囤积居奇 高级官员的红运
假如把警卫部队官兵向商户和民间偷窃得来的赃物,和陈仪的幕僚及高级文武官员在岛内搜刮运走的货品做一比较,那几乎是小巫见大巫。日本有一经济学家曾经直接参与日军财产的登记与移交。根据这位权威学者的估计,日本在台被充公的公私财产先後移交给国民政府的,若以战前的成本为基准计算(不是战後上海或台北通货膨胀的价値),单就非军事物资而言,最保守的数字已超过美金十亿。除此之外,日本陆军与海军曾各别囤积了大量的食粮、衣物、医药和其他器具,军火及弹药。这些物资是预定要送往南洋及东西印度群岛的日军前线的,但暂时储放在台湾。除了军火及弹药之外,其他军用品的价値以一九四五年底的市价计算超过美金二十亿。而军火弹药囤积在台湾的,价値更不计其数。
中国人初到台湾的几个月中,就开始陆续将这批庞大数字的囤积品源源不绝地运离台湾。陈仪的亲信们虽声言,他们为了爱国,已迅速将军用物资运往大陆补给国民党军以对抗共党,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些物品在运往前线的途中曾经大量「绕道而行」。
一九四五年,一次大规模抢刼粮食的行动导发了台湾人与新政权之间第一次的重大危机。
本来在日本投降时,日本陆军曾囤积了大量食粮,足够供给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长达两年之久,或供给一支二十五万人的军队长达一年半。他们本来是准备长期困战的。此外,在台湾各港口附近曾囤积了大量的食米及食粮,正待运往日本本土。虽然一九四五年的产量因缺乏肥料而稍降低,但收获仍是有余。(战前台湾产米量年产约一百六十万公吨,大约一半为岛上五百万居民所消耗,一般人生活颇佳。)
前面我们曾提到麦克阿瑟将军希望缓慢从台湾遣回五十万日本人,战後日本的第一个冬天是凄凉、饥饿、寒冷而又困苦的。假如日本人暂留台湾,吃住问题比较容易解决。
可是中国人一进驻台湾,便立刻要求将所有的军需物品马上移交,包括米粮及其他配给品。日本官员曾犹疑,不愿意应允其求。後来美军顾问团取得国军的保证,保留足够的粮食直到日军完全撤离台湾。
国军的保证形同具文毫无价値。前面提过,在十二月底日军资深官员已指出大量的军用米粮已被运走。有些中国军官借着个人方便已将部分米粮在岛内出售得利,并且不断地大量运出岛外。大量非军用储米也不踁而走。到处都可听到粮食危机的谣言。那些被拘留而又倔强的日军是不会甘心束手就范的,尤其是要他们在当时富裕的环境之中去挨饿,或当他们得知那些毫无武装的日本平民将被武力伤害,万一台北眞发生抢刼粮食的事,日本人民无疑地将成为第一个被害者。因此之故,遣军便迟迟延到三月底才完成。
台湾的每户人家几乎都受粮食突减的影响。虽然米粮买得到,但价格已高得惊人。种有食粮的农民不断担心食粮被充公。事实上台湾人有足够的蔬菜、水果和其他粮食可以度到春收,但稻米是主产,而这是有史以来台湾第一次有缺米的现象。没有米粮的话,台湾人像被剥夺一切似的,感到惊惧不安。中国的长久灾荒是众人皆知的。
台湾人的祖先早年远离中国大陆,为的就是逃避长年的饥荒和恶劣的政府,但现在是一个紧接着一个不断来临。他们心中的愤怒多於恐惧,因为他们深知农产品不断地生产,但大量产品却被运出台湾。码头和仓库的工人日以继夜地将它们装上船只和舢板。粮米外运的事实是瞒不了人民的!
人民热烈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但陈仪政府最初只报以花言巧语,企图以「爱国」和「为国军反共保台而输粮」等等美丽的八股来答覆人民,後来根本不理睬人民的批评。他拒绝担负责任,甚至反而一口咬定台湾人自己囤积居奇。无疑地,极少数的台湾人确有囤积的事实,但私人的储量简直是芝蔴小数无关紧要。
当政府报以行动时,完全出乎台湾人意料之外地,陈仪竟然展开全岛大规模的征粮,勅令各地名士出面负责为政府征粮。这种毒计显然要构陷台湾名流成为粮荒的待罪羔羊。台湾警备总部的柯远芬将军宣称将采取严厉手段以维持反囤积的法令,同时勅令警察随便擅进民房捜査。
征粮的权力一旦落在警察和军队手上,他们只要稍微示意一下,就足令一些记录不合格的私人米商向他们进贡钱财或「礼物」。敲诈遂卽成了法令。擧一个例子,我曾得悉有个米商,他的储米在星期二被检査後已将买卖收支登记完事,结果星期五另外一个不同单位的警察又来査帐,这次居然「不合格」。随後他卽被逮补,更被迫奉献一大批贿金才被释。他的储米尽被充公。
此时(一九四六年初)蒋介石的蓝衣社(恐怖特务)已逐渐由上海来到台湾。他们与本地的流氓「虎须」合作,常到处抢劫仓库,滋事生非。柯远芬公然袒护所有抢刼囤粮的人,保证绝不逮捕他们。
换言之,在「光复」後短短的四个月中,我们看到上海的流氓帮派输入台北横行无忌,背後同时加上军队和国民党的助纣为虐。陈仪的反囤积运动显然是藉此破坏台湾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计划,因为在日本据台末期,这批台湾士绅、小地主们在城里的工商界亦稍有投资,他们已形成一股反对的力量。
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军队是造成粮荒及危机的主犯,但他们采取的措施却是针对台湾人,利用台湾人以台制台。
军事物资运往大陆旨在增加蒋介石个人的权力慾望,而非用以增加他的财富。大量的食粮则是被数千军官、党棍和行政人员共同分赃。此外又有大批贵重的工业原料及产品储藏在仓库保留着。据参与正式移交日军财产的日本经济专家的估计,工业储料之多,足够维持三年绰绰有余,而在此期间若加以适当管理,台湾经济当能恢复原来正常的生产潜力。他们更警告中国人,在当时环境下,储备品是台湾经济复原所需的资金。
可是他们却被中国人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要他们不必多管闲事。
制糖工业当然是最重要的目标。远在一九三九年,台湾的糖产量卽已超过一百四十万吨。可是在一九四七年的中国政府管理下,全部糖产却不过三万吨而已!这个数字差不多等於一八九五年日本尚未领台时的产量;这眞是中国人管理下经济命运的最好写照了!!
蔗糖在战时曾因劳工缺乏、或耕地缩小、或缺乏肥料而减少产量。在一九四五年时大量的糖料曾囤积等待运往日本提炼。多半的糖厂虽有失修和损坏的现象,但并没有受到多大的炸毁。然而在一九四六年,本来应该用以战後复原的预备储糖却被一扫而空。
日本投降之时,行政院院长宋子文马上命令将糖大量运出。来自香港的报导说,大量的糖已由台湾直接运到香港的私人仓库里。最低估计是十五万吨,最高估计达六十万吨。没有人知道正确的数字,但很显然台湾的储糖已不翼而飞了!
这件事,台湾人认为蒋夫人的哥哥宋子文应负全责。台湾人对於蒋宋家族的态度颇受这种传言影响。
几乎各色各样的储备品都以此类方式被运出台湾。譬如,平常台湾的煤,在基隆港口附近一带一年就产煤约三百万吨。
在一九四五~四六年间,後备的储煤本应配给全岛内工业的清费,结果都运到上海去。另一方面,台湾铁路管理局贪图载运旅客、行李和其他货物之有利可图而对运煤不感兴趣。陈仪的其他部属却觉得煤产有大利可图。当一九四五年冬天来临,台湾的煤在上海市价眞是高得惊人。大陆中国人在台北基隆尽可能搜购大量煤炭,但只付出低得不能再低的价钱。台湾的煤矿业主终於忍无可忍群起要求签订合同,保证最低的利润收入,否则就停止产煤。陈仪政府此时出面干涉,规定由政府的工矿处执行煤炭的买卖,造成事实上的煤炭垄断和操纵。台湾人於是把煤炭卖与政府,希望政府於利润之余能让人民分享部分利益。可是令人失望至极的,陈仪的亲信向台湾人购买煤炭马上转手以极贱的价格售给政府的其他部门——纯粹是纸上的虚假交易。然後以合同上规定的利润百分比付与台湾人。最後工矿处的第二个机关再以瞒天过海的手法将煤炭运至上海,以天文数字的高价出售!
以前日本官方对於食盐、火柴、酒、樟脑以及麻醉药品等的控制专卖,曾为政府取得极大的税收。在一九四五年底时,这些原料和成品都移交给陈仪政府,而成了陈仪另一无法形容的暴发横财。
陈仪接收之後,这些储备物资经过合法的途径再出现於市场的,简直寥寥无几。大部分的移交品都列入记录,有案可查(日本人备有记录),但它们在中国人手中的下落如何却无影无踪。举例言之,为数四十二万三千吨的樟脑移交之後,中国官方数字显示其中只有四百吨在中国人最初半年统治时加以提炼。我们确知大量樟脑被运出台湾藏在香港的私人仓库中。
又,三百五十万箱的火柴移交之後,翌年初台湾却造成了火柴荒!(在五月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中,政府的发言人解释说因为「缺乏适当的交通运输」,所以在上半年中只分发了一千四百七十三箱。)事实上,这些火柴早就被运到大陆去了!
大批麻醉药专卖品的下落最为台湾领导人物所担心。早在日据时代,麻醉品由政府控制曾是台湾人与日本政府间一大冲突的原因。在战前的十年间,日本政府未曾将麻醉品原料及成品年产量公布,但曾一度将年终积存的数量公开於世。换言之,我们知道一年消费之後所剩的数量;从这个数量可以猜测到平常储备的总数。(所有日方在这方面的数字都不可过分信任,因为自从国际联盟揭发台湾大规模而有组织的制造麻醉品的事实之後,日方自一九三二年以後的公布数字即直线减低,当然是不可完全相信的。麻醉品在亚洲大陆上是太重要的武器,在台湾岛内受极严密地管制。)
一九三四年底的记录显示,台湾专卖局年终积存六十七点九公吨的鸦片原料和十九公吨的鸦片成品。而一九三五年底的积存则为四千二百四十五公吨的古柯叶,六百零六公吨的吗啡粗制品,以及一百二十五公吨的古柯硷粗制品。十年後陈仪宣称日本人只移交九千七百二十磅的鸦片和「少量」的古柯硷。
他说这些储备品已分成三份,一部分用於各地方的卫生局,一部分送到南京供给部队医疗所使用,剩下的部分则已被烧毁。
此後古柯硷及古柯成品将不再生产。原来他的手下早已控制了台中及台东附近的古柯园。
几年来台湾一直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大的麻醉品制造中心之一,同时也是非法药品的主要来源。我们驻台的领事於一九四六年时基於台湾现在「已是中国」的假想,认为中国人要怎样处理他们的麻醉专卖,事实上与美国政府无关。一九四九年,联合国的报告书中指出,中国政府自从日本於一九四五年投降之後就不曾向联合国提出麻醉品的储藏、制造及使用情形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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