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领事舘的双重人格
一个领事老手被派去重新建立美国的办公室,并且尽可能重新恢复战前的领事例规。他马上就发觉需要他经办的事不仅仅是签发护照和运茶证明,不过他仍尽了最大努力去维持传统的例行公事。在当时的环境下,仅仅这些就已经是够复杂的差事了,因为那本「外务规程」的小册显然已过时了;战後的世界并非像首府华盛顿所希望的那样。有几个月的期间,我们出尽最大的努力,以集体的力量去办事,同时避开周围不偸快的事情,我们只与同级或比我们高级的官方来往。
我们的领事人员只有三个美国官员——领事,副领事和另一个负责美国新闻处的官员。我们有很忠心的雇员,如书记、翻译员、无线电员和一般的传达。有些是台湾人,另一些是中国大陆人。
美国新闻处处长的处境最困难,因为他在领事舘内外都有工作。美国在和平时从来没有维持过任何宣传机构。这个附属於领事舘的新机构很明显地不受欢迎,而且令人讨厌。这本「外务规程」并未仔细规定这个机构对於提货单和签证等职责的关系。最糟糕的是美国新闻处的职责包括要对地方上的时势敏感,同时要对地方上不满现状的非官方人员表示友善和关心。
美国新闻处旣要「向人民宣传自由」,以解释美国的政策,并要向各地人民保证美国纯为他们的利益着想。最基本的意思在於使人们与美国为伍,并且不轻易听信任何不利美国的言行。我们尽可能地亮出「我方」。
不幸的是,初期的美国新闻处,其代表是必须要维持不断地送出广播和新闻稿给各地的广播电台和新闻出版商,这些都常常发生老生常谈或八股之类,完全不适地方上的现况。而我们却不能运用我们自己对地方上的判断,我们不能将华盛顿送给我们的不适合的资料收藏起来,我们必须照送不误。
美国新闻处在台北的节目受到台湾人极端地喜爱。因为它带进来一股新鲜的空气。既有一个为公众使用的阅览室,又有巡回小组(声片和幻灯)把电影带到偏僻的乡村。美国新闻处的代表曾参加许多各种纪念活动,这些都与运茶、签证问题或中国政府的官方活动毫无关系。
可是从传统的外务人员的观点来看,这些活动使领事与太多的非官方人士相接触。因为美国领事在推销美国的观点这方面说来是极端地活跃,有许多台湾人就因此认爲只要他们敢挺身而出的话,他们的意见也会受到领事的同情和采纳。他们不断地把他们的困难提给领事。这就非常破戒了!
破戒是最令人厌惧的。假如要向上面报告而没有一定的规格可循的话,不照规格向华盛顿报告往往必须将一切小细节统统解释清楚。所以想来实在以不向上面报告为妙。报告「不寻常事件」常带来危险,因为上面往往会要更详细的报告。假如要对时事加以分析的话,必须愼重为文。官方正式的人员期待过重,而非官方的人是浪费时间而且常引起难堪。
短短的几个月间,台北的美国领事已经处於进退两难的地位了。一方面美国新闻处的节目是专爲引人对美国产生好感而设计的,使人把美国当作中国的「老大哥」,另一方面老派的领事却想乾脆地表示,美国领事舘只是个官方的机构,它所关心的是通商,不在於人民。因为害怕公事上的破格和可能招致的谴责,所以送到大使舘去的消息就十分有限了。
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台北与华盛顿之间的裂缝。六月五日那天,陈仪的一个官员(秘书处的马先——译者),公开传说台北的美国战略情报处对国民党军在台湾的倒行逆施作了一份秘密报告,这份报告落到蒋介石手中,他亲自把它交给陈仪。其他的暗示尚指出,中国人知道这是在台湾的美国机构送出的机密报告。这一招使我们的领事全身发冷。
我的同事,新闻处处长柯杜先生(Robert J. Catto)和我都认为华盛顿应该得到时事的分析报告,因为台湾岛内的紧张气氛一直不断地昇高,而我们都知道外国的传闻都被陈仪的新闻处所欺骗。我们知道蒋介石在大陆的地位极不稳定,台湾岛内的情况恶劣到使台湾领导阶级都已转向美国求援的地步,我们认为保持美国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威信和影响力是极重要的;也许将来有一天美国需要台湾人的好声誉。
我们知道领事舘并非决策的机构,但我们感到台北办事处应该让大使舘和国务院知道这与日俱增的危机。我们都是生手,还没学得怎样少管闲事,让睡狗长眠而灰尘累积。
事实证明,我们是在替一个永远无法再回复的世界捡拾破碎的瓦片。美国的利益并非只在运货单上盖章而已;该做的事太多了。一九四六年在台湾发生的琉球问题卽为最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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