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看到了什麽?
日後,当联合国救济总署的人员、传教士、外商及我们领事舘人员能聚集一堂比较该周发生的事时,发现全岛各地所发生的事情极为相似。因为省行政长官公署已决定纯粹的恐怖政策,任何企图逃避的人都注定遭刼。例如,有一个外国人看到一个少年在街上飞快地骑着自行车,显然是要回家或赶到他祖父母家传信,他被人从自行车上打下来,又被强迫伸出手来加以砍打,然後国民党军队把自行车劫持而去,任那孩子无助地在街上流血。
接着掠夺物品的工作马上开始。士兵习於敲打关闭的门户,打死来开门的人,户内其他的居民若能免遭伤害的,实属侥幸。
星期日晚上我家挤满了寻求庇护的朋友,我很乐於帮忙,这当然是「不合规定」的,紧接着一整星期,送达外侨集团的信息、询问及要求的文件川流不息。所有联合国善後救济总署及大多数的领事舘人员都为此气愤不平,痛心疾首。
省行政长官公署迅速对积极参与起草政治改革方案的处委会委员、编辑人员、律师、医生或商人展开广泛搜查,一部分人惨遭戳杀,这些台湾领袖们不像几个当地共产党徒,他们个个都没有躲避的技能及经验。一些人躲藏到村野或山里,想暂时置身事外,少数人则设法逃出岛外,然而多数人立即被捕。
处理委员会主席王添灯,确信於三月十三日被处死,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银行家兼某大信托公司主持人陈炘被从病床上捉出弄死,民报主编林茂生系另一哥大毕业生,为前英德语教授,他在半夜里被从床上拖走,就此下落不明。颜钦贤,重要矿产的所有人及主持者也被捉,但在被处死之前,幸被救出。
身为处理委员之一的黄朝琴不仅平安无事,经历二二八事变後,反而大收渔利。他被任命为台湾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他还是省议会的议长,并且成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他简直成了职业的「台湾人代表」,所有访台的美国人都得听他发表高见,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会是巧辩「二二八事变」的贵重资产。
三月十一日,我由一位极可靠的台湾人士得知,当处理委员会於前一周繁忙之际,为数不少的年轻人断言与陈仪商议毫无希望,并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当军队登陆时,这些年轻人有比较充分的逃脱准备,而较为保守的老年领袖则被捕,遭受酷刑,并在市区附近被杀害,较为坚决的反抗集团的领袖们则设法藏匿,最後逃至香港、上海或日本等他们能发展连系的地方。
在陈仪黑名单上,列於处理委员会之後的是青年组织人员——忠义服务队,这些都是教员和学生,他们曾於三月一日当大陆人背弃职守後,自动接管警察任务。
政府根据服务队的登记名单,展开了一项有系统的查寻,如果没法立刻找到某一个学生,则他的一个家属或同学得被押为人质或被用以替死。命令规定所有武器必须於限期内缴出,然而却又同时严令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在街上行走。那麽,在这种矛盾的命令之下,一个老老实实的年轻人如何服从呢?如果挨户搜查找到了武器,全家都会遭殃,而担当责任的年轻人必然被射杀。但是,假如他被发现拿着服务队发给的武器走到街上去缴纳,他一定还是会被清算掉。
在台北街上滥行射杀三天後,政府军队接着开始向市郊和乡间推进。架在卡车上的机枪队沿着公路行驶一二十英哩,向乡村街道滥行扫射以求瓦解任何可能存在的抵抗势力,并做挨户搜查工作的准备。搜捕人犯的行动并扩展至台北後山。
到三月十七日,恐怖和报复的型态很明显地表露无遗,首先要摧毁的是广为人知的政府批评者,然後依次是处理委员和他们的主要助手,所有参与暂时警卫的台北青年、中学生、中学教员、律师、经济钜子和地方豪族的成员,最後则是在过去一年半中,冒犯了大陆人,使他们丢脸的人。据三月十六日报导:任何能操流利英语的人或曾与外侨有密切连系的人都被捕接受「审查」。
许多在台北的大陆人对於这种残忍的行动当然非常惊骇,但是很少人引以为奇。一个非常激动的要人告诉我,他曾目睹日本人在一九三七年所做恶名狼狈的「南京大屠杀」,但是,此尤胜於彼,因为南京大屠杀乃是一个战争的产物,是战争下激怒的迸发,而这却是一个由国民党政府加诸於自己人民的冷酷报复。
国民党政府想要世界忘掉「三月屠杀」。从那时候起,国民党的主要官员就不断地在洗刷这件事,但他们却忘掉了岛上各地都有外籍证人。
陈仪对学生实施报复工作,是他以前在福建模式的重演,他曾在那里干了类似的野蛮恶行。大陆人通常畏惧与日本人或受日本训练的势力发生冲突。在台湾的学生团体中,国民党人所面对的不仅是将成为社会领导者的热血青年(如同过去的福建学生),而且是实际受过日本多年编练的庞大学生团体,这等於是双重威胁。并且,陈仪这一班军事头目,过去在本质上曾反对知识分子,现在仍然如此,这愚昧的军阀不信任聪明的知识分子。
我们看到学生被绑在一起,被赶到刑场,这些刑场,通常是台北附近的河堤和壕沟,或是基隆港边。有个外国人在台北东区的路旁计数到三十多具身穿学生制服的年轻屍体,他们的耳鼻被切除,还有很多被阉割,有两个学生在靠近我前门的地方被砍头,一些屍体横在马偕医院附近的路旁没人认领。
假如持有学生名单的搜捕者到家里找不到所要的人,那麽他的一个家人,可能是父亲、祖父或是兄弟就要被捉走,家家都被吓得不敢找寻失踪的家人,有些人则怆惶得不知道去那里寻找屍体。
据报导称,在三月九日晚上,有五十名学生在松山被杀,三十名被杀於北投。三月十三日,我收到可靠的报告,说是过去五天之中,有七百名以上的学生在台北被捕。
联合国善後救济总署的会计官员(一位勇敢的纽西兰女子,Louise Tonsett小姐)曾访问了台北、基隆和淡水,随後她在救济总署的驻在地北投报告情势:
我一直到星期二才抵达台北⋯⋯曾去办公厅,然後去马偕医院⋯⋯无论走到那里,我都听到许多有关掠夺物品、枪击、谋杀和强奸的事实,并且,卡车满载全副武装的士兵架设着机关枪巡逻市区。後来,我们判断可能必须离 开 本 岛 , 我 被 召 去 见 英 国 领 事 ( 在 淡 水 的 George Tingle),得知我们可把笨重的行李寄存在那里。Jim Woodruff开车送我下来⋯⋯
同一天晚上,北投似乎受到袭击,猛烈的射击持续了卅分钟,然後中国士兵向道路、树丛四出搜索,曾经过救济总署招待所。大量的台湾人往山上搬移,有几回我散步时看到很多人住在山洞里。有一个人对我解释说,士兵射杀了他父亲,所以他不得不把家搬到远离市区的安全地方。显然地,士兵捉到了一些难民,因为时常可以听到一阵阵的枪声,尤其是在夜间,枪声更清澈可闻。
那个周末,我去基隆⋯⋯看到许多建筑物被损毁。有些台湾人告诉我有关大屠杀、掠夺的事情,我亲眼也看到了中国警察拖着两具遭枪杀的屍体,附近的台湾人告诉我说,过去一星期里,已有许多屍体从这港口运走。❺一连好几天,大量屍体被冲进基隆港,码头和窄滩被选中作为刑场。愚昧的国民党士兵显然在期待潮水能把屍体冲走,但是那些屍首只在涨潮时在环抱的港口漂荡。外侨们看到受难的家族驾驶着小船在海港内搜寻屍体,寻认他们失去的孩子和兄弟。在基隆一地,有关在过去数日里被杀人数的估计,多少不一,最低的估计数目是三百,没有理由不怀疑这是最低数字。
有一回,救济总署的Hirschy医师开车进入台北,看到一个受伤的人躺在路上求救,虽然有规定车子不准在进城的途中停留,他和他的助手还是试试看,一个中国警察和他的手下站在近旁, Hirschy医师请求准许带那人去医院,警察拒绝了,但是为了面子问题,该警察答应立刻把那人送去医院。然而经过六小时後,当这医生回程路过原地时,那个台湾人还躺在那里,已经死了。
三月十日,救济总署的代理署长,法国人克里蒙先生(Paul Clement)去台北的国民党陆军总部交涉公事,在广场里面他看到十五个衣饰良好的台湾人,个个都被綑起来,跪在那里 引 颈 待 戳 。 在 南 台 湾 , 纽 西 兰 的 谢 克 登 先 生 ( Allen Shackleton)去高雄警备司令部想要调停最残暴的报复行动,彭孟缉是当时的警备司令。在司令部里谢克登认出一个台湾朋友,是一个仁慈的领袖,曾费尽心力想防止当地台湾人和大陆人发生冲突,现在却被当做叛徒拘押,当然他的罪名是高雄地区的领袖,颇具影响力。谢克登和他的翻译员看到这位领袖被残酷地綑绑,又被锐利的铁丝扭住脖子,他的头挺成很难受的角度,当他想动弹时,卫兵用刺刀削入他的身体,显然他已劫数难逃。
在高雄,国民党为消除直言无讳的批评者而做的暴行,甚至比台北的集体屠杀和酷刑更令人憎恶。彭孟缉将军须为此负责。其後,蒋主席任命他为中国国民党陆军总司令,然而在全台湾各地,私下他仍被称为「高雄屠夫」。
三月十日以後的那个星期,我们开始发现报复已是普遍的事实。现在,任何台湾人在过去十八个月中,若曾致使新来的大陆人失去面子,他们便成了合规则的猎物,只要被冒犯的大陆人能说服士兵、宪兵或警察采取行动,任何怀恨的政府官吏都可采取报复行动。
三月十五日,我从前一个学生的妻子和两个幼儿来找我,这位朋友曾在一九四六年初因试图揭发某政府机构的贪污案而开罪於人。在处理委员会他并没有充当重要角色,因为他知道正受到注意。如今他已被捕又将处死,所以特地遣其妻儿来到美国领事舘,他确信在此,他们可获得保护。他们非被送到别的地方不可。
有一位台籍检察官,曾於一九四六年在台中以谋杀罪起诉一大批警察,这些警察在三月八日获释後,即在台北逮捕这位检察官,并把他处死。参与审理本案的台湾法官也被从法院办公室拖出,据报告,後来他也被杀。那位在一次戏剧化的质询中,批评台南市长的着名医生也被杀害了。
随着恐怖政策的推进,只要和政府有关联者,皆遭报复性的谋杀甚至可以不必引用上述的藉口。那位在一九四五年底为日本妇产科医生Mukai辩护获胜的台湾律师如今也被枪决。在基隆,一个台湾航运公司的会计被拉到办公厅前的街道上,当着他的同事面前被射杀。罪名是他曾冒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大陆籍经理,他在一九四五年底曾嘲笑那个经理不会开汽车。
在高雄地区,国民党强迫受害人家属在大街上目睹亲人被残酷地处死。在台北,夜晚的静寂则被射击声、尖叫声弄得狰狞恐怖,偶而,也可听到受害者被士兵驱使过黑暗街道时发出的求饶声。
其他有些受生命威胁的人,可以用钱买回生命与自由。曾有一个台湾人因揭发公营纺织公司盗用二千万元公款的案件而被捕,事情发生後,这个人的父亲向工矿公司理事鲍国荣说项而获释放,因他本人过去曾有恩於鲍国荣。但是,类似这种有利的调停很少。
在临海的小城淡水镇,英国领事和他的部属目睹镇上陷於恐怖。好几个人在领事舘庭园的附近被处死刑。有一位父亲报告说,他在念中学的儿子被一个游荡的巡逻兵杀死,儿子的两个同伴也受重伤。当这位父亲叫他另外一个较年长的儿子去收屍时,这个儿子又被捕,然而,当他付了三千元台币给国民党军队之後,他的儿子和那具屍体才被释放。
在医院和急救站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们都听到类似这般的数不清的事件,而且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血淋淋的证据。联合国善後救济总署的主任医官事後报导写道:
少年们在骑着单车时被枪弹打下来。有一个人在家中读晚报时,士兵闯入他家,抢去金钱、手表和一枚戒指,然後又从背後开枪射穿他,第二天早上,当他躺在担架上被家人送去一家加拿大教会所属医院求救时,他的家属又在医院门口遭到枪击。有一个人下班後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一群士兵,他们叫他举起双手,搜查全身,因没找到钱,他们就用刺刀刺透他的腿,当他倒在街上不能动弹时,这群士兵又命令他站起来,他当然办不到,於是他们对着他的头又打一枪才离开,但是他们只打掉了他的一只耳朶,所以在次日,他仍能在医院病房里说出他的亲身经历。陈仪曾在电台广播说,一切秩序都已平静,并要求台湾人开始恢复营业。第二天早上,六个台湾人推了一车鱼要去市场贩卖,中国军队却从路旁向他们开火,射死了几个人,其余均受伤。
在屏东市,为期甚短的民主政治在进行就职典礼时,曾以留声机播送美国国歌而被注目。将近四十五位在地方政治担任各项职务的台湾人被带到附近的一个刑场,事後从机场传来一连串的枪声。一名台湾人代表家属向军队指挥官说项,国民党军队却把他捉来,又召来他的妻子儿女,在公共广场上,让他们目睹亲人被砍头,以此来警告所有其他人勿管闲事。❻
他又报告基隆东南方宜兰地区的情况。当事件发生时,那里的中国人市长、政府官员和所有中国人警察以及军事人员都退到一个山里去躲避,当这批人不在时,市民领袖们接办公务,为首的市民领袖是一位外科医生,当时他是一个由救济总署所重建的医院院长,他暂时接管大陆官僚逃走後的社区公民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但是当蒋军进入後,这个中国市长和他的手下从山里跑出来,一大堆的当地市民立刻被逮捕,那位医院院长、另一个医生、五位委员会同事及一百人以上的「普通」的台湾人全都被处死。
到最後,人们认为美国一定会在南京或本岛出面干涉来制止委员长的报复。许多救济总署的职员声称这种坚定的愿望是人们处在绝望之境无形中产生的。我永远忘不了四位服饰良好的年轻人眼中所流露的无言申诉,这四人曾在三月十三日中午经过我们挂着带保护色彩的美国国旗的门口,他们的手臂被反绑着,脖子被锐利的铁丝綑住,四人被绳子连绑在一起,如此被驱向附近基隆河河堤上的刑场。衣衫-䄛的中国兵以刺刀顶着他们前行,当他们看到我吉普车上所挂的美国国旗时,向我致了一个他所能想像的最漂亮的礼。最简单的说,这就是出卖:台湾人向我们求援,我们却以武装和金钱捐助国民党份子,并且,假如国民党人能够的话,他们确定再也没有任何对美国和「民主政治」求援的理由了。
於回顾美国对这血腥事件的立场之前,我们必须先注意蒋介石自己的那一套「解决办法」。
- 1947年6月7日Louise Tomsett(UNRRA-纽西兰)致Kerr的信。
- Ira D. Hirschy(医学官长,UNRRA-台湾)致E. E. Paine(UNRRA报告官长)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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