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道明夫妇的改良行政
陈仪及其日籍情妇曾满足的居住在一幢座落於偏僻街道、没收而来的平凡公馆,而利用一幢装饰华丽的首长公馆做为政府贵宾憩息、开会、宴客之用。然而魏道明夫妇则要求一幢官邸,这位魏夫人(一八九四~一九五九)是第一任魏太太,他喜 欢 被 称 为 郑 玉 秀 或 郑 三 美 ( Tcheng Soume or Soumay Tcheng),这幢华丽建筑物几乎有华盛顿的白宫之大,座落在公园式的花园内,它建筑於本世纪初期,为日本帝国权威象徵的一幢建筑物。多年以来,它变成类似博物馆的建筑,里面装饰着很多珍奇的古玩。
魏夫人是一个有权力、有色彩的人物,她常被夸耀为曾在年轻时代身怀炸弹参与革命的学生,然而,这段日子早已成为过去。不久就看到她控制整个省主席办公室,在南京、上海,大家称她为台湾的「超级省主席」,因她与中央政府有极杰出的关联,在台湾,她则任用其外甥钮先铭为警备总部副司令官。
魏氏就任省主席後,立刻引起金银市场的波动,据说有少数要人因此得到不少的财富,当兑换率反覆无常,而台湾人正以白眼观看魏氏的所谓「改良行政」後,一位消息灵通的台湾人这样写道:
我们希望魏主席可以不要步上陈仪的後尘,然而我却听说许多与宋子文来往密切的人物跟随魏氏进入台湾经济圈中,现在政府又计划假借「民主政策」的名义,啓开工业界的大门,台湾人怎能与中国商人或宋子文之辈竞争呢? ⋯⋯❻
所有陈仪的喽罗们现已退隐无踪,但是陈仪的财政处长严家淦却是唯一留下的人物,新任秘书长是徐道邻博士,他是在德国受教育的法律专家,一度曾是蒋介石的秘书,为要粉饰起见,七名台湾人被任命为厅长,这数目占魏道明「内阁」的半数。这些头衔只是徒具虚名,因为这七位台籍委员均无自由用人之权,并且每一副厅长职位都由中国人所占,他们才是有实权的「上司」。在魏政权的第四阶层中,有多数台湾人被任命为「副科长」,可是每个人的四周全被中国人包围,以确定所有人都不出错。另外有个熟悉的面孔仍在官僚政权的边缘徘徊一阵子,他就是陈仪手下的卫生局长经利彬,他仍留在台湾指挥陈仪曾极感兴趣的制药厂。
魏主席上任十八个月又二周,盛行於大陆的消息说他正面临无可挽救的情况,每件他想做的经济改革及社会重整都遭失败。原料缺乏,而技术方面又因事变後技术人员迁居出境而遭瓦解。由於工业生产的下降,失业问题日渐严重,银行的贷款仍只限於商业上的目的。
当新主席上任不久,严厅长想挽救通货膨胀之际,上海的经济混乱日益严重,台北方面有专门人员在调整台币与广泛波动的国民党金元券之兑换比率,但却非常困难。如果台湾不与大陆的混乱局面完全脱离关系,则台湾的经济界将永远无法获得稳定。
联合国善後救济总署的组织一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才解散。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台湾整体经济已降低到自一八九五年割让给日本以来个人平均生产量的最低点,这意味着台湾确已回到中国时代。人口正急速增加,战前每年食物及轻工业品输出曾超过五千万元的价值,然而到一九四八年,经由合法的贸易系统输出台湾的货物竟然不超过一百万元,日人辉煌的制糖工业现已转易於中国人之手,现在稻米的种植亩数已减少,以便让更多的土地来栽植甘蔗。
现在,台湾的一切也渐渐回归传统的中国思想及习惯,台湾的商店老板埋怨他们不再能保持合理正确的帐目,因为中国人不接受台湾人习惯的「固定价格」制度。商人仓库中的单一物品在一天之中,可能会有十个不同的价钱,这就要看店员与十个不同顾客讨价还价的能力而决定,每件物品上的标价单现在已没有半点意义了。货物清单再也不能做为估计获利或亏本的根据,「压榨」早已没有限度了,现在商人得付钱向军队、国民党组织或政府方面取得买卖执照的特殊权利,或者只为平安无事的做生意,也得向这些机关塞钱。
被日本人长久禁止而成本极高的固有宗教仪式现在又恢复了。由於婚礼、祭神、丧仪的舖张,常使得一个家庭破产,年长的一辈对日本人的限制舖张均表愤怒,然而一九〇〇年以後出生的年轻一辈认为,这是一项经济的利益。他们对於舖张的恢复感到难过。相反的,新来的中国人鼓励台湾人们恢复传统的礼仪及宗教仪式,他们认为这就是与中国本土「再度同化」的象徵。根据观光的美国人表示,这种庆典仪式是多彩多姿、神奇有趣的,因此它很合宜的被刊登上《国家地理杂志》《生活杂志》及其他图书期刊上。然而这却代表着一种退化的记号,它回复到十九世纪的中国标准。
魏主席行政的全盘无能可由总结报告中窥知,政府曾慎重考虑要放弃整个东海岸区域自苏澳以南的停泊港,因为它「太困难,处理起来太浪费,并且只住少数的山地人」。有人建议只以海运与花莲市联络,放弃日本人多年前为要便利行政而开发的崎岖危险的海岸道路。山地区人民及丘陵地带的混血人民的可怜生活,在此时已由史奈德写成辛辣的《一桶牡蛎》(A Pail of Oysters)的故事,一九五三年由布德兰书局出版。
- 1947年6月16日由台北寄给Kerr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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