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中国」——自由主义的中国人的计划
中国难民自由主义者对蒋经国步步高陞感到不安,每次的升官,都带来了有一天他将当权的警告,继位的斗争将给台北一大灾难。军队之中,反蒋和拥蒋的派系时时发生冲突,党内也掺杂着支持与反对的分子,政府之内也有两派对立。至於那些难民——车夫、工人、小贩——大都忙於生计,无暇顾及政府党派之倾轧,他们与台湾人在市场上剧烈竞争。
台湾人之中大致分为二派:一是工农等无党派的人,他们被动接受任何行政机关的施政,只要不太严苛及贪婪就予忍受;一是反对国民政府者,其中一些人幻想日据时期的平静日子;一些则幻想台湾人自治的政府。没有一个台湾人对返回大陆感到兴趣,更没有人喜欢为国民政府作血淋淋的牺牲。
所有难民都知道岛民对他们多多少少有点隔阂及潜伏的敌意。他们之中有许多知识分子,体会到他们之地位的危险和不稳定,这些社会中坚的知识分子是少数中的少数,他们了解回到大陆的不可能性而必须与台湾人和谐组成新社会。
很多人害怕蒋经国的得权,他也知道此点。敢言的自由主义者必须反对违法的继位,否则如果他们能够的话,将再度逃到他处。
其时他们试图和台湾人的领导者合作,若他们和多数的台湾人结合,蒋经国变成台湾统治者的机会将会减少,由此才有创造新社会的基础,即「第二个中国」或联合国保证下独立的台湾。
一九六二年流亡在东京的台湾人发表一项声明,综合蒋经国及北京对自由主义分子及台湾人之团结的恐惧。该声明作了如下的结论:
台湾人是反共的,而且不愿与中共合并,蒋及中共比任何人更认清此点,中共对自由难民及台湾人之恐惧更甚於国民政府。当自由难民与台湾人获得力量後,经由蒋经国内部的「和平解放台湾」——也就是共党所求的目的——是较少可能发生的。因为国民政府,即蒋经国牢不可破的独裁政权,是中共认为要解放台湾的必要措施。❹以大众为基础组成的自由主义反对党给予台北政府唯一的改革机会,只有这样才能使总统之继承以自由选举方式产生。
这从开头就是一个无望的期待,但许多人认为值得试试。
多年来蒋介石允许两个重要的小型组织存在,以供外国批评家们作为政治上的装饰。中国青年党及民主社会党在台湾毫无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有时被轻视为「家庭宠物」党。在台湾,环境之改变以及蒋介石之依赖美国,给予他们一点希望,问题的关键在於投票时有没有表示意见的自由。
一九五七年,一些顾虑周详的分子与非党派的难民聚会商讨将来临的选举问题,他们准备了清白竞选的要求书呈给蒋介石。四月廿一日选举的结果显示没有什麽变更,国民党一如以往囊括选票。此时大陆难民(难民的总数是个问号,因为许多人没有登记户口,而政府也懒於提出实际数目而显出难民与台湾人之不利比例)总数只一、〇一四、二二八人而台湾人总数为八、六七六、〇二二。事实显示国民党候选人以廿比一的机会当选县市长,而省议员席位在六十六名中占了四十四名。
一个月後,「温和改良者」再度聚会,建立「台湾地方自治研究会」,但政府立即强迫改名为「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
事情进展缓慢,直到一九五八年年中,前任驻美大使——胡适,出面支持七十八位杰出的人员,请求政府允许他们建立新政党。最初五个月,政府没有反应,继之给了否定的回答。
当一群有志人士继续讨论这项问题时,他们就开始遭受各种细小的麻烦。虽然如此,他们不死心,再改变组织的名称,并呈上新请愿。
蒋经国的特务机构——警备总部,开始咆哮。报纸被迫刊载「共党的自白」,意味着那组织与大陆共党有关连,这社团必须停止活动,因为警告已够明显。
数月之後,美国总统竞选给予台湾一线新的希望,民主党候选人甘乃廸公布(运用杜勒斯的着名词句),「困恼的重估」美国对蒋介石的政策有其必要。据报导,甘乃廸当选时,甚至目不识丁的三轮车夫也在街上热烈庆祝,但知识分子庆祝胜利的集会被警察所破坏。
新年带来新希望,自由主义者重又集会,现在他们也期待台湾人的支持。一位杰出的中国人,雷震,是《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带头寻求具有影响力的台湾人协助以促成新反对党的建立,蒋帮方面再来一次「改造」的时机似已成熟,雷震的举动是联合所有反对独裁政权的分子的重要步骤。
一九六一年三月一日,他们呈给蒋介石新的备忘录,强调清白而自由选举之必要。选举再度来临而国民党竟以巡逻每个投票所并操纵登记的规则,闭塞自由竞选,在二十一个县市长选区,竟有十一个国民党的候选人同额竞选。
这一组织仍然顽固地坚持,建议成立一个「改善选举座谈会」,每次议论都引起全岛性的注意。接着,有七位大陆中国人和十三位台湾人联合请愿,要求政府停止补助国民党,扩充私人自由,由政府决策以和平方式光复大陆。他们企求阻止共党对岛民报复的危险。
行政院长陈诚以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方式答覆。其意在对华府新的民主党政府说明。他说,政府欢迎有力的反对党产生,我们应依循美国的榜样。但他附带警告说:「以建党为托辞而做出违禁的活动,或者,如果不够资格的政治家、偏激分子组成新党,或党的目标不清楚,政府可将许可加以取消。」当陈诚以「院长」这民政首长的职位谈话,军队当然一点也不受限制。不久,政府控制下的报纸开始污蔑行将建立的新党,称之为「无必要」及「反动」,接着蒋经国的特务扬言发现新党有共党牵连及支持的证据,於是开始在新党会议中诘问、干涉,强迫取消公共集会,最後并禁止所有活动。
此时,台北已发现华府的政策无剧烈的改变,美援仍然不断,因此他们认为已无必要怀柔想建新党的人。发起组党的分子开始受到监视、搜查、询问,受到多多少少的肉体苦楚以及经济崩溃的报复。最後雷震与三位同僚被捕,一位供认数年前曾是共党者,判刑十二年;雷震判十年,其他两位判刑较轻,由此《自由中国》再也不是反对党之声了,新党胎死腹中。
蒋经国一个接着一个把有潜在能力的佼佼者消灭掉。每除去一个就被解释为对该阶级或职业分子的警告,而受害者的命运愈来愈惨,也许这并非故意安排,但却是净结果。例如,代表自由主义於政府机关的吴国桢,被迫流亡国外,孙立人将军看到台湾徵兵制度的优点,企图在军中操纵,以求改革,然终被剥夺官职遭到软禁,居家附近时有特务走动监视,雷震——自由主义的代表兼《自由中国》发行人,他所受的惩罚以其年纪来说,等於是终身监禁。
上面所提这些人都是闻名中外的中国人,每件案情均受到美国的注意,但那些无名的台湾人所受到的最严厉报复,其凄惨之命运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雷震被捕之际,有一位勇敢的台湾青年人苏东启发动签名,为雷震请愿宽大的处分。苏氏出自云林县的望族,毕业於东京明治大学,并为该县极负盛名的领导人物,他身兼数职,且不管国民党之反对屡次当选议员。他年方三十九,是五个孩子的父亲。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九日,安全人员於深夜二时闯入苏宅,将苏氏解往台北,并押苏夫人到地方警察局,後转送台北施加严厉的拷问。警察在苏宅搜出一些过期的《自由中国》,一本《中央公论》及六册日文的读者文摘,说是犯罪证据。
继之而来的是悲哀的故事,苏氏接受了连续数月非人道的拷问及迫害;拘捕苏夫人的结果,遗留了四个无人照顾的小孩,苏夫人带着第五个小孩——婴孩,面临恐怖的询问。她染上疾病,且因忧虑过度几乎精神错乱,虽然如此,警察还残酷地要她在控告她丈夫叛乱罪的自白书上签名。前前後後她被捕放三次,因为她对於在狱中所受的迫害,在外不保持沈默,终再遭拘捕而判刑。
苏氏则受军事审判,被控两次谋反,但细节未曾透露。在乡间,逮捕的事件送起,以阻止公众因他而起的扰乱。他於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接受最後宣判,判处死刑。❺(第二审改判无期徒刑——译者注)
以苏氏之例,蒋经国之台湾警备总部想警告所有台湾人不得反对国民党、政府或军队,否则将如苏氏受到痛苦的处刑或死亡。
一九六〇年以後,蒋氏转其注意力於所谓「美国自由主义者」——所有中台合作、台湾独立或联合国托管等等。学校中由政治特务鼓励批评美国及「美帝国主义」。蒋经国支出一笔庞大的金钱收买党羽,鼓励他们去恶意批评一些与美国学术界极有关连或在美国有朋友的学者。胡适死前也是受攻击的目标之一;名考古学家李济受到辱骂;而台大政治系主任黄祝贵教授在街上挨打。
当我们描述这些阻止自由主义中国难民和台湾人联盟合作的暴行,我们能感觉到,继承老蒋之日愈接近,这危机愈形严重,但将如何呢?
- [社论]〈重新评估的年代〉(The Time for Reappraisal),见台湾人季刊第1册(东京,1962年),第30页。
- 〈苏东启议员被判处死刑〉(Councilor Su Tung-chi Sentenced to Death),见台湾人季刊第1册(1962年7月),第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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