在社会存在以后形成的政治实体。事实上,国家指的就是社会,而政府指的是这个社会中的领导组织,个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个体和群体的关系。而国家的形成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因为随着人口增加,人类对有限资源的争斗就会增加,战争使得国家范围越来越扩大。而社会契约自然形成国家的理论显得有点太天真,国家的存在和社会的阶层划分、宗教的发展及战争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最后,我们来看看现代国家是否就是理想的人类社会群体的组织形式。自古以来大多数人都生在一个有政府的社会,但事实上,大多数古代的政府都会对人类生存和文明带来毁灭性的伤害,它所承担的责任,如公共安全等则经常无法履行。国外的学者曾经把国家比喻为一部有兽性的机器,提倡无政府主义。在前文中我们提到的俄国思想家克罗泡特金认为,国家本来就不是人类自古拥有的事物,而政府制度是阻碍人类文明发展和进步的最重要的原因,这样的主张经常被众多学者所提及。然而现实是,即使人类历史上的政府存在少数精英的领导无能,以至于无法公正的解决社会问题,甚至会有滥用权力及过度暴力的倾向。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替代现代政府机构治理国家的有效方案。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既是独立自由意志的自由人,也是国家这个集体中的一部分。在目前的社会结构中,只有让渡出我们的个人权力才会拥有更大的安全保护和基本的生存保障。而人类的政治也由于文明的发展,从独裁的君主制度走向现代各个国家有差异的民主制度,形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艺术。不仅是普通大众和少数精英的平衡,也是少数精英内部权力的平衡。
总结一下,由于人类的认知缺陷,常常会在认识客观世界的时候产生一定的偏差,虽然看上去政府的产生是自由人主动签订社会契约的结果,而事实上,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进步时面对资源稀缺的激烈竞争和生存危机的必然产物。虽然理想状况下政府是可以随时取消的,但是由于现实的关系,我们并不能随时否定契约,而是通过建立平民和精英的平衡来构造更好的政治实体。
群体与个体
群体因为会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信誓旦旦、夸大其词、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不以说理的方式正面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在公众集会上,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
在充分理解了政治是基于社会产生,以及个体在认知世界的局限性以后,我们的一个重要认知是,对每个个体来说,他们都拥有两重身份,一个是拥有独立意志的个体,一个是作为国家这个政治实体的集体人。
那么,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对于政治问题来说,我们是听取个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还是相信群体的智慧?前者就是政治哲学中的精英政治或者领袖政治的思想根基,而后者则是现代民主政治构建的基础。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就要讨论人类在选择政治道路的时候,群体和个体之间的博弈,以及认识到群体决策在某些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人类在政治行为当中的行为模式的来源。这里我们主要从灵长类动物的本性去判断,意大利行为生物学家马埃斯特里·皮埃里在他的著作《猿猴的把戏》中详细介绍了灵长类动物的本性和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他观察到猿猴群体和人类社会都热衷于“权力的游戏”,这个游戏的主要特点有三个:第一,猿猴群体和人类社会都存在支配结构,即存在群体中的从属关系。而这种从属关系基本都要通过暴力行为得到确定,从而使得不同的个体在资源控制力上产生差异,且这种支配结构并不稳定。当一个权威支配者衰老以后,往往就会被替代。第二,猿猴和人类都存在裙带主义的特点,即用损害他人的方式帮助离自己血缘关系更近的个体。人类的裙带主义总在破坏既有的社会与法律准则,在没有固定裙带关系的情况下,人类倾向于使用联盟或者联姻的方式去建立这样的裙带主义。第三,群体中的自组织现象很突出,即结盟策略是大多数个体的选择。个体在进入群体以后,以牺牲自己的行为倾向去满足群体的利益和行为准则。这几个特点导致人类在政治行为当中必然出现群体抱团和为了共同政治利益而对其他群体进行排斥和博弈的行为。
然后,我们讨论关于以人为本的政治理想和群体智慧的政治理想的发展,以个体为核心的政治主张和以法治为核心的政治主张最早可以追溯到希腊哲人普罗泰戈拉和柏拉图。前者认为“人是万物的准则”,就是对于所有事物的判断是基于人类自己设定的标准而非自然的需求,人作为一个核心是政治思想的关键。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则强调了建立一种可以超越人治的机制来规范人类的生活。当然,由于柏拉图还论述了“哲人王”的概念,也强调了领导者的素养和行为是决定性的,所以柏拉图在法治和人治两方面都有论述。这两种看法都是在解决人类政治问题时候的主张,但是我们要关注的事实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是以人为本的解决方案。
正如霍布斯所说,人类群体既是国家的制造者,也是构成体,这种双重身份让人作为核心是一个基础。对于以人为本的政治逻辑来说,要防止的是由于人治主义往往认为普遍真理不存在,所以人治很难形成统一的共识去推进社会的建设。而对以法治国的政治逻辑来说,则要防范所谓集体群体决策在效率上的缺陷,以及陷入乌合之众的状态。从历史上看,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潮逐步演进,人类需要在其中找到一个中庸的状态。因为二者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致的,就是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困难,个体主义实现的路径需要集体的支持,而集体的理想则需要个体的自我牺牲,二者往往以某种比例调和进政治制度当中,去符合当下的时代环境。
最后,我们探讨群体文化的缺陷。这里介绍两本书的观点,一本是《乌合之众》,一本是《群氓之族》。前者较为有名,作者是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也是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勒庞认为人们一旦形成群体,就会出现智力下降、自信倍增、情绪激动等特征,即群体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而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需要注意的是,不是随便聚集的人就是群体,而是这些人具备同样的心理诉求以后才能形成群体。形成群体以后则会产生群体感情的狂暴,而成为群体领袖则需要很大的名望,最重要的品质不是博学多识,而是“具备强大而持久的意志力”。他认为民众为了追求幸福会愿意牺牲自由追随强力领袖,赋予其绝对权力,用想象判断模仿他人行为,成为盲从的个体。
《群氓之族》则是美国学者哈罗德·伊罗生撰写,他认为随着人类科技全球化,政治呈现部落化的趋势,人类活在分裂的社会当中。他认为族群意识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撕裂一个国家,人类各种部族之间由于民族主义的影响已经被撕裂成了不同的部落群体。现代人对归属感的需求也在逐步增强,正因为这种群体化趋势的出现,现代人的焦虑感和孤独感正在提升,而族群的对立也会越来越激烈。
总结一下,当我们认识到形成群体是人类的本能以后,我们发现政治的权力游戏也是人类的本能。在历史进程中,人类尝试以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去解决社会问题,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理念,而现代国家则通常在这两种理念当中进行调和和中庸。需要意识到的是,群体组织带有先天性的缺陷,可能成为盲从的乌合之众。而且随着科技和社会的发展,人类群体的部落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我们需要在这样的趋势下意识到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通过自我强化来防止群体意识的过度影响。
经济的世界
经济学思维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科学,同时又是一门研究人的科学,世界历史来源于宗教和经济的力量。
首先,我们来看经济学主要研究的问题范畴,这个问题,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观点。例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国民财富增长和分配的科学”,由于亚当·斯密的理论是市场机制是否有效决定了一个国家财富的总量,因此,他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就是市场运作的原理。而伦敦经济学院的莱昂内尔·罗宾斯则在他的著作《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中阐述到“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如何有效配置的科学”。这个定义在西方的经济学界有很大的影响,也是现在公认的定义经济学研究当理解了人类文明是如果如何逐渐形成了群体,并发展出国家这样的政治事宜之后,回顾历史,我们看到整个文明历程的发展实际上并不是匀速的,在工业革命之前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而在工业革命后,人类的科技、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实现了大发展。这里就需要引入经济学中的概念——GDP,我们可以看到工业革命前后的世界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第一,工业革命之后的200年,世界人均GDP在直线上涨。也就是说,在人类从智人开始的250万年文明中,人类社会从长时间的停滞增长到突飞猛进地增长。第二,在工业革命之前不同国家的经济与其人口密切相关,基本上,人口总量大的国家占全球GDP就多。相比之下,工业革命之后则出现了分化的现象,国家的人口和面积已经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了。为了理解这个过程的变化,以及理解经济学思维的作用,本篇中将对这个课题进行深入探讨。
范畴最标准的概念。不过近年来,这个定义不太适用于经济学的发展了,尤其是在行为经济学发展越来越快的今天。
201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颁发给了芝加哥商学院教授理查德·泰勒,他主要研究的方向就是将心理学纳入经济学讨论并衍生出行为经济学。对比传统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差异,传统的经济学是研究理性人如何决策的科学,而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是有目的的人是如何行动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提供的概念是“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如何合作的学问”,这个定义在更宏观的范围内覆盖了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并且符合我们从人类文明发展这个角度去看待事物。之前我们提到,人类的文明主要由竞争和合作发展而来,竞争产生了暴力和战争,而合作使得族群能够逐步扩大为国家,这就是人类的合作精神的体现。著名俄罗斯学者克鲁泡特金通过认真考证,在其《互助论》一书中提到,人类在自然状态下,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并不存在,而是自然形成了族群和部落。人类通过血统和共同的祖先崇拜来维系彼此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是自发形成的,互助的天性使得人类形成了按照低于原则结合形成新的组织形态。经济学就是基于这个基础去研究人类如何进行合作的课题,尤其是在当今时代大多数族群已经不是固定的,研究陌生人如何进行合作推动经济增长发展是经济学主要研究的课题。
然后,我们来看所谓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人类行为都带有明确的目的性,也就是做某个决策一定有动机。经济学关注的就是人类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背后的动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很多都很宏观的,但是只有每个个体才能决策自己的行为。按照之前所说,一个集体是没有能力去决策的,最终会落实到某个个体的决策。经济学思维中最主要的逻辑就是,为了达成某个目的,人们必然需要采取行动,而采取行动以后就必然付出代价,也就是产生了所谓的机会成本(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必须放弃的最大价值)。
进一步推论,对于不同人来说不同物品的价值是有差异的,这些差异使得经济行为发生。自由交换可以顺利进行,而在交换的同时,是正和博弈在起作用而不是零和博弈,也就是经济行为让双方都会获得收益,而不会产生一方收益一方损失的情况。在交换过程当中也并不存在所谓的等价交换,因为不同人对不同物品的评价不一致,所以才会产生了不等价交换,也就产生了财富。这里再回顾之前我们讨论社会这个概念中的一个重点,就是人类群居以后产生了分工的现象,正因为分工的存在,所以才会产生了交易。分工合作不仅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使得单个个体难以完成的工作得以进展,更进一步验证了人类通过互助的行为来达成共同目标的天性。
最后,我们看一下经济学在其他方面的认知的启发。这里推荐牛津大学动物学博士,著名科普作家马特·里德利的书《理性乐观派》。在这本书当中对经济学的作用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展。这里大致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核心思想。例如,饥荒、资源短缺及全球变暖等。很多人认为这些行为都是因为人类的贪婪导致的后果,也有很多人认为我们应该倒退到没有科技的时代才能恢复自然的原貌。然而作为一个理性的现代人,知道科技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以及社会发展不可能倒退的现实。在里德利看来,我们不仅要过现在的生活,而且要让科技更加发展、物质更加丰富,这样才能产生更多的价值交换。正是因为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以及在发展中积累的智慧,才使得人类文明进步到当今社会的地步。
通过回顾人类的历史,我们看到悲观论者的预测从来没有成功过,悲观论者的预测基础就是根据现在的情况不变化去预测未来,悲观论者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考虑市场使得人类知识发生变化,从而得到了更好的解决方案。理性地看待历史,通过学习经济学从而能够学习到积极乐观地看待未来的人生态度,这是经济学的学习过程中应该获得的洞见。
总结一下,经济学主要研究的就是人类在出现分工以后是如何合作的,这个合作是人类文明之所以进步的原因。而经济学带给我们在思维方式更大的启发在于,我们应该采取理性、乐观的方式看待未来,因为每次人类都能通过相互之间的互助增加集体智慧的方式,来创造远比想象中更好的未来。
决策的艺术
经济学关注人的行动,不仅要关注人究竟采取了怎样的行动,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关注他们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行动。只有这样,我们对于整个经济现象才能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大多数主流的国家已经发展为商业的社会,即陌生人之间合作的社会。商业社会最大的特点在于合作并不只在熟人和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进行,而是拓展到完全陌生的人之间。因此,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这种合作是如何产生的,即陌生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是如何产生的。我们来讨论市场经济及其发展的逻辑,并讨论一下人们是如何真实做决策的。
首先,我们来讨论市场的逻辑,这里又要回到亚当·斯密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对市场如何发挥作用进行了解释,他认为经济的发展依赖技术进步和创新,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核心就在于分工。分工以后,每个人对劳动的熟练度会提高,而技术创新也就出现了。某个市场是否能充分发展就在于这个市场规模是否足够大,如果拥有足够大的市场规模,分工就会越来越细,然后技术就会进步,财富就会增长,反过来也会助推市场规模的增大,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正向增长的闭环。
简单的概括,就是分工和市场使得国民财富得到了增长。这里提到的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就是理性人的假设,即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人根据自己能够掌握的信息和资源,寻找能够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法。事实上,这个假设只是为了在数学上更好地论证经济问题,通过之前关于人类行为模式的讨论,我们知道人实际上是有限理性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授赫伯特·西蒙就因为研究人的决策理论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人类行为的非理性则被更多的经济学家所关注,尤其是关注人类认知系统先天受到进化过程与文化习惯的影响。因此,我们这里主要探讨人类在真实生活中是如何进行决策的。
如果说“理性经纪人”假设指的是有理性思考并能做出最优选择的人,那么实际生活中的决策就可以称作“社会人”,就是有限理性的人。这里推荐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理查德·泰勒的《助推》一书,他在书中描述了如何基于有限理性的假设使决策更加合理。他认为,人类大脑中有两个认知系统而不是一个,可以称为“系统1”和“系统2”。“系统1”是无意识的自主运作系统,“系统2”则需要谨慎和思考。“系统1”反应较快,它总是依赖习惯、情感和直觉做判断,而“系统2”则像是一台计算机,它比较谨慎而且会推断,尽管有时候速度很慢,但能仔细考虑各种可能性。我们所做的选择通常来说还是最合适自己的,与其说“缺乏理性”,还不如说有限的理性能够帮助我们做出更优化的决策,这个决策有时候会比全面衡量得失更优化。
我们做出决策其实就是做出选择,目前有三种主要的方式:自由主义的方式,即保留自由选择的权力;专制主义的方式就是人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有时候需要强制;最后一种方式是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前提是自由主义,但是如果做不出更好的选择就采用温和的专制主义,就是不强制选择,而是建议你在某些可能的选项中选择价值更高的。
最后,我们来探讨社会人和经济人的区别及目前经济学发展的一些趋势。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主要研究在一定条件下市场交易能够实现的最优化配置,但是由于理性人假设的不成立、信息的不对称性(市场的主体对信息的了解不可能是完全一致透明的),以及竞争的不充分性等原因,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饱受质疑,尤其是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们也普遍接受了这个质疑。
具体来看经济学研究的一些方向和趋势所在:第一,有限理性替代完全理性,原因如上文所说,虽然从赫伯特·西蒙开始这个问题就已经得到关注,但是真正受到重视还是近几年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使得传统的范式的可靠性受到了挑战。第二,研究的方式从原来的物理学的均衡论转向生物学的演化论,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是仿照物理学的范式建构的。如果要研究人与人的互动,以及看到影响经济学发展的动态因素,就需要引入生物学的演化论观点去研究。第三,采取实证和实验的方式去做研究,以往的经济学更注重理论的推演及数学的运算。而未来的经济学(包括现在的行为经济学家)越来越注重对实验和实证的研究,把生活中种种案例放在经济学的框架下进行研究,得到更加符合事实的结论。
总结一下,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是研究动机的学科,人如何通过一系列理性或者非理性的行为满足个人的需求。虽然经济学家创造了理性人假设对市场的机制进行研究,但是通过对人类行为的深入洞察,我们发现人是有限理性的,所以在决策的时候需要采取更加灵活的策略。最后我们介绍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些趋势,让我们理解到这门学科未来发展的方向,以及对我们生活的真实意义。
不平的世界
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观察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人类的合作倾向慢慢超越了竞争的行为,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之前提到的暴力和战争行为的减少。随之而来的就是商业的大发展和经济的繁荣,而众多经济现象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全球化的趋势及近几年的退潮现象。其中最重要的现象就是全球化的发展。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全球化的概念在中国加入WTO以后才流行的。实际上,全球化在15世纪末开始的航海大发现时就已经开始了,不过近年以来出现了全球化的退潮现象,很多人包括西方的主流民意都开始出现反对全球化的声音。那么,我们来看看全球化到底是怎么开始的,以及为什么出现了退潮。这反映了人们怎么看待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不同国家的不同族群的差异化的利益诉求。
首先,我们看看全球化的起源。斯坦福大学的迈克尔·斯宾塞教授对全球化起源总结为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工业革命以来,资本、商品、服务和劳动力在全球自由流动的本能需求。全球化表面上看来是互动贸易的商品平等地流动,实际情况是由于政府的干预(通过关税等手段),贸易虽然在进行,但是造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逆差)。第二,技术和数据(信息)本能的传播,正如凯文凯利所说,技术本身的特性是生长和传播。而且由于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的推波助澜,技术全球化成为一个非常大的趋势。第三,人员自由流动的需求,由于人们向往去观察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和体验不同的生活,全球化在认知上是有普遍认同感的。以上三个因素决定着全球化在推广的时候具有先天的合理性。全球化最成功案例之一是19世纪末的英国,亚当·斯密的理论为当时英国的全球化提供了思想基础,英国也通过工业革命推动了全球化。英国的成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在推广全球化的时候,能够通过单方面免关税的方式去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这让全球化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必经之路。
其次,我们分析全球化发展的现状和内在逻辑。目前的全球化情况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的彻底和顺利,存在着先天性缺陷。另一个是在某些方面呈现出速度太快的情况,以至于出现了很多风险。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全球化的程度并不比现在低,当时的欧洲实现了人口、资本、信息的彻底流通,人们开始大规模的国际移民。而现在的全球化更多的是信息和资本的全球化,人口本身的全球化却停滞下来。全球化的速度太快,使得不同国家在全球化过快发展下出现了赢家和输家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变革的方向和速度不匹配,使得全球化出现超速的情况。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经济全球化太快,就会出现全球化退却的浪潮。例如,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经济管制和资本管制,无论是国际贸易还是资本流动,都会在过快的全球化出现问题后,出现刹车或者倒退的情况。全球化不仅带来了技术和资本的流动,而且带来了收入的不平等。一部分受到高等教育的精英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收获了更多的利益,而底层的民众则感受到生活越来越不如意及财富和资源的不平等在扩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几乎是同步发生的,技术进步也对这种差距形成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因为技术进步会导致低端工作的消失及工作门槛的提升。这样的结果就导致了全球化出现退潮的趋势,大环境的变化、媒体舆论的转变,以及底层民众为代表的阶层对全球化的抱怨,传达出世界反全球化情绪的高涨。
最后,探讨一下未来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这里,我们需要引用著名的政治学家罗尔斯的《正义论》中的观点。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关于正义的两条原则:第一条是所谓平等的自由原则,即每个人都应该在社会中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第二条原则包括差别原则与机会平等原则。前者要求在进行分配的时候,如果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的话,这种不平等应该有利于境遇最差的人们的最大利益,利益分配应该向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倾斜。后者要求将机会平等的原则应用于社会经济的不平等,使具有同等能力、技术与动机的人们享有平等的获得职位的机会。我们需要照顾最弱势的群体,不让这个社会沦为毫无底线的社会,这种社会沦为被大多数人所仇视的社会。机会平等原则保障了社会的流通性,如果一个社会阶层产生了板结的现象,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下降了,则很容易导致不同阶层之间的对立、整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的沦丧。
在人类发展历史中,这类教训是有过的,例如20世纪前半期发生的社会危机。过度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使得商业利益逐渐控制了社会,而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连最基本的社会安全和公共服务都无法享受,以至于当时的欧洲兴起了反全球主义运动。按照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教授弗雷德·B.斯蒂格所提到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反全球化主要是两股思潮:一股是所谓特定论保护主义立场,即谴责全球化给本地的经济和政治文化带来了麻烦,尤其是破坏了传统的社会模式和文化信仰等。一股是普世论保护主义,即关注环境保护、公平贸易和国际劳工等问题的群体。他们认为全球化是精英所推行的政策,导致了全球更大的不平等、高失业率及社会福利的消失。因此,能不能针对这两股思潮的需求对现行全球化的方案进行温和的改良,是目前支持全球化的精英们最主要面临的问题。
总结一下,全球化的起源其实来自人类本性在追求自由方面的欲望,而反全球化则是因为少数的精英享受了全球化带来的福利而大多数底层民众则感受到了威胁和对传统生活的破坏。能不能在秉持自由主义的精神前提下,为解决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破坏等问题,决定了未来全球化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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