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派领袖的崛起
一群反对派(由郭国基领导)发表猛烈的自治演说,攻击陈仪和他的夥伴以减弱中国在台湾的地位。他声明台湾人必须要武装起来保护本岛,他说:「毕竟,台湾人不如他们有重庆可以避难。」另外一派的谈话则来得温和多了,他们建议必须加强地方政府的改革,以备设立全国性的宪法政府。
参议会开会过後,一些较会表达其想法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非正式地组织了一个温和的反对派领导中心。一个新的中国宪法正在筹划中,预计也许到一九四六年底才能生效——到那时,台湾人期望能在宪法的名称之下,要求公民应享的权利,他们期待能经由选举而成为台湾代表,去参加将在南京召开的全国性国民大会。
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律师兼编辑的王添灯身上,大家期望他能代表台湾人的利益参与国民大会,他在竞选时并不隐瞒他将在南京告发陈行政长官,或劝告蒋委员长来改革并清理台北行政的希望。行政长官陈仪却将王添灯的言论指为造反的证据而将他逮捕,控告他有「煽动造反」的罪嫌,这项逮捕其实是事先就计划好的,目的在扰乱王添灯的竞选活动。
廖氏兄弟的故事也颇引人深思。他们是台湾中南部富有的基督教地主家庭的子弟,两兄弟在一九二〇年代离开台湾到外国求学,两人都持有美国大学的博士学位,并各娶一个高加索妻子(廖文奎,威斯康辛大学硕士,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廖文毅,密西根大学硕士,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工学博士),廖文奎曾在上海、南京参加政府公务及学术界的工作,廖文毅(弟)则在台湾任化学工程师,当一九四五年台湾被交给蒋介石时,他们有绝对的理由可以在新政权中任官职,但他们却被认为没有资格,他们是老实人,信任民主制度的原则和惯例,但却不具有陈仪政权之下被雇用的显着条件。就在日本刚投降之後,廖文毅被命为台北市公共汽车管理处的主管,他很快的放弃这项荣誉。
一九四六年一整年中,两兄弟(利用家庭的财富)献身於台湾公共政治教育的运动,廖文奎大多留在上海演讲、写作,并与自由「第三党派」的非共产党中国人协商,这第三党派想要快点看到国民党势力退出南京,以免太迟而不能号召全国反共,看起来,台湾似乎是宣扬新领导者建设「新中国」最理想的机会。在廖氏兄弟眼中,台湾若经过适当的治理,可以变爲重建中国大陆的一个主要资产。廖文毅一九四六年整年在岛内作竞选演讲,提醒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对於需求一个有效的宪法政权的重视。廖氏兄弟两人都明白表示,为了要在中国国家的组织之下寻求一个好政府,以及保障台湾人民的自由与权利,每个受过教育的台湾领袖必须有承受个人生命财产将遭受严重威胁的决心。他们用最强烈的言辞来苛责以共产主义或国家主义为名的极权主义。在下一章中我们还要谈到他们。
与王添灯律师一样,廖文毅也参加竞选国民大会代表,他标举「合法立宪主义」来争取选票。
选举的结果,廖文毅获得足够当选的选票,但是选举机关宣布廖氏一部分的得票「笔迹不完整」,所以他的得票数不拘当选的票数,其当选无效。
林献堂,这位乡土自治运动的老鬪士,由於太软弱,以致无法在长达一年之久的政治纷争中扮演有力的角色,他常被指责为过分顺应日本帝国制度。但批评他的人很容易忘记在一九四五年西方联军侵入台湾之前,人们从来没想到台湾也将会有脱离日本帝国组织的一天。他辩解称,那是由於他的时代情势所使然,但是现在局势已大大改观,地方自治运动应由年轻的一辈来领导,要寻求被承认的对象不再是东京,而是南京。
在一九四六年中,台湾人不要求改变政府形式,只要求调动中央政府在台北的人事,要求恢复尊重法律的政府及合理的、保守的经济政策,他们要求国民党「弟兄们」停止无理的剥削。
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五月开会),已明确表示人民普遍不满的主要范围,而十二月的会议使大家了解到,政府并无意对五月会议中所提的警告和建议做最起码的补救。在一九四六年後半年,公众的反抗增强了,以参议会的第二次会议为导火线,公众的气愤开始针对着国民党腐败无能的事实,因此,这些由人民选出的代表开始公然仇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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