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危险的地方还是一样危险
俗话说：“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们一般是这样理解它的：人人都知道这个地方最危险，认为某人不可能到这种危险的地方来，因而没必要在这个地方“排兵布阵”、白费功夫了。正因为如此，这个最危险的地方却成了“兵力”最弱、“监管”最松的地方。相对于其他地方而言，这里反倒最安全。
在影视剧中，我们经常会看到犯人居然敢去衙门里谋差事，如今也有现代版的类似事件。比如，有个叫李玉虎的杀人犯，在逃亡 11 年后终于落网，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他竟然在山西隐姓埋名当上了警察。
我们来看看事情的来龙去脉：
1994 年 4 月 20 日清晨，李玉虎为帮内弟“出气”，指使他人将与内弟有隙的马某打死，李本人随即远逃他乡，从此杳无音信。 11 年后，一公安人员在外吃早点时，听到有人说在山西临汾的警察局里有一个警察和李玉虎很像，这引起了他的警觉，随后立刻通知局里。查明情况后，立刻展开抓捕，至此才将这个漏网之鱼绳之于法。
事实上，通缉犯摇身变为警察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早在李玉虎案之前，重庆奉节县警方抓捕通缉犯陈某时发现，其竟供职于县交警大队，并且已经整整工作了两年。两年间陈某不但常到县公安局送文件，甚至还亲自参加过一次追逃行动。
杀人嫌犯能拿公安机关当避难所，这可不是谁都能有的“勇气”。
他们以为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但对于违法分子而言，没有哪个地方是安全的。
在此，我们并不是要与你讨论危险与安全问题，也不是要给罪犯找个稳妥的藏身之地，而是想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的思维心理是经不起推敲的。危险和安全都是相对的概念。你认为安全的地方，也可能是他人关注的目标。比如，长春某酒店的老板秦刚将 15 万元钱藏在了自己酒店的餐桌底下。结果，被内部人员发现并窃走了。
有时候，人很喜欢与时运赌一把，就像上面提到的老板秦刚，他以为大家都觉得这样做危险而没有人会这样做时，他则认为这么做或许就是安全的。而事实上，人人都已经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当成了惯性思维，既然大家早已熟知人们的这种心理习惯，你就该再反其道而思之，把最危险的地方就当作最危险的，这样才能避免以身犯危。这种思维含有很浓的博弈智慧，唯有在对风险有充分的预估和有效的应对措施后才可行。
还记得下面这个故事吗？
有个少年出海打鱼，碰到一个学者，学者问他：“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少年回答说：“和我一样也是在海上打鱼的。”
“那他人呢？”
“几年前死于海上风暴。”少年伤心地说。
“那你的爷爷呢？”
“和我父亲一样，打鱼时翻船死了。”少年有些不耐烦了。
学者似乎没看出来少年的不快，又追问：“那你为什么还要冒这种风险出海讨生活呢？”
少年反问学者：“你的父亲呢？”
“他也过世了。”
“他死在哪里？”
“他死在床上啊！”
“那你的爷爷呢？”
“一样是在床上逝世的啊？”
少年说：“那你还敢天天睡在床上？”
学者愣住了。
实际上，最危险的地方还是一样危险。只要是有生命，那就永无最安全的地方。哪里都不会百分之百地安全，绝对的安全是一种极端理想状态。要想安全，就要时刻绷紧自己的安全弦，并提高防范意识。但有时即使你明知危险，为了生计，也得险中求生、险中求胜、险中求富。要么就得像诸葛亮一般，突破常人的思维定式，逆向思考，随机应变，谋定而动，才会虎口脱险。
228 年，诸葛亮屯兵于阳平，把部队都派去攻打魏军了，只留少数老弱残兵在城中。忽然听说魏军大都督司马懿率 15 万大军来攻城。诸葛亮临危不惧，传令大开城门，还派人去城门口洒扫。他还登上城楼，端坐弹琴，态度从容，琴声不乱。司马懿来到城前，见此情形，没有贸然进攻，反而下令退兵。
面对浩浩荡荡的敌军，空城岂不危险？无奈诸葛亮当时想跑已来不及，只能将这个最容易攻破的地方伪装成固若金汤。这是个险招，诸葛亮之所以能吓退司马懿，正是利用了司马懿的认知误区。诸葛亮如此评价司马懿：“此人料吾生平谨慎，必不弄险；见如此模样，疑有伏兵，所以退去。”故此，才能上演虚实难辨的一幕戏，将危险的地方变为安全之所。
“空城计”是专属于诸葛亮和司马懿的博弈经典，未必适合你我。
安全永远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安全风险永远不可能等于“零”，更甭说“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了。要想保证安全，就要有知己知彼的基础，否则，危险的地方依然是“火药桶”。
没有绝对安全，只能时刻小心。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