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良好工作条件的体面工作
美国和西欧焦虑的核心,也是恢复动态经济的核心——工作、一份好的工作,简单明了。那些有工作的美国人担心移民会抢走他们的工作,故压低他们的工资。他们担心全球化会将工作机会转移到国外。他们认为标准经济学家的论点——即随着旧工作消失,新的更好的工作会被创造出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即使这种论点对一些人有效(他们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但显然对大多数人是无效的。
大多数人都在努力保持工作和生活的合理平衡。女性希望事业进步,但也希望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男性想尽力但也经常担心工作的进步和生活的其他方面(最重要的是家庭)之间的平衡。许多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觉得为那些污染环境的企业工作令人沮丧,并且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仅靠市场本身无法保证充分就业,市场在确保工作报酬丰厚方面,以及解决工作和生活的平衡问题上做得更差。
如果美国经济因为全球化或技术进步而更加富裕,那么很明显人们可以利用这一进步的成果,至少让绝大多数人过上更好的生活。社会的大多数利益都流向了1%的人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必需的。这绝不是一件好事——在最近几年,这1%的人拿走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绝大部分。考虑到美国现在比以前富裕得多,美国当然可以选择一种不会破坏家庭的方式来管理经济,特别是在一个崇尚“家庭价值观”的经济体系中。接下来,我将解释美国政府能做些什么来创造人们所希望的经济体系。
确保充分就业
对于平等、增长和效率而言,没有比保持充分就业更重要的政策了。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这反过来要求美国社会有一个能确保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框架。尽管许多保守的经济学家相信市场总是高效运转的,但显而易见的是长期以来,市场本身无法实现充分就业。大规模失业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用货币政策来降低利率是一种改善失业的手段。无论这种说法正确与否,很明显在某些时候(如过去10年),货币政策本身不足以让美国恢复充分就业。[1]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强有力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或者减免税收。即使会导致赤字,也要这样做。
在大衰退开始后,花了10年时间,美国才终于接近充分就业。(2018年9月,只有3.7%的劳动力没有工作。)然而,这些统计数据给人的印象太乐观了:在美国,只有70%的适龄劳动力有工作,远远低于瑞士和冰岛,这两个国家的这一比例分别为80%和86%。[2]此外,有许多人(约3%)由于找不到全职工作而被迫兼职。如果不是有那么多的人入狱——几乎占适龄劳动力的1%,远高于任何其他国家,美国的失业率可能还会更高。[3]美国劳动力市场疲软的一个反映是,实际工资增长一直非常缓慢——即使在大萧条期间经历了多年的停滞之后,2017年16岁以上的全职劳动力的实际工资也仅增长了1.2%,仍然低于2006年的水平。[4]
财政政策
即使美国的货币政策失效,财政政策也能刺激经济。在需求不足的时候,增加高支出乘数活动(每花费一美元就能为经济提供巨大刺激的活动,如花更多的钱来雇用更好的教师),牺牲那些不具备这种能力的活动(如付钱给外国承包商去打一场境外战争),[5]可以在需求短缺时为经济提供巨大的推力,就像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几年里一样。将税收负担从穷人和中产阶级转移到那些更有能力纳税的人身上也是如此,因为比起生活在顶层的人,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需要花费更高比例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当然,这与2017年12月颁布的税收法案正好相反。美国的累退税制度规定收入最高的人比收入较低的人缴纳的所得税比例更低,这不仅不公平,而且削弱了宏观经济,破坏了就业。美国超级富豪利用的税收漏洞也是如此:这不仅加剧了不平等,还扭曲和削弱了经济。
事实证明,有些税收对经济发展是有益的,甚至可以刺激经济。例如,对碳排放征税将鼓励企业投资减排技术,企业不得不对自身进行改造,这也是它们获得巨额碳补贴时代的终结。[6]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将得到三重好处:更好的环境、更高的收入(可以用来满足国家的一些长期需求),以及不断增长的需求带来的更多就业和更高增长。[7]
即使对赤字和国债信用的担忧会导致财政紧缩,也可以通过适当规划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平衡预算原则认为,税收的增加与相应的支出增加会刺激经济。如果政府谨慎地决定税收和支出数额,对经济(以及就业市场)的促进作用将是巨大的。[8]
财政政策可以为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提供助力。多年来,基础设施投资一直不足,这意味着在这一领域存在巨大的投资需求和高额的投资回报。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增加私人投资,因为企业会受益于更低的市场准入门槛。
因此,公共支出将鼓励私人支出。基础设施改善还能节约资源。由于机场爆满和道路拥挤,大量私人资源被浪费了。
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还会带来更多好处。不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会给人们通勤出行带来极大的不便。新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应该包含建设良好的公共交通体系,这样即使人们需要去很远的地区工作,也不必担心交通不便的问题。
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也可以在研究领域发挥作用,私人部门将依靠公共资助的科技进步蓬勃发展。事实上,在过去90多年,从互联网到浏览器,再到雷达的发明,绝大部分关键性的技术进步都是由公共资金支持的,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9]
这些在总需求不足时,通过增加总需求而实现增长的供给政策,确实提高了经济的潜在产出。与里根试图通过减税和放松管制刺激供给侧的方式不同,前者才是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在以欧洲国家为首的一些国家当中,政府成立了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基础设施的投资提供融资服务。例如,欧洲投资银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每年投资940多亿美元,用于促进欧洲经济增长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项目,包括连接主要城市的快速列车、可靠的电网和完善的公路网络。[10]美国将不得不花费大量资金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一家类似的银行机构将有助于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11]
为所有愿意工作的人提供一份有保障的工作
在大多数情况下,本书迄今为止所提出的改善措施可以帮助美国实现充分就业。不过,如果任由美国的经济像今天这样发展下去,没有人知道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市场意识形态已经深深扎根在美国人的思想深处,以至于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只要美国政府正确实施财政和货币政策,充分就业就应该而且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仅依靠美国的私人部门实现。但如果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又将何去何从?
美国还有另一个选择:让政府雇用“工人”。在21世纪的美国,人们应该意识到,每一个有工作能力而且愿意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权利。如果市场失灵,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同时失去了效用,美国政府就不得不在此时挺身而出。人们关心经济安全,而作为后盾的美国政府将保障经济安全,这种人们对政府安全感的提高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此外,美国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许多学校的设施已经破旧不堪,亟待修缮,或者至少需要粉刷一下斑驳的墙面。城市也同样需要清理和美化。[12]正如我们早些时候看到的,美国仍然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而人们自身也想投入工作当中,但美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却背叛了人们和社会的需求,这不得不让人扼腕叹息。
印度为那些愿意从事非技术性体力劳动的农民提供了“百日工作计划”这样的保障,每年约有5000万印度人投身并受益于这一计划。既然印度这样的国家能负担得起这样的政策,那么美国肯定也能。类似的政策还能帮助提高农民的工资水平,减少极端贫困,因而这有助于提高美国底层民众的工资,减少不平等现象。[13]
促进就业,恢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减少剥削
自“二战”以来,家庭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本一个家庭中只有一人负责赚钱养家(通常是男性),而另一个人(通常是女性)则留在家中。
现在,很大一部分家庭中的两个成年人都是劳动力,这意味着新的就业政策需要更强的灵活性。例如,有必要制定家庭休假政策,企业必须提供更灵活的工作时间。此外,政府在照顾孩子方面也需要为家庭提供帮助。[14]最重要的是,企业必须停止滥用市场势力,如第3章描述的“随叫随到”调度等手段。
遗憾的是,过去美国没能说服雇主采用这些方案,而未来也不太可能成功。本书在第一部分曾经提出,重新平衡工人和雇主之间权力的改革是非常必要的,而劳动力市场趋紧也是如此。但只有这些还远远不够,美国需要制定规章制度、奖励和惩罚措施。这些变化不仅有益于家庭,而且给美国社会带来的效益将远远超过任何GDP的增长:它们将促进社会包容性产生,并降低由于性别歧视所导致的男女工资和收入之间的差距。
- 维持超低利率会扭曲经济,特别是金融部门。这将会促使资本密集型技术投资溢出并导致风险溢价过低。货币政策则给利率敏感行业带来过重负担。
- OECD数据。
- Peter Wagner,Wendy Sawyer.Mass Incarceration:The Whole Pie 2018.Prison Policy Initiative,2018-03-14.
- Employed Full Time:Median Usual Weekly Real Earnings:Wage and Salary Workers:16 Years and Over[OL].St.Louis FRED Economic Data(2018-07-14).https://fred.stlouisfed.org/series/LES1252881600Q.有些人认为,劳动力参与率低的原因是,那些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不具备创造就业岗位所需的技能。这种不匹配不能完全解释当前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人们应该会看到短缺技能岗位的工资上涨,同时工资的刚性会导致其他岗位的工资下降有限。因此,我们理应看到平均工资以比我们所能看到的快得多的幅度增长。
- 就像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所做的那样。Stiglitz,Linda Bilmes.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The True Cost of the War in Iraq[M].New York:
W.W.Norton,2008.
- 不用为真正的社会成本(如环境破坏)买单,实际上就是得到了补贴。如果没有碳排放税,企业就不用承担它造成的环境破坏的任何成本。不强迫污染企业为它们对社会造成的损害买单,实际上就是在补贴它们。
- 即使按照常规的衡量标准,不考虑更好的环境带来的好处。这些税收的一部分,反过来可以投资“绿色”经济。例如,可以用来改造我们的公共基础设施。所有的这一切(包括由此产生的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就业机会)都是所谓的绿色新政法案的一部分。一些人主张征收碳排放税,但建议将收入退还给纳税人。这种政策的提倡者无视美国关于包括绿色经济的新投资范围所需的公共部门投资。美国当时受一个由全球商业政府财团牵头的委托,在那个时期,法国环境部长和一位荷兰的商业领导人,根据在巴黎和哥本哈根的国际协议中将全球变暖的增加幅度限制在1.5℃至2℃这一目标确定了碳排放税 。 Report on the High-Level Commission on Carbon Prices(The Stern-Stiglitz Report).Carbon Pricing Leadership Coalition(2018-07-04).https://www.carbonpricingleadership.org/report-of-the-highlevel-commission-on-carbon-prices/.征收碳排放税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鼓励研究把重点放在减少碳排放上——即放在拯救地球上。在美国当前的体系中,企业不承担任何碳排放成本,其缺乏动力来进行创新以减少排放。
- 理由很简单:政府支出的扩张效应超过了税收的收缩效应。当对超级富豪征税时,紧缩效应特别小;对某些类型的投资,如与教育、技术和许多环境投资有关的投资,扩张效应可能特别大。
- Mazzucato,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Some Dates and Figures(2018-07-04).http://www.eib.org/about/key_figures/index.htm.
- 在特朗普政府早期,就有人提议通过向对冲基金提供巨额税收优惠,让它们为基础设施融资。税收优惠当然不是让它们一分钱不出,它们夺走了政府本来可以花在其他地方的钱。国家基础设施银行筹集资金的成本远远小于对冲基金筹资的成本。在任何情况下,对冲基金都会更感兴趣于为机场和其他可以为其直接获得收入来源的项目提供资金,而不是乡村公路和其他被忽视的基础设施建设。
- 其他证据也显示,这种努力不仅对生活质量有影响,甚至对鼓励学习和阻止犯罪也有影响。在协助医院、学校、养老院方面,还有其他需要完成的工作。缩短需要公共服务人员等待时间的价值,很难在美国国民收入统计数据中体现出来。
- Jayati Ghosh.Can Employment Schemes Work?The Case of the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in India.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Theory,Policy,Development,and Finance:Essays in Honor of Jan A.Kregel,ed.Dmitri Papadimitriou.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4(145):
71.当然,印度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与美国明显不同,因此必须进行不同的设计。尽管如此,问题依然存在:一个比美国贫穷得多的国家,拥有正式工作的工人比例也要小得多的国家都可以负担得起有保障的就业计划,并成功地使它投入运行,那么美国也应该能够这样做。在实施此类工程时,必须解决许多技术细节。一方面,付给这些工人低于不体面的工资金额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人们不希望影响私人企业的就业。此措施应被视为最后的手段:更有希望的是通过适当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实现充分就业。但是,有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非裔美国人的失业率通常是其他人群的2倍,部分是由于歧视;这意味着除非政府成功降低整体失业率,否则这个群体和其他群体的失业情况仍将处于不能被接受的水平。当然,保证就业计划与其他计划一样有着复杂的历史过程。普通的分配工作并没有意义,人们可能没有经过适当的技能培训,而且几乎没有努力去提升技能,从而重新融入劳动力市场。这些失败的经验可能有助于为就业保障计划的良好设计提供依据。一旦能认识到长期失业,特别是其集中在某些地区或某些群体造成的昂贵的社会代价,即使是设计不完美的方案也可能是可取的。
- 一些右派人士主张应将一切留给市场解决。如果工作的净收益,包括育儿费用,是不够的,那么人们就不应该去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儿童保育补贴扭曲了劳动力市场。该观点忽略了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其他地方已经存在的多重扭曲,包括严重的性别歧视,也忽略了社会可能赋予有工作的人的社会价值以及因工作增加的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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