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岛屿政府的地位争鬪
当时,必须立即处理的工作是岛内秩序的维持、日军复员工作、和日本平民的遣送。这些工作主要是军事上的,而中国军事机构并不关心内涵的政治和人道问题,他们认为「日寇」是敌人,而台湾人遭遇到的,是他们自己的事和中国政府的事。
魏德迈少将这时已取代史廸威将军成为美军驻中总司令,常发脾气的赫利当时已取代了高斯,为驻重庆美国大使,高斯和史廸威是「中国通」,蒋氏夫妇发现与新来者共事比较不困窘。
魏氏受命与蒋氏安排战後立卽移交台湾归还中国一事,台北的新政府将完全由蒋氏一手包办。当时旣没有附带什麽条件,也毫无保留,只待合法的权利移转。就魏德迈的观点,台湾只不过是中国的另一行省,只须把日人逐出而已,就这点,蒋氏夫妇也懒得以详尽的台湾历史去弄昏魏先生。
华府国务院认为台湾前途已成定案。然而,在重庆成立的蒋魏协定引起中国式的权力鬪争,彼此争取新台湾行政之权力。
台湾在外流亡者,虽然没有在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我们宜回顾一下,以便扼要了解一九四五年他们在重庆喧嚷「眞正代表」台湾时所处的地位。
大多数台湾流亡者都在日治下最残酷的年头成长。他们曾支持林献堂的自治活动,图谋在日本帝国体制下,获得某种程度的地方自治,但他们已受够了日警的压迫和困扰,纷纷在一九二〇年代离开台湾。在中国,当无法达成合意的「流亡」路线,他们就再分裂。有的人索性定居大城市,过着无光彩的生活,一些较有野心的,参加了国民党,更有一些参加共产党。经过多年流亡生活,日本的败降,终於达成他们早日的希望。那时有一打左右的流亡组织、党派、和社团。台湾同志会(於一九二五年成立)可能是最老的社团,一九四二年,重庆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刚要成立时,台湾社团如雨後春笋,纷纷成立。这些流亡人士盼望能得到政治上的承认。
当他们发现,参政会的法规,根本没有给台湾代表任何席位时,他们感到非常愤怒与不平。中国人并不把台湾当作中国的一省。他们眼见当时日军占领下的大陆各省都有代表参加所谓参政会会议,这更使他们大为失望。
这是大陆同胞对台湾人歧视的早期暗示,台湾未割给日本以前,官僚和儒林也歧视台湾人。
一九四三年,六个主要流亡团体组成一个松弛的协会,称为台湾革命同盟会。这团体并没有得到任何着名国民政府人员的赞赏。然而,同盟会领导人却代表政治阶层各色人物。极右一边,有台湾革命党的张邦杰将军,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东京,一九二一年),於一九三〇年代,在福建算是蒋介石的强烈拥护者。与张氏一起工作的有翁俊明,他被称做「国民党台湾直属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以此头衔来奖赏他对流亡者所建树的党功。张将军企盼能出任战後台湾省的首任主席。
在左的一边,却有李友邦将军,他是蒋的黄埔军校第二期台湾人毕业生,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内哄时,李氏曾反对蒋,一度遭温和的软禁,直到一九三五年,其後受宠再被任用,在国民党陆军政治部工作。
同盟会内极左一边,有谢南光,他声势浩大、圆滑善变,是台湾革命大同盟的主席。他也在一九二〇年代离开台湾,一度在汪精卫的政府做事,汪氏就是日本在南京的傀儡。但谢氏後来脱离汪精卫,投靠蒋介石,不久就热烈表示拥蒋。我们早已提到他如何在重庆替美国情报官当通风密报者,我们也提到他如何先下手削弱其潜在政敌,预防日本投降後,在台湾与其争高位。
这个号称拥有一万四千会员的大同盟,另有许多不太重要的派阀。
但当谢氏和其朋友在重庆要求分享美援(钱、武器、和政治支持)时,他们却承认只有一千名会员在未被占领的中国内地。
他们称大多数散居在敌军後面,一旦在重庆的同盟会员受到大量援助,敌後会员会起来给予日人重大创伤。
当时台湾人对蒋介石没有影响力。蒋氏有他自己的计划,也有一些人已向他请求帮忙。
蒋氏个人在中国的权力,一面来自他圆滑的手腕,以其党军制他党军,另一方面,蒋家与工商业者结拜为盟。在一九四五年中,所谓政学会这派阀顿时在重庆得势,当一个临时委员会成立而正筹划「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时,政学会中的一员便成为主任委员。
那就是蒋的朋友陈仪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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