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解放者
九月一日,第一批联军人员乘着一艘从厦门抢来的日本驱逐舰出现在基隆港口。上岸的人有三个年轻的美国人和两个自称「上校」的中国人,他们後面带着一批跟班的厨师、佣人、保镳和通信兵。两天後,第四个美国人上岸来与他们会合,他自己也带了一批跟班乘中国舢板而来。
这四个美国人自称为先遣的俘虏联络队。队里从上校到厨师都是全副武装,如临大敌似的,他们出门的话一定是两个人一组。从一上岸开始,他们看起来就不像好东西,周围的气氛永远那样鬼祟,充满一种阴谋鬼计的神秘。
日本官员马上赶快趋前去欢迎这些联军的第一批代表。在会议过程中一种半信半疑的气氛充满议堂,因为日本人既不知道他们将面临什麽情况,那些难以形容的新客人也一点不觉轻松。不久事情就弄得很清楚了,原来这些人根本不是什麽有权威的人,不过日本人还是照样给他们完全的合作。
他们需要房子住。台湾最豪华的一切设备齐全的艺妓馆「梅屋敷」,立刻就变成他们「远方的家」。
那些中国人住在「梅屋敷」的一厢,「张上校」和「厦门的黄市长」特别保留在另一边;个人和厨师住在另一厢,这是工作人员的房间。中国的卫兵全副武装戒备森严地把整个公馆团团围住。
眼光锐利的台湾人和日本情报人员注意着这个怪团体的人员中的一举一动。美国人走美国人的路,中国人也走中国人的路。没有一个人对联军的俘虏感到丝毫的兴趣。
他们需索金钱来做为当地的费用。经过一番洽商讨论之後,日本当局带他们到台湾银行去。他们从人民的公共基金当中取去了三百万圆,转到他们开立的一个特别户头之下。这些钱在当时的官价约值二十万美金,这笔大数字对他们这个小团体的所有费用来说绰绰有余,可是在两天之间,三分之二的存款已被提出,转到那位神秘的张上校的户头里去了!(除非特别加以注明,否则後文中所用的金钱都是指美金而言。中国币和台币都另外加以注明。)
不久事情就弄得很清楚了,原来那几个美国人就是当时和蒋介石的调查统计局(简称调统局)合作的,这个机构凡是在战时的中国境内居住的美国人都知道,他们叫它做「蒋家的盖世太保」,特务机关。调统局在戴笠将军指挥下,以少调查多用武力着称。戴笠在大陆的最大责任在於消灭蒋介石的劲敌及批评蒋介石的人,并且藉恐怖手段削弱反对他的政治势力。罗斯福总统曾批准一个秘密协定做为战时的手段,使一些美国的情报组织人员和调统局密切合作。
这些美国人员到台湾来只在替「张上校」和「厦门的黄市长」的「调查」故布烟幕,掩护他们的活动。原来张、黄是在暗中调查台湾的政治情形,编采台湾领导人物的黑名单,搜取那些在日据时代敢做敢言敢於要求自治的台湾人物的资料和记录。这些人物就是他们要监视的。他们同时还搜集有关地方富豪的名字,以便将来指为「通敌」设法加以敲诈。
当张、黄鬼鬼祟祟在暗街小巷忙於调查时,那几个美国人忙於在台北市场大量采购罐头食品、衣服、酒、火柴、及其他囤积在台北的货物。几个星期之间,那艘驱逐舰来来往往,忙於搬运货物到中国沿海的市场。在那些市场,台湾去的货品简直可以天文数字的高价出售。
当台北当地的市价因此而开始高涨时,负责配给和稳定市价的日本官员曾向那些年轻的美国人提出抗议,但只被美国人置之一笑。他们被讥为「日寇」,而那些日本化的台湾人有甚麽值得一顾?
九月五日这天,一支美国海军特种舰队停泊於基隆港口。
从飞机上投下的命令单要求尽速将所有的俘虏打点妥当以待撤出。驱逐舰开进拥塞的基隆港内,在两天之间大约撤出一千三百人,立刻由飞机送到马尼拉。一艘英国的医务船开进来接去一百人左右,他们因为病得太严重了,不能由飞机空运送出。
这些活动带有几分真正的权威,也指出了住在「梅屋敷」里的那个团体的使命。
日本领袖们一直在等待投降手续的命令,可是在东京的联军指挥部和在大陆的联军总部一点也没消息。台湾显然已经变成一块被遗忘的岛屿。
九月十日,第三批美国代表到达了,这是一个包含十五个官兵的工作队,从中国的昆明飞来,他们代表美国的战略情报部(U.S.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简称OSS),他们并没有甚麽权力,但日本人照样给以最妥善的接待。这个美国战略情报部的工作队被安插在玫瑰公馆(蔷薇屋敷),是郊区的一幢艺妓馆,其优雅气氛只亚於「梅屋敷」而已。指挥官是一个陆军少校,他也没有权威可以和日本政府商讨。
这两个工作队,一个穿李子色服装,另一个穿玫瑰色,并不常相见,每次见面都是板着非常呆板的面孔。
後来的战略情报部的队员并没伸手要钱,相反的,他们是一个合法的团体,只是没有被授权和日本人洽商而已。这时日本当局几乎急於想找个人——任何人——在这个奇怪的情况中建立起一个权力的基础。
美国战略情报部的人员抵台时带来了齐备的交换物品——他们充分地备有罐头食品、香烟、啤酒、维他命和抗疟剂——这些都是换取情报的绝好物品。他们立刻开始搜寻台湾的政治情报,尤其任何有关共产党的消息。有些会说几句日语和英语的台湾人便开始巴结起战略情报部的人,供给他们消息,好让他们向华盛顿方面提出报告。因为真正的共产党员此时少得不能再少(他们都还被关在监狱里),所以短期内需要的消息可说供不应求。
後来我在华盛顿念到一些战略情报部送回的报告,我很清楚那些供给消息的当地人士是多麽用心地去编造那些故事。有时我几乎可以马上认出那些消息是由谁供给的。一九四六年我在台湾时,我的一些台湾朋友们常告诉我,他们极其容易地编造一些故事给战略情报部的人,换来一些香烟或一罐啤酒。
许多私人恩怨就这样解决了。这些未经过查证的消息有的是故意用来陷害不满意的日本人或台湾人,或是被日本政府指为「共产党」「激进派」或「颠覆者」的人。
後来几个有名的案件中,我发现美国人被误导进战时重庆所作的基本调查报告,其中有些是由谢南光这个人的生花妙笔和丰富的想像力所编造出来的。
九月中旬,第四队美国工作人员紧跟着战略情报部的人员到达台湾。这一队是能干而严肃的美国人墓地登记单位(U.S.
Graves Registration Unit),由一个陆军上校指挥。这些人马上被安顿在郊区一个普通的私人房里展开了他们不快而艰难的工作。他们的责任在於搜查山上或平原,找出失落的飞行员屍体、和战俘的坟墓,并取出他们的随身物品,认出他们的残骸,同时把所有的发现作成报告。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