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人注目的美军
美军的「军容」给了台湾人第一个好印象,台湾人免不了要拿美军的行为和日本兵及中国兵的行为相比较。
在日本投降之前,台湾人很久都不曾看到漫长的联军俘虏队伍中有中国人,这些联军的俘虏一被提上岸来,经游行示衆之後都被送到集中营去,同时叫他们去参加公共建筑的工作。
六百多个飞行员曾经在台湾的山上撞机、或降落在田野间、或被海潮连人带机骸冲上岸来——他们之中从没有中国人,是不是日本兵把所有的中国俘虏当场处决呢?或是中国人从来不敢参加在中国海岸、海上和台湾上空的冲锋肉搏战呢?
台湾人都在评论这些证据,认为台湾是被西方国家的联军解放的,他们对国民政府的部队的那副德性很瞧不起,一点也不掩饰对国军部队的讨厌。
在台湾岸上的美军刚好是一大对比,新来的中国人眼看美国官兵一天天地受到欢迎,台湾人一点也不掩饰他们对美军的欢迎,美国人不久就遇到很多机会藐视那些被他们载来丢在台湾的中国渣滓。他们反而同情日本人和台湾人,因为他们必须应付那些到处抢刼的中国兵。
国民政府的人很自然地被激怒了。他们是丢尽了脸,这是最不能忍受的,那位中国空军上校曾扬言「要把美国人个个赶出台湾」;十月廿四日那天在机场发生的那个事件,就是长久以来深藏着的憎怨的小小发泄。不幸的是美军顾间团的指挥官不了解面子问题在东方社会的重要性,也不知道他们这个顾问团随时随地都在受中国人的监视,但是对於当时的台湾人来说,那就是美国。
我们这个指挥官以「老大哥」的容忍精神,认为我们是和一些很孩子气的人在一起工作,假如那些傻中国人硬要假装是他们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其实也没有什麽关系,何况,将来台湾就要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去表现了。我们很清楚他们是怎样到达台湾的,料想也不会在这儿待太久。
我们为寻找住处所遇到的因难再度说明了这个问题,同时也说明了美国人多麽容易让他们的「小老弟」占便宜。美国官员都不介意,这是个暂时的问题;可是那些新来的中国人却把这个住的问题巧妙地加以操纵,公开用来做为他们对外国人多管闲事的抗议和藐视。
陈仪的先遣人员曾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来准备欢迎他和他的护卫人员,在这二十天期间,中国将官和这个新政府的官员已到处捜刮广大的财产,有些是政府部门的官邸,有些是大公司,还有些是很豪华的私人住宅。
从我个人的「帝国主义」的观点看来,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有权而且需要为美国的代表们取得适当的住所。有几十座被充公、被擅自住进去的大房子,其实都可以给美军顾问团做个很有尊严的临时总部,也可以在将来时机成熟时做为美国领事舘的永久办公处。
可是美国官员并不向他们抗议,也不要求他们;只是他们给什麽,美国官员就取什麽,一句话都不吭。我们那个上校指挥官和他的参谋住的是台湾银行官邸的好地方——就像梅屋敷一样——样样家俱都齐备的,但是上校的下属官兵(那些曾经激怒了中国空军的中校、少校等等人员)则被分配到一家凤梨公司的办公室去住。虽然美国政府很久以前就租用了这栋房子给领事舘办公,可是即使在当时都觉得不足够。在大战期间,这栋房子曾经被翻新过,现在是连官员也得睡在楼上的厨房里,他们和佣人用的是同一个厠所。而且许许多多的食客常常跑来看热闹、偷东西吃。我们的医生是个少校军医,他把那个地方叫做「猪栏」,但因为那是个临时的住所,而且大夥儿把大部分时间都消遣在郊外的温泉旅舘里,所以问题并不严重。不过从中国人的观点看来,我们毫无疑问的是「没有面子」。
我们的士兵住在郊外的兵营内,那是把俘虏遣出後空出来的地方;下级军官在城区一个炸损的旅舘(饭舘)住得不亦乐乎,虽然没有城里梅屋敷或玫瑰公舘那样豪华,但他们吃得很好。
美军顾问团和国民政府的军事机构之间,外表看起来是礼尚往来、互相尊敬,但实际上却非常紧张,尤其在办公时间外发生了一连串的丑陋事件,使我们感到我们的在场最不受陈仪人马欢迎,譬如有一次在深更半夜的时候,一群醉态蹒跚的中国靑年军官跑到台北城区美国军官的住所大吵大闹,耀武扬威地一心想惹是生非,而且还扬言要「射杀每个人」。还有在郊外通往草山(卽阳明山)的蜿蜒小山路上,至少有两次中国军用卡车故意想把美军的小吉普车迫到山崖下,有一次我和华盛顿的一位海军情报室的上校情报官到基隆去游览,我们被一个中国军官挡住去路,他破口就駡人,而且对着我们挥起拳头,故意招来路人的注意,当我们把吉普车停住的时候,那个军官立刻就逃走了,路旁的一群人随卽喝彩起来。
另一方面,台湾人对美国的感激有时候也令人觉得不好意思。当日本正式投降後,有一次我在台北附近的乡间散步时,我看到一个小孩跑到田里去叫他妈妈,她马上带了她的几个女儿走到田堤上来,她们爬上路来的时候,拿下了大草笠就向我一直地点头,欢迎我这个「美国人」「美国先生」,并用日语向我道谢「美国的功劳」。
又有一天在离此不远的地方,我路过一家被炸得半毁的房子和宗祠,显然是个地主的小康之家,有个老人匆匆忙忙地出来邀我进去喝杯茶,还要我看看那地方和那祠堂,这家房子是被美国炸弹错炸而毁坏的,家里被炸死了一个人,但是他们并不感到怨恨,主人说,那是没办法的事,不过他还谢谢美国终使台湾得到自由了,他一定要送给我一个很漂亮的花砖,是从宗祠的屋顶掉下的;他要我收起来纪念我们结缘一小时,同时也表示他们全家的感激。
几个星期以後,我攀登了千层的阶梯重游山中一个庙宇,在战前我就对这个庙很熟,到山脚时我停下来和好客的村人喝茶谈话,每当我继绩往前走的时候,几个肩上挑着扁担的人从我身旁经过,他们微笑着,同时跟我点头为礼,然後照常继续他们的行程,当我登高到庙里的时候,我发现庙里准备了一大堆东西,像是大拜拜似地,原来村里的人送来许多吃的东西欢迎我。不过在吃饭之前,僧主请我站到灵台之前,其他侍僧和他一齐唱起经来为世界的和平和繁荣祷告,同时祈神保佑美国。他们排成唱经的行列,烧香念经,绕着我站的灵坛,这简直是个新式的「神佑美国」,但很明显地这是发自内心感情的眞正流露。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台湾人把美国说成「神之国」,卽美国是个赋有保护神的个性和人格的国家。以後我就常常听到台湾人叫美国爲「神之国」了。
在那一次大宴时,话题曾转到十月中旬台北街头发生的一连串的神秘谋杀案件,好几个日本妇人被伏击和谋杀:其动机既非强奸又非抢刼。虽然有些台湾人是乐於看到某些日本人变为受害者,但是他们也被那些谋杀的残酷程度所震惊。当时,一般的民衆之间并没有毒恶的反日情绪。
几个月之後,我终於知道了原来那两个神秘的黄、张「上校」——也就是杀人魔王戴笠的盖世太保刽子手——曾经在这个时候要收买台湾有力人士,建议他们对日本人民来个大屠杀。他们并且还定下日期,十月二十七日的晚上要来个「自动的起义」。
台湾人士没有一个愿意干这样的事;台湾已经不是十九世纪的中国,他们对日本人的普遍不喜欢并不是根深蒂固的仇恨。戴笠和他的刽子手屠夫们错看了台湾人的气质;而且他们必定是忘了,不远的地方还有十七万日军正闲着无事可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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