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的代价
毋庸他人提醒,台北国府人员知道最受敬爱的美国先知之一就是圣诞老人;但台湾人认为圣诞老人可能会是虚假的。
一九五〇年六月,随同军事政策的改变,经援计划也有重大调节。就某一观点,美国人接下日本人所遗留下来的巨大工作亟待完成,以便恢复悲惨的五年间所受的损失和荒废。日本人五十年的投资,不该被遗忘——行政技术和金钱的投资——它奠下中美合作的基础。这点常被那些图将「自由中国」放在世人面前当做「国际」合作辉煌例子的宣传所忽略、所抹杀。
自从一九五〇年起,大量印刷品泛滥各地,描述和称赞由美国发起、而且由美国基金辅助的各种计划。这些书本、传单、小册子、免责赠送的复写本,通常由计划基金拨款印行。
其主要目的在使国会拨款源源而来。
蓝钦回忆录提供,由使舘总监督下援助计划的摘要。康隆报告在一九五九年为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提供了一则更精湛的分析。
当蓝钦先生於一九五〇年八月抵台时,岛上只有为数不到三百的美国人,而可用的计划款项只有二千万美元,一九五二年款项总额增加到三亿美元,自此以後,柏金逊法则便开始运作,年年增加。当蓝钦先生在一九五七年准备离台时,已有一万官方身份的美国人,还有数百人从事私人企业工作。贝利(Matthew C. Perry)提督在一八五三年提议中美共管台湾经济的旧梦,似乎将实现了。
蓝钦大使估计,自一九五〇到一九五七年,美国的经援投资总额已达到二十亿美元。康隆报告提到,就每人投资额来算,台湾接受美援胜过其他任何国家。真的,就国府人员而言,已有七个肥年了。
用如此巨额投资於这小小地区,使整个农工产量迅速提高,一点也不值得惊奇。国民政府人员对拜访台湾的美国国会议员所提的统计数字,常只提示一九四九年以後增加的百分率,议员们极少有机会注意到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生产量降到战前日本产量水准之下,国府人员更没有提到,有些产量甚至降到一八九五年产量之下。也没有人提醒重要来访者,当全部数量恢复战前产量而逐渐超过战前产量时,台湾全部人口均比降伏当时增加了几乎一倍。在一九五九年,人口增加率每年3.5%,台湾已经超过一千万人。但国府人员极少提到中国难民和军队、政府、国民党人员是不事生产的人。这些人全要靠台湾农民来支持。当税务员又提收他的份额时,所剩已无几。
这时写信给我的台湾朋友们,一方面表示他们对美国努力改进经济情况的感激,但也指出其後果将增强中国难民对经济的控制。由於战後没收政策,大部分台湾工业早已落入大陆人手里。过去用来补助主要工业的美金,现在已变成对隐身於幕後不具名的中国人的捐助。台湾人相信这些背後人物的首脑是宋子文和一些与「皇族」有关的人物。
毫无疑问,国家和地方财政的继续性可追溯到一九二七年。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〇年的溃逃时期,孔、宋已离中赴美,且自政坛退休,但一些在台负责经济政策的官员却多年为孔、宋所左右。俞鸿钧,这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曾担任中央信托局主任、财政部长、中国银行总裁,且与其他大银行财团有很深渊源,这些财团全由孔、宋把持。在台湾,俞氏继承严家淦,任台银总裁之後,又任省主席、行政院院长。严氏也曾任财政部长、省主席(继俞氏),又当起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这是台湾人没份的一种换椅游戏。这批人马在一九五〇年以後,一如他们过去在战时中国与庞大的美援团密切工作,继续在台把持美援。台湾人同意,在吴国桢主席主持下,司法行政和经济管理有重大进步。外国观察家也同意,官僚贪污、腐化、和举用亲人的情形已大量减少。然而大陆中国人对外来拜访者所作的典型暗示却指台湾人是相当落後或心胸狭窄的人,并暗示大部分台湾技术发展是一九四五年以後中国人的成就。在这些情形之下,美援团便迅速采取官方路线;美援宣传小册子强调美国正在「援助中国的善良统治者」,美援团人员也谈到反攻大陆和他们工作关系的种种,他们也知道对台湾本地人的援助仅属次要。
大陆上,横行霸道的中国传统地主制度早就被公认为农民不满的主要原因。国民政府人员曾谈到土改,但多年不曾认真地做出什麽,共产党人便利用这些未实行的诺言,争取无田地农民的支持。到二次世界大战後,美国驻华顾问人员才说服了国民政府,去组织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
它在大陆没有什麽成就,因为土地改革引起大地主们左右不安,这些大地主们都是国民政府的党、军、政要员。他们不容任何变革,农复会便在大撤退时期,移转到台湾来。
在台湾,国民政府大大地推展土地再分配计划,因为处分台湾地主的田产,除影响到陈仪和魏道明时代捞取土地获巨利的官员们之外,并不涉及政府和党的高级官员利益,故被认为是公平合理的把戏。
美援宣传品对农复会主持下的两项工作给予了显着地位。
其中之一是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五日立法成效的土地减租计划。
在这计划下,佃农自此以後,不必付超过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以上的田租。宣传品称,这是极大成就和重大改革,而且宣传品常暗示,在中国人没来施行这制度前,台湾佃农曾遭受严苛佃租的剥削。但事实上,日本人在战前即已建立佃租管制和土地法院。一九五一年顺利减少的苛刻佃租是中国在一九四五年控制台湾以後才开始的。
美援宣传品中所说的第二大成就是耕者有其田计划。它於一九五三年实施,在这计划下,每位农民可持有三公顷以上中级稻田(约七点五公亩)或七公顷以上乾田,超过者将被迫出售给政府。他将取得相当於百分之七十田地价值的「土地债券」,百分之三十官有工业的股券——这些工业大部分是在一九四五年没收的。
成千的台湾人感激有此机会变为地主或在本来拥有的小块土地上再加上一点,虽然他们发觉不易取得化学肥料,也发觉经税务员收取税金後,米谷剩下已不多。但对成千的台湾人而言,由於这耕者有其田政策,降低了他们本已相当节俭的生活水准。许多人怀疑,这政策的用意是在摧毁成长中的中产阶级基础(一九四七年的领导者皆出自这阶级),而不在於帮助无田的农民。
极少台湾人在一九四五年以前拥有大土地,但却有很多人有足够的收入来维持舒服的生活,他们有本钱可以做小本生意,有能力送聪慧的子女读高等学校或到日本读大学。而今,这些地主被强迫接受土地债券或股票,这些收入当然不足以补偿政府强收私有土地的损失,更甚的是,他们注意到官营的工业收入被有特权的经理人员拿去塞饱私囊,而这些特权阶级极大部分是中国人。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在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写来的信提及这件事:
⋯⋯自一九四五年以来,台湾改变很多,百分之九十的 台 湾 人 愈 来 愈 穷 。 在 这 几 年 中 我 失 去 了 所 有 的 田地。⋯⋯政府徵购卖给「自耕农」。我薪水收入一月不足五十美元,不够维持生活费用,因此我们也无力教育我们的子女了。
如今只有两条路;其一,到海外去谋生,不再回台湾;其二,就如某某君一样,到美国机关做事。至於我,实在不愿在台湾待下去,在此没有自由,没有希望。❶我相信这完全是事实。美驻台大使蓝钦致助理国务卿鲁斯克(Dean Rusk)的信上曾这样说:「由於急速的人口膨胀和对农民的苛税,一些在美援机构做事的美国专家相信,岛上居民的经济日见恶化,大不如一、二年前⋯⋯」
- 1953年8月28日一封致Kerr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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