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需要永久的美国领事代表
顾问团的高级军官处於极难堪的地位。私底下他们同情那些「被解放」的台湾人及那些被扫地出门的日本人,可是他们的公开职责又需要和陈仪的人马密切联系,而且每天都得与这班人一齐工作。
军事方面的工作倒比较简单,只要将日军财产移交并将日军遣回归国就行了。但是要处理三十万人民的问题就不是顾问团的能力和职权所及了,因为那需要很有条理地移交日人被充公的工商企业财产。在台北的美国人很不受那些贪婪的中国人所欢迎,因为只要他们在场,中国人就不能肆无忌惮的为所欲为;因为当时缺少解决人民的主要问题之根本原则。在台湾人和日本人心目中,美国人变成了他们的生命安全和财产的保证人,因为和约尚未签订,转移尚未完全而新政府的组织尚未稳固。我们曾经自我解嘲地说,虽然战时美军军政行政学校曾一度为台湾方面的职责训练了二千人,结果只派来了其中两个人,而其中一个不久又离开台湾了。
九月的时候,传闻价値五十多万美元的金条在从日本军方移交到中国的总部之间忽然不见了。这些原是东京要送去菲律宾付日军薪饷的一部分金条,结果只运到台湾,日本就投降了。那些金条每片都个别地包好,而且还有个别番号。移交的时候它们是在证人面前层层检查,然後才交给一个美国军官。可是当它们交到中国人手里的时候,再经过一次检査,结果发现那些番号已经不照原来的秩序了,而且已经有好些不见了。中国人立刻就先发制人地控诉起来,而且还准备起诉「追回」那些金条。这个负责将那些金条从一总部送到另一总部的美国军官忽然间失踪了,他在「紧急因难」的名堂下在上海退伍而离开了中国。
整个秋天的时间,我都在催促美国大使舘里的朋友一定要在台北争取设立一个民事代表以保护美国的利益。因为价値几十亿美元的日本财产将被充公,然後转交到中国人的控制之下。当然这在将来的赔款安排中必须加以愼重考虑。像上面所举的那个所谓「金条事件」即是最好的警告。
後来有个外务部的官员飞来台湾,初步地调査了一下美国人 的 需 要 , 然 後 於 一 九 四 六 年 的 一 月 又 派 史 都 恩 ( Leo Sturgeon)来到台湾。史氏本来是驻满洲的总领事。中国人对他虽然客客气气,但并不怎样热忱。美国领事舘在台湾正式成立使得陈仪很不高兴,但是他只好接受这无法避免的事实,同时他也只有答应给以「充分的合作」。
美国人在台湾,看来是给了陈仪许多不方便。陈仪向美国高阶层当局抱怨说美国军官「多管民间闲事」,他的意思是说他和他的人马爪牙一直在丢脸,因为只要有美国人在,他们便不能尽情地、随心所欲地抢刼。不但如此,更糟糕的是,那些被扫地出门的日本人和「被解放」的台湾人都一致转向美国人,要求保护。
陈仪的抱怨很快就得到了反应。魏德迈将军总部马上下令要美军顾问团撤退。也许陈仪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或者他也害怕美军一走即无人保护他的人马,因为那些养精蓄锐的日军都还没被遣返,所以陈仪马上又修改了他的怨言,美军撒退的命令於是又被取消。从此之後,这些美军人员必须以「联络组」自称,其职务严格地限制於遣返日军的问题,即纯粹的军事任务。
我的在场可就给他们一个稍微不同的困难了,因为我是海军副武官,旣与大使舘有关,又持有外交人员护照。我是不必和美军顾问团一起撤退的。另外,中国人也知道,当我回到台湾时,我的一些老朋友和以前的学生们都非常兴奋,同时中国人也了解,我对国民党在台的新政府统治的情形简直了若指掌。他们曾设法要把我调走;他们这件事情干得相当乾净俐落,也是在二次大战期间中国地区常用的把戏。戏法是这样的:有个海军副司令官在台北暂停一夜,当晚他被请去大吃大喝一顿,私底下有人告诉他说我在设法「保护日本人的利益」。不久我就被传到重庆的美国大使舘去解释这件事,同时报告台湾的情形。我後来还是回到了台湾。
史都恩总领事在和陈仪的初次谈话中,曾要求陈仪帮助美国找个合适的地方来设立美国领事舘,当然一切费用是由华府支出的,上海的总领事则请我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陈仪就命令他的人马来协助我。
果然他们给我开了一张单子,列上二十个地方,我一个个地査过,同时也注意到几十幢大官邸和私人建筑都被那些新进的中国达官显要据为己有了,我知道有好多人,每个都占上两三幢大房子,他们的方法简单极了,只要在每个地方派去三、四个佣人或卫兵守住那里,防止别人再来占据。万一後来取不到合法占有权的话,至少也可从人家付出的贿赂钱当中揩到足够的油水,这样他们才肯和和平平地撤出他们占据的地方。
当我査完那二十家要美国政府考虑的地方时,我马上发现陈仪是多麽费尽心机地想使美国面无光彩,使美国威信降低。
这张单子上所列的房子,没有一家是那些中国处长、将校们看得上眼的,当然,即令是个普通的中国官僚或私人,也不会想把那些房子占为己有。那些房子多半在贫民区的小巷尾,而且都已经相当腐旧。有些则是英国商人以前的财产,其法律地位还是未决的。有些则座落在遥远的城区,有些根本连车子都开不到。很明显的,它们都是中国人不要的,我把它们全部拒绝了。
我认为美国官方至少应该住个比较好的房子,像那些被遣返的日本人所留下来的地方。我同时觉得很奇怪,为什麽美国政府住这种房子还得向当地的政府人员巴结,付给他们大量的钱。
中国人再开了第二张单子让我考虑,这次他们列出来的房子稍微好些,但也只是好一点点而已,其中只有一幢设备较适於办公和住宅两用,是个稳固而且有个中心点的建筑。那是好几年前美国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在当地的代表建筑,後来曾数度易主,现在终於被充公了。我们要的话,可以把它买下来,这就变成了後来的美国驻华大使舘。
事情还有一点小波折,台北市的黄市长占据了城里几幢好房子,同时也看上了要卖给我们的那幢房子。陈仪的长官公署只好命令他罢手。这使他气极了,结果为了报复,他便占据了战前美国领事舘隔壁的一幢大房子,那是人家用来出租的房子。房主是个颇富有的台湾妇女,她有许多美国朋友,当她很强硬地提出抗议时,我们这位黄市长便给她戴上了和日本人「通敌」的大帽子把她逮捕了。在这场热闹的诉讼过程中,我们这位市长居然笨到在字面上告起美国政府来,说美国政府「偷」了他的财产。美军联络组(American Liaison Group﹐译注:即由原来的美军顾问团改称)的军官们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应该站出来抗议中国人那种鸡毛蒜皮的小人作风,总是一贯地要使美国人在公共场合失面子。结果市长大人只好被迫登报道歉,这件事情他也做得心不甘情不愿。
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房地的波折并不如此就告结束。我们都还没来得及派人出去测量房地和计划翻新的工作,国民党的一个将领已经看上了那幢房子和那块地方,而且早就派人先下手为强搬了进去把房子占领起来。他们反而要求我们闲人免进。
这弄得陈仪本人非出面不可,他直接下了一道命令给这位将军,才把厨房里的将军代表人员请了出去。
陈仪也并不是很高兴这样做,大槪这个时候,住在玫瑰公舘的美国战略情报部工作人员犯了一个大错,给了共产党一个绝好的机会,经过共党的添油加醋之後大大地宣传起来了。战略情报的军官们为了要调査民意,结果笨得出奇地在街上随便揽住人便问,他们还带了些翻译官,被揽的台湾人都吓了一跳,他们被问的问题是:第一,继绩让中国人统治?第二,回到日本人的统治?或第三:由联合国托管而暂由美国管理?
这是个笨蛋的作法,当然中国人有理由生气的。但是那些战略情报部的军官们相信,台湾各地反对中国人的情绪已高涨到可以大大方方地来调査一下的程度了。
一九四六年一月,华盛顿的史克利普斯・霍华德报团派了一个通讯记者威廉・纽顿(William D. Newton)到台湾来调査台湾的现况,因为中国大陆上的报章杂志当时都很热闹地报导台湾的情形。纽顿先生走遍了台湾全岛,听各方面的意见,他到过的地方,所有的台湾人都在抱怨那些新来的中国人的不好和不是。
陈仪的喽罗这下可慌了。他们费尽心机为我们的上校主管开了一个非常精致的大宴会,我听到陈仪的一个处长先生正在费尽口舌说服我们这位不知底细的上校,说纽顿在台湾出现是对「中美传统友谊」有害的,宴会里大家都不断地在为「中美加强合作」而乾杯。不久,我们这位上校先生站了起来,猛敲着桌子大声叫说要把纽顿先生赶出台湾,并扬言今後未经他允许的记者不能进入台湾。我们知道他的权力只限於在美军联络组之内,超过组外他是无权的,不过他这样一宣布,使得陈仪的处长先生、主人都笑逐顔开,皆大欢喜。他可眞是很伶俐地过了关!从此之後,美国的陆军不管在交通或住宿方面都不再帮助纽顿先生了。
这时日军代表向美军联络组报告说,中国人食言,未遵守规约在日军遣完以前保持足够的食粮。美国人知道,全台湾岛内的紧张气氛正在与日俱增。他们也知道国民政府的所有诺言都是不可靠的;万一这十七万被拘留的日本人眞正发生粮荒的话,他们可能会爆发对大陆人的一场动乱。
因此我们的上校先生向东京的麦克阿瑟总部发出紧急信号,同时建议加速遣军的日程,而在一九四六年的四月一日,终於把最後的日军遣离台湾。美军联络组的任务已告完成,於是就撒离台湾。
美军离开了,但他们留下给人很深而且很好的印象。从现在起,台湾人的利益谁会加以保护?日本平民的安全程度如何?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会去预想将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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