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美国大使舘的情势
我受命向大使报告。三月十七日,当大使舘的飞机正准备飞往南京时,白崇禧将军的飞机正好滑入上海机场。白将军受到军礼欢迎,而我在南京所受到的接待可就失色多了。一位大使舘的高级秘书在机旁接我,把我匆匆遣到大使舘的招待所。
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多,我已知悉一切,很明显地,一部分使舘人员很不欢迎我。大使舘秘书处的一些人员想要把尴尬的台湾情势尽可能地深埋在公文卷宗下,另外一些人则想要把它公开以带给蒋介石更大的压力。另有一些大使舘重要人员好像并不太清楚台湾到底在那里。显然我们一九四六年从台北提出的报告没有多大分量,在南京的大使舘眼中,台湾岛远离大陆前线,而且我们的驻台领事一向不太热心屠杀之前的事件重心。
司徒雷登博士那时从青年基督会的演讲旅行回到大使舘工作,在战前我曾在北京的燕京大学短暂地当过他的客人,现在我们再度聚首长谈台湾情势。他说他想要一份有充分证明的书面报告,作为他再与蒋介石商谈的根据。我获准参考我以前在台北拟呈大使舘的报告。
我先做了一趟礼貌上的拜访。首先见大使舘武官,他一开头就说:「既然国民政府军队已经抵达,大概无需考虑撤侨。」我说就是因为国民党军队抵达,我们才需要考虑撤侨,他把这些话撇开。接着,他问我一些似乎离谱的问题。譬如,「该岛南部自从日本投降後,就被共产党占领的广大地区怎麽样了?」我解释说那里没有「在共产党手中的广大地区」,台湾很少共产党徒。那位将军粗率地反驳我说,他的报告显示有一大片地区自从战争期间就被共产党占有。我再次说在台湾没有那种地区,联合国救济总署的代表曾在全岛各地工作,而我本人早在一九四五年前已走遍全岛各地。经过一段长久的沈默和冷冷的凝视,那位将军一句话也不再说就走回他的办公桌。
我退出时,疑惑我是否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农村改革者」。陪同我的那位助理武官低声地怀疑说,那位将军恐怕是把台湾和海南岛弄混了,共产党在海南岛的确掌握了一大片地区。我们同意,万一我们在台湾被国民党徒宰割,那位武官可能把救援飞机派到几百哩外的海南岛去。
在会谈中,我发现司徒大使对台湾人充满同情,但对他的朋友蒋介石也充满不移的信任。有一天他注意到我手中的一本西奥多尔・怀特新出版的《从中国发出的雷鸣》,悲伤地摇头说:「这些年轻人不了解蒋主席,他们应该——他们必须多给他一些时间,再多一点点时间⋯⋯!」我立刻想到成百的台湾青年在三月八日的那个星期里曾耗尽了时间。这又是那古老的传教梦想——假如你能使皇帝信教,全中国都会得救。
在我为司徒博士草拟台湾事件备忘录的那个星期里,发现大使的私人秘书不是美国人,而是驻在国的国民,这种情形在美国外交史上可能没有前例。那个人能对蒋介石负责,并不对美国政府负责。他可能私下看过大使办公桌上最机密的文件,也可能看到了我列有曾向我们求援的台湾领袖名单的秘密报告,那些人的确是在国民党军队抵达後第一批遭受捕杀的牺牲者。
蒋介石在与司徒博士讨论台湾问题时,承认说他不知道我报告大使有关那项事件的详情,所以他请司徒博士交给他一份书面报告。於是我的长篇摘要被我辑成了一篇「公文书」。删去了一些美国领事舘的人证及曾经请求美国及联合国托管的台湾人名,以免煽起蒋介石向来为人所知的反外偏见。为保全蒋介石的面子,许多修饰用的外交辞令如「似乎⋯⋯」「据陈述⋯⋯」也都引用上。显然的,让他读我们目睹而未经粉饰的记录也没有用。所以,我们没把我对目前可能采取的措施的观点包括在内。这一切都经翻译成中文,循正当途径交给了蒋介石。※
※司徒雷登博士本人在他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南京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陈述了这一个不可思议的情势。魏德迈中将在考察团离华前曾当蒋介石的面对其政府加以不留情面的苛评。司徒说:「八月二十五日晚上 蒋介石把大使的私人秘书菲立普・傅召唤到他的私邸,考问了很久有关魏德迈考察团的背景。他想知道本大使是否参与该团的组织与派遣。除了他曾告诉大使舘,他是『小心翼翼』与『不表示立场』以外,本大使舘不知傅氏如何 应付该会谈。」国务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华盛顿、一九四九年、第八二五~八二六页。有关傅之争论地位,见司徒回忆录《五十年在中国》、纽约、一九五四年、第二九三页及魏德迈将军之《魏德迈报告》、纽约、一九五 八年,第三八九〜九〇页。
英文全文出现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第九二三~九三八页,原文长达五四页,在准备该文时,我曾特别描绘在十二月我从台北寄出的半年政治报告,该报告曾由我签名并送至大使舘。然而在大使舘的档案中,我又发现一简短 、秘密、没有注明号码的从台北来的附文。上面说,事实上大使舘不应该过分真诚采纳我十二月所做有关面临危机的猜测。
以我的观点看来,如果中央政府希望重拾台湾人民的信心,就必须除掉刑罚的威力,马上废止报复政策,并以一平民省主席来代替陈仪。被承诺的宪法不管它何时才能适用於中国本土,它必须马上在台湾实施。台北政府的重新组织必须极小心地考虑台湾领袖们在三月七日交给陈仪的改革纲要。
我注意到如果蒋介石继续支持陈仪,继续以苛刻、严密的军备来占领,则将会失去台湾,台湾的合法地位将被诘难,而中国做为一暂时的托管国的资格将会被联合国重新列入考虑。
我又注意到,所有寻求美国或联合国干涉的台湾领导者非常清楚台湾未解决的法律地位,他们会继续在每一个机会中提出这个问题。
至於共产主义,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有影响力的共党领袖和组织,却发现人民对於共产主义的宣传普遍缺乏同情及兴趣,这点最不受蒋介石欢迎,因为它与国民党素来用以请求美国军事、经济援助所做的宣传互相抵触。美国社会已被引导相信「所有反对蒋介石的批评者,事实上即是拥护共产主义者」,但是在台湾,事实并非如此。关於台湾与中国本土的关系,在原来的备忘录中曾这样说道:
到三月八日,台湾人领袖热切表示要使全世界、中央政府及蒋介石了解他们对中国的忠诚,他们所希望的只是要影响陈仪政府的改革,军队的登陆及随後肆无忌惮的抓人行为引起所有对於陈仪及其喽罗们的指责,不管那些高级军事官员如何保证,即使最保守的台湾人也相信中央政府并不比陈仪政府的组织更令人信赖。自三月八日以来,每件惨无人道的行为,每天军事压迫的事实,已经使人们对於蒋介石的忠心与信任洗刷无遗⋯⋯
可能当美国不会来帮忙时,台湾坚强的领导者将会向远东方面其他的力量寻求帮助,而将会欢迎共党的干涉⋯⋯
在中国没有其他地区像这个岛那样热烈地拥护美国,这岛从北海道到菲律宾达成了我们所影响、控制或在战略上占领的一条链子,现在,若因为疏忽而使我们失掉它,来日,如果我们要占领的话,将要使我们耗费更多。
我为大使列出了深谋远虑的台湾人所曾向我建议的七项相同形式及程度的调停办法。第一项并且是最无希望的一项就是「仲裁」的进行方式,在这项办法中,身为蒋之朋友的大使想企图保证蒋介石对於台湾的危机及其缘由有全盘的认识。最极端的建议就是要求联合国成立托管机构或成为台湾之保护团。
关於托管的成立,必须清楚写明时间,然後在到期以前,按每段合理的期间加以覆查,或者一直等到以地方选民直接投票使台湾人自己有机会决定将来的地位。
司徒博士采取了温和无效的「仲裁」方式来进行改革,并且过分谨慎从事,以免触怒蒋介石。这位大使,赞成采用平民来继承陈仪,他告诉我他已建议采用宋子文而遭宋子文拒绝,因此这个职位就落到国际闻名的律师,前任驻华盛顿大使魏道明博士身上。
当我离开南京取道回华府前,接到一位以前的学生三月二十六日从台北发出的一封信,信文说:
我希望在你回美国以前,会接到这封信,也许这封信将会把你的心再带回这可悲的台湾,可能你会稍感安慰,某某先生还活着,现被监禁在宪兵监狱,但我很悲伤的告诉你,某某先生的父亲已被捕杀害了。
当你离开以後,国民党军队每分钟都在全台湾的每寸土地上,到处滥捕、屠杀及抢刼。现在战场中心已移到木栅、关子岭及高雄等高山地区,要知道,平定之後,全面的屠杀、抓人及大规模的行贿将接踵而来,我不能预测下一分钟我的生命要遭遇到什麽?唉!多可怕的黑暗时期啊!每个人都因害怕而战栗!每个人都抱同样的想法,那就是台湾只有靠你们美国才能获得解救。
求你尽最大的可能把这美丽的岛屿从那些野蛮的猪口中抢救出来,请不要被政府惯例的反宣传欺骗了,不要忘了台湾,请记住,无数的人民正在这儿热切的祈祷「美国的帮助」。❺
- 台北的学生写给Kerr的信,1947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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