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正如我在前言中指出的,本书建立在我早期著作的基础之上,汇集了我的见解,包括与安德鲁合著的四本关于全球化的书,《全球化及其不满》[1](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公平贸易》(Fair Trade for All)、《让全球化造福全球》(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重提全球化及其不满:特朗普时代的反全球化》(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Revisited:Anti-Globalization in the Era of Trump);关于社会不平等的三本书,《不平等的代价》[2](The Price of Inequality: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巨大的鸿沟》[3](The Great Divide:Unequal Societie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Them),以及与内尔·阿伯内西、亚当·赫什、苏珊·霍姆伯格和迈克·孔恰尔合著的《重构美国经济规则》[4](Rewriting the Rules of the American Economy:An Agenda for growth and Shared Prosperity);与布鲁斯·格林沃尔德合著的《增长的方法:学习型社会与经济增长的新引擎》(Creating a Learning Society:A New Approach to Growth,Development,and Social Progress);以及两本关于经济政策和金融的书《咆哮的90年代》(The Roaring Nineties: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Pros-perous Decade)和《自由市场的坠落》[5](Freefall:America,Free Markets,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而这些书又基于大量的学术论文。多年来,我亏欠了大量的人情,尤其是对我的许多合著者和同事,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罗斯福研究所、新经济思想研究所、世界银行和克林顿政府的那些人士。
我也受益于大量学者的观点,他们一直在思考与本书提出的问题相关的问题。我在本书中引用了许多观点,在此我想特别指出几个:我广泛吸收了许多学者对于不平等问题研究的数据和见解,包括弗朗索瓦·布吉尼翁、安格斯·迪顿爵士、拉维·坎布尔、布兰科·米洛诺维奇、托马斯·皮凯蒂、伊曼纽尔·赛斯、拉伊·切蒂、加布里埃尔·祖克曼、詹姆斯·加尔布雷思及我亲爱的朋友和合著者——已故的托尼·阿特金森。我还要感谢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劳伦斯·米舍尔、国际乐施会(Oxfam International)的温妮·比扬依玛和卢森堡收入研究所(Luxembourg Income Study,一个关注不平等问题的跨国数据中心)前主任珍妮特·戈尼克的帮助和重要工作。
我多年前在《不平等的代价》中提到的市场势力和寻租是当今不平等主要来源的观点,现在已经成为主流。我从与许多文献作者的对话中受益匪浅,这些贡献者包括史蒂夫·萨洛普、迈克尔·卡茨、卡尔·夏皮罗、迈克·扎恰尔、蒂姆·吴、埃莉诺·福克斯和伊曼纽尔·法尔希。我参与了许多反垄断诉讼,试图保护美国经济中的竞争,基思·莱弗勒、迈克尔·克拉格、大卫·哈钦斯和安德鲁·阿贝雷的见解是十分宝贵的。马克·施特尔茨纳和艾伦·克鲁格加深了我对市场缺陷在劳动力市场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
关于新技术的讨论,我尤其受到曾与我合著的安东·科里奈克的影响,还受到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作者埃里克·布林约尔松、DeepMind公司的沙恩·莱格、Soul Machines公司的马克·萨格尔等人的影响。我在完成关于工作和人工智能的演讲之后,在皇家学会的晚宴中收获颇多。约柴·本克勒、朱莉娅·安格温和泽尼内普·蒂费克奇帮助我理解了虚假信息带来的特殊问题。
在全球化研究问题上,我要感谢达尼·罗德里克、丹尼·柯、罗欣顿·梅德霍拉和玛丽·潘斯图提供的有关全球化在避税方面作用的帮助。马克·皮特和我所效力的由若泽·安东尼奥·多坎波担任主席的国际企业税收改革独立委员会(Independent Commission for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Taxation)也有相应的贡献。
丹尼尔·卡内曼、理查德·塞勒,尤其是卡拉·霍夫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文化、社会、经济塑造个人意识形态方面,以及行为经济学的其他方面。
当我思考如何应对全球化、金融化和新技术的挑战时,我需要感谢阿克巴尔·诺曼、乔瓦尼·多希、林毅夫和马里奥·奇莫林对产业政策的见解,以及卡尔·奥韦·莫恩、利夫·帕格罗茨基、伊莎贝尔·奥尔蒂斯和“政策对话倡议/罗斯福项目”其他成员重新审视福利国家,并就福利国家,包括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提出的见解。
尼古拉斯·斯特恩和约翰·鲁姆影响了我对气候变化的思考,朱莉娅·奥尔森和菲利普·格雷戈里影响了我对剥夺儿童权利的法律含义的理解。
我和约翰·阿塔纳西奥就第8章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对话,这章有关美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尤其是减少金钱对政治影响方面的法律挑战。
我还要感谢马丁·沃尔夫、拉娜·福鲁哈尔、埃德蒙·菲尔普斯、乔治·索罗斯、乔治·阿克洛夫、珍妮特·耶伦、阿代尔·特纳、迈克尔·斯彭斯、安德鲁·盛、考希克·巴苏、温妮·比扬义玛和彼得·博芬格。后6名成员与罗布·约翰逊、罗德里克、柯、梅德霍拉和潘思图一起,是由我和斯彭斯共同主持的、INET发起的全球经济转型委员会的成员。
在思考如何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我脑海里形成了强大的知识纽带,这得益于伊丽莎白·沃伦和达蒙·西尔弗斯(曾在国会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监督小组任职)及2009年联合国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成员的帮助。
我主持的另一些有助于形成我对正在审议的许多议题的看法的委员会,是国际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由让-保罗·菲图西和阿马蒂亚·森共同主持;以及社会进步衡量问题高级别专家组,由马丁内·杜兰德担任共同主席。这些在拓宽我对幸福构成方面的思考发挥了重要作用。我要感谢委员会所有成员的贡献。
自从贾森·弗曼第一次在CEA与我共事以来,20年来他一直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的同事。他对改革有深刻见解,而这些改革将使美国经济更好地为所有人服务。
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每个夏天都会花一周时间与乔治·帕潘德里欧召集的一群进步人士讨论社会民主的未来,这项活动被称为“西米研讨会”(Symi Symposium)。许多讨论中人们随口提及的观点已毫无疑问地渗透到本书的许多地方。我要感谢乔治和研讨会的其他与会者,包括克马尔·德尔维、米沙·格伦尼、亚尼斯·瓦鲁法基斯和马茨·卡尔松。
我要再次感谢哥伦比亚大学近20年来为我提供了一个蓬勃发展的知识之家,以及我的长期合著者和哥伦比亚同事布鲁斯·格林沃尔德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也非常感激洛克菲勒基金会贝拉焦中心,在那里我在美丽和平的环境中完成了本书的初稿。我与那里同事的情谊和生动的交流为这个雄心勃勃的项目提供了完美的环境。
智库罗斯福研究所愿“为恢复美国对所有人承诺的机会服务,发扬富兰克林和埃莉诺·罗斯福的遗产和价值观,发展进步的思想和领导才能”。我作为此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为如何实现我在本书中描述的进步议程提供了一个积极的辩论和讨论场所。我要感谢机构主席费利西娅·王和负责研究和政策的副主席内尔·阿伯内西(他们的“重写规则”项目对我来说尤其重要。它的成功被FEPS(欧洲进步研究基金会,欧洲社会民主智库联盟会员之一)所发现。我要感谢FEPS的秘书长恩斯特·斯泰特尔、卡特·多尔蒂带领完成了重写欧洲规则的工作),以及来自欧洲各地的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
不久,首尔市长朴元顺在韩国也带头进行了类似的行动。
在本书中,我超越了经济学,进入了政治学领域。鉴于目前的情况,我很难不这么做。我一直认为一个经济体成功的核心决定因素是它的规则,而这些规则是由政治决定的。当我深入这个领域时,爱德华(杰德)·斯蒂格利茨提供了重要的洞见,对此我深表感激。
罗伯特·库特纳、杰夫·马德里克、费利西娅·王、罗布·约翰逊、马丁·古茨曼和利夫·帕格罗茨基阅读了本书的早期版本,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我的博士后学生和负责博士后项目的高级研究员马丁·古茨曼对本书里讨论的各种问题都提供了见解:马尤里·查图维迪和伊格纳西奥·冈萨雷斯提供了对市场力量、寻租、不平等和增长的见解;胡安·蒙特西诺研究全球化的某些方面;迈克尔·波亚克讨论了罪犯劳动和大规模监禁;莱文特·阿尔廷奥卢。我特别感谢马丁,他提出的观点尤其宝贵。
我的研究助理马蒂厄·蒂奇奥特、哈瑞斯·马丁、纳曼·加格和安娜斯塔西娅·布里亚做的事情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职责范围,我办公室的编辑德巴拉蒂·高希和安德烈亚·格维特也是如此,他们帮我完成了本书的手稿。
我还需要感谢我办公室其他成员的可贵帮助,不仅在这个项目上,而且在确保我有时间致力于这样一个项目上,他们是加布里埃拉·普伦普、凯莱布·奥尔德姆、苏珊娜·德·马蒂诺和莎拉·托马斯。
一如既往,我合作的出版商——企鹅出版集团的斯图尔特·普罗菲特给我提供了富有洞察力的详细评论。
本书是在与德雷克·麦克菲利的讨论中产生的,他是在诺顿出版社(Norton)工作多年的编辑。布伦丹·库里对本书早期的初稿提出了宝贵的建议,纳撒尼尔·丹尼特对手稿进行了整理。夏洛特·凯尔克纳熟练地抄写了手稿,琳内·坎农·门格斯细心地校对了手稿,项目编辑达西·赛德尔和出版人劳伦·阿巴特在这一过程中也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欠埃蒙·基歇尔-艾伦一个特别的人情,他是我长期的内部编辑。他在这个项目的早期阶段就投入其中,并且全职完成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
最后,我的妻子安雅,还是像她往常一样支持我。在我出版第一本畅销书时,她教我写作。在本书的编写中,她的作用就更大了,不仅仅是编辑,还有心灵上的鼓励。我希望每一位读者都能感受到激情,去理解哪里出了问题,去做什么,去理解知识的重要性,去维护我们机构的强大。
最后补充。1965年,我以富布赖特学者的身份去了英国剑桥,在詹姆斯·米德、琼·鲁滨逊、尼古拉斯·卡尔多、弗兰克·哈恩和大卫·钱珀瑙恩这样的伟大教师手下学习。他们都对不平等问题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的问题充满热情。在我一生遇到的许多朋友中,其中就有我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安东尼·阿特金森和当时年轻的讲师兼研究员詹姆斯·米里利斯。
- 本书中文版机械工业出版社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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