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我再次见到卢瑟福是在德里。我们是作为总督府一次晚餐会上的客人重逢的。由于座位离得较远以及各种礼仪的缘故,直到侍从把礼帽递到手里时我们才凑到一块。他向我邀请道:“跟我回宾馆喝一杯。”
我们搭上一辆出租车从油画一般的鲁登斯镇出发,来到老德里城区温馨而让人心悸的涌动着的风景画中。我从报上得知卢瑟福刚从喀什回来,他属于那种把所有事都安排得周到细致的人;每次非比寻常的度假总带着点调查探险的意思,而这位调查者根本就没有真正在度假,公众不知道他别有用意。他充分利用人们对他仓促匆忙的印象做掩护而自行其是。譬如卢瑟福的这次旅行,依我看肯定不是报纸上说的那样,是一次什么有划时代意义的对一座古城废墟的考察。埋没在地下的和阗古城早已是人皆熟知的旧事了,如果还记得斯坦和西文•赫丁的话。我相当了解卢瑟福,于是故意拿这事跟他打趣。他大笑道:“没错,事实真相足可以编一个更精彩的故事了。”他说得含糊隐晦。
我们在他的房间喝着威士忌。待了一会儿,我抓住一个合适的时机,说:“那么您真是去追踪康维?”
“‘追踪’这词夸张了点吧,”他答道,“在半个欧洲那么大的地方怎么去找到一个人?只能说我访遍了我认为他会去的地方,或能打听他的行踪的地方——你或许还记得,他给我的最后那封信上说他要离开曼谷去西北方向。有迹象表明他已去往内陆地区。我认为他不会去缅甸,很可能是设法到了中国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在那里他还偶然碰上了些英国官员。总之他最后很明显就消失在泰国北部的某个地方了。当然,我是绝不会想跑到那地方去找他的,太遥远了。”
“或许你认为蓝月谷更容易找到?”
“可是,我终于觉出他是在有意躲避熟人,便放弃了再见他的打算,决定从侧面探听消息。”“嗯,这比较像是一个确切的地点。我想你已经看过我的稿子了。”“不止看了,本来早打算寄给你,可你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地址。”
卢瑟福点了点头,“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觉得确实很不同寻常,但似乎有些夸张,真的。
当然,我知道那完全是根据康维给你讲的那些东西写的。”
“说实在的,我确确实实没有任何虚构。而且连我自己的话都比你想象的少得多,我的记性不错,况且康维讲故事总有自己的一套。别忘了,我们实实在在地谈过一天一夜。”
“我觉得,这稿子真的非同凡响。”
他靠在椅子上笑了笑,“如果这就是你的全部看法,那我还得为自己再补充几句。我想,也许你以为我是个容易轻信的人,可我自己并不这样认为。生活中往往是,人们相信太多,因而犯错,但相信的太少又觉得生活缺乏趣味。我自然对康维的故事深信不疑,而且是经过从不同的角度的考量之后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对此如此热心,尽可能详尽地把这故事写下来的原因,且不管是否还有机会再与他相逢。”
他点了支烟,接着说:“也就是说,我为此经过了许多奇特而艰辛的旅程,但我喜欢这种生活。我的出版商偶尔也会接受出本游记什么的。说起来,我已经走过了好几千英里,到过巴斯库尔、曼谷、重庆、喀什等地方,而那个谜一般的神秘所在就在这个大范围内的某个地方。你也知道,这范围实在太大,因而我连个大概也没调查出来,或者说连那个谜的边都没沾着。至于康维那次冒险经历的第一手资料,目前为止我所查证出的情况不过这么一些:去年5月20日,他离开巴斯库尔,10月5日到了重庆,而他最后的消息是,他于今年2月3日再次离开曼谷。剩下的都是些模棱两可的猜测,神话似的传说,随你怎么说都行。”
“也就是说你在西藏没有任何发现?”我问。
“谈何容易!我根本就没有到达西藏。当地政府官员对我的请求置之不理,简直跟要他们批准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难。当我告知他们要一个人到昆仑山地区转转时,他们吃惊得仿佛我是要去刺杀甘地似的。事实上,他们可比我在行多了,要在西藏旅行,一个人是绝对行不通的,必须得有一支装备精良的队伍,还得有个懂一两门当地土语的向导才行。记得当时康维给我讲的时候,我就在纳闷,他们干吗非得等那些脚夫,干吗不直接走?不久我就明白了。那些官员说得对,即使有世界上所有的护照,也不可能让我进入昆仑山。实际上我已经到了可以远远看到这些山脉的范围内。记得那天晴空万里,这些山脉可能就在距离我50英里远的地方。多少欧洲人能有这样的机会?”
“它们果真如此险恶而神秘吗?”
“看上去,其实就像地平线上耸起的一撮白色绒毛罢了。实际上,我在探访途中,向每一个我遇见的人打听香格里拉,可半点线索也没打听出来,我想这必定是世界上人烟最稀少的区域。一次我有幸碰到一个曾试图翻越这些山脉的美国旅行家,可他自己也是迷了路,他说山上倒是有路,但都很是陡峭危险,地图上也找不到它们。我问他有无可能存在康维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山谷。他说不能说没有可能,但又认为从这里的地质构造来看似乎又不太可能。我又问他有没有听说过一座高度和珠穆朗玛峰相当的锥形山峰,他也是含糊其辞。他倒是听说有那么个传说,但他认为缺乏根据;甚至有一些谣传说有座山实际上已经超过珠穆朗玛峰,但他自己并不相信。对昆仑山脉中是否会有任何超过2500英尺的山峰,他表示怀疑。但他也承认从来没人准确测量过这些山峰。”
“之后我问他是否了解藏族喇嘛寺,他已不是第一次到这一带旅行,可他给我说的全是书本上读来的那套陈词滥调。他不停向我说明那些喇嘛寺其实没什么可取之处,里面喇嘛们大都腐化堕落。‘他们都很长寿吗?’我问他。
他说若不是死于什么顽疾和绝症,一般来说都比较长寿。
随后,我斗胆问到有没有听说过喇嘛长生不老的传说。‘是听说过,’他答道,‘不过这种传说遍地都是,而根本无法去核实。一个腐烂发臭的老家伙被封装在一个什么密室里,然后他们告诉你,这人活了一百年,还挺像那么回事,只是你根本无从知晓他的出生年月。’我问他是否认为有什么秘诀或者秘方能让人长生不老或青春永驻的,他说据说那些喇嘛是有很多秘诀,但他怀疑只不过是印度人那套骗人的把戏,其实可能没什么稀罕的,然而,他又说这些喇嘛们似乎确实有一种控制自己身体的奇特能力。
他亲眼见过一些喇嘛赤身裸体坐在结冰的湖边,当时气温在零度以下,寒风刺骨。他们让几个仆人把冰破开,然后将浸透冰水的被单裹在身上,这样反反复复,最后竟用自己的身体把被单烘干,很可能他们便是用意念来保持体温的。不过这解释也很牵强。”
卢瑟福呷了一口酒,“当然,我这位美国朋友也承认这与长寿并没有多少关系,只是证明了喇嘛在修炼时爱搞些奇特的花招……讲了这么多,或许你也会同意,这些迹象还远不足以说明问题。”
我说这确实还远远不够,然后问他那个美国人对“卡拉卡尔”和“香格里拉”这两个名称有什么想法没有。
“毫无想法——两个我都问过,我甚至就这个问题一再纠缠他。这美国人说他对寺庙僧院之类从来不感兴趣,还曾对一个在西藏碰到的家伙说,那些寺庙,只要能避开他就尽量避开。纯属偶然,我突发奇想地问他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他回答说大概在战前,1911年。我要他说细节,于是他把他能记起来的都告诉了我,他那时好像带着一些助手和脚夫为美国地理学会进行考察旅行——那确实是一次历时较长的探险。在接近昆仑山的一个地方碰见过一个中国人,坐在众人抬着的一顶轿子上,而且居然说一口漂亮的英语,并极力推荐他们去附近的一个喇嘛寺区,并且愿意当他的向导。但那个美国人以没时间也没兴趣为由推辞了。就是这样。”卢瑟福停了一下,解释说:“我不是说这能说明什么问题。一个人竭力回忆20年前的一桩琐事,你不可能过分联想引申,但这到底还是有些耐人寻味的东西。”
“没错,不过假如一个装备精良的探险队接受了邀请的话,我想象不出他们会怎样被迫地滞留在那个喇嘛寺中。”
“没错。不过,也许那根本不是香格里拉。”
我们苦苦思索,可仍觉得模模糊糊,争执现在是没有用的。我接着问他在巴斯库尔有何收获。卢瑟福说和在白沙瓦一样,一无所获。虽然那里的人承认确实有过一件劫持飞机的事件,但没有人能说什么,他们甚至不想提这件不怎么光彩的事。
“后来也再没有那架飞机的消息了吗?”
“半点消息都没有,连同那四名乘客。连个谣传都没有。不过,我查证到,那飞机确实能飞越那些高山,我还调查过巴纳德,看他是不是像康维说的,是个真名叫布赖恩特的诈骗犯。可惜无从查找,他的过去非常神秘,如果真是,我也一点不会奇怪。更何况,在一片将他捉拿归案的叫嚣声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也确实不可思议。”
“你有没有了解到那个劫机犯的什么情况呢?”
“我了解过,也是毫无结果。至于那个被打昏的飞行员,他最后死了,这条原本有戏的线索也就断了。对了,我还写信给我一个在美国办航校的朋友打听是否收过一个西藏人当学员。令人失望的是,他很快给我回信,说他有50来个中国学员,但他根本分不清藏人和汉人。而且那50个中国学员,都是为抗击日本人的侵略而在那里培训的,那儿也没有什么机会了。幸运的是,我在伦敦无意中找到了另一条很离奇的线索,发现大约在1887年有个叫迈斯特的德国教授去了西藏,一去未归。有传闻说他在水过河时淹死了。”
“老天,康维提到过这个名字?!”
“是的,不过可能是同名,所以不能完全证实整个故事。更何况,那个德国人生于1845年,所以也没什么值得兴奋的。”“可是,这事儿也很奇怪。”我说。
“是啊,没错,是很奇怪。”
“你还调查过其他的人吗?”
“至于其他人嘛,很可惜我没有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卢瑟福歇了一下说:“像肖邦的那个学生布里亚克,我找不到关于他的任何记录。康维也只简单提到这么几个人的名字,你好好想想看,50多个喇嘛之中他只说出一两个。佩劳尔特、亨舍尔,全都不可能打听他们的真伪虚实了。”
我这时忍不住问:“那马林森呢?你了解到他后来怎么样了没?还有那姑娘,那个满族姑娘呢?”
“亲爱的伙计,这,我当然要打听了。遗憾的是,你可能在书稿中也看到了,康维的故事到他们跟那些送货脚夫们离开山谷那一刻就结束了,那之后,他不能,也不想告诉我后来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要是当时时间再多一点,或许他会一并讲给我的。我们只好推测马林森的结局不妙。何况,旅程的一路艰险也是骇人听闻的,不是途中遭土匪袭击,就是护送他们的那些人可能失信了。或者,也许根本就无法再确切地弄清最后到底出了什么事。但是还是有一点是可以证实的,那就是,马林森根本没有去到中国内地。你知道,我是使尽了浑身解数,做了各种各样的寻访调查,我查阅了尽可能多的资料,还寄了很多委托信到西藏和内地所有可望得到回复的地方,比如上海啊,北京啊,然而毫无音讯。当然那也说不上有什么用,因为毫无疑问,那些喇嘛很清楚,他们运入物品的渠道必须绝对保密。后来。我试着去了一趟稻城府。那可真是个古怪的地方,仿佛世界上最偏远的一个集镇,到达那里真的是太难了。来自云南的贩夫在那里把他们的茶叶在这里转手交给藏族人。你可以从我即将出版的另一本新书上读到这方面的情况。欧洲人很少来到如此遥远的地界。可我发现,那里的人都十分儒雅,但这里绝对没有康维他们一伙曾在此逗留的迹象。”
“那么康维最后来到重庆该怎么解释呢?”
“只能解释他是四处游荡,游荡到那里侥幸生还的。
总之,到了重庆,我们又被种种蹊跷之事纠缠不清。关于这事,教会医院的那些修女倒是很坦率。那么,西夫金听到康维弹起肖邦的练习曲何以如此激动,”卢瑟福停了停,饶有意味地接着说,“这倒真的是一个可以对各种可能性作出考量的线索。当然如果你不接受康维的故事,那就是说你怀疑他神智是否正常,但另一方面,他也有可能是完全坦诚的。”
见他中断了叙述,似乎想让我谈谈看法,于是我说:“你也知道,战后我就没再见过他,但有人说战争让他变了许多,正像多多少少改变了所有的人一样。”
卢瑟福点头:“没错,他确实变了不少,这无可否认,你不能强求一个小伙子在经受三年身体和精神的磨难之后还能同原来一样。我知道有人会说,他连皮都没伤着就过来了,可他的创伤……其实是在心里啊。”
我们接着谈论了一会儿战争及其对不同人造成的各种影响,最后他忽然说:“对了,有一件事我必须提一提。
从某种角度说,这可是最叫人感到奇怪的一点。”
“那是我在重庆那个教会医院调查时,修女们尽量帮我收集康维的情况。但他们也不记得多少了,尤其是,他们那会儿正忙着抢救一位高烧传染病人。我问他们康维是怎么到这家医院来的,是一个人来的还是什么人发现他病了把他送来的。然而,他们无法确切地回忆起来,毕竟已间隔很长一段时间了。就在我要放弃调查时,一个修女突然不经意地说:‘我想起来了,医生好像说他是由一个女人带来的。’可是这个修女又说那个医生已经离开教会医院到上海去了。这样,我又追访到上海,想方设法弄到他的地址,好不容易才见到了那个医生。日军的空袭刚过,到处是惨不忍睹的场面。说实话,德军对伦敦的空袭比起日本人对上海的狂轰滥炸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他正在忙于救护伤员。因为在第一次到重庆时就见过面,他还是很客气地接见了我,明白我的来意后,立马说他记得那个丧失了记忆力的英国病人。我问当时是不是一个女人带他去的医院?他肯定地回答说是一个中国女人。后来我又问他是否记得这个女人任何可提及的特点。他回答有,他说那个女人当时自己也得了伤寒,并且几乎是一到医院就死了,其他就都不清楚了……就在那时,抬进来一大批伤员,我们的谈话中断了,他们被放到排满过道的担架上。话已说得差不多了,我也不想再占用那位医生的时间,外面枪声响成一片,催促着他有很多的事要做。而当他又回到我身边时,就是在这样恐怖的时候,他看上去却十分振奋。我壮着胆子提了最后一个问题:那个中国女人,您记得她年轻吗?”
说到这儿,卢瑟福轻轻弹了一下烟头,仿佛这叙述也使他兴奋不已,就像他所希望的我感动的程度一样,说:“那个医生严肃地望了我片刻,然后十分礼貌地用那种滑稽但流利的中国腔英语回答说——‘啊,不、不,她很老、很老,我从来没见过那么老的女人。’”我俩坐下,相对无言,沉默良久……后来,我又开始谈起我记忆中的康维,那个一脸天真,然而天赋异常,充满韧劲的年轻小伙;说起那场改变了他的战争,以及许许多多关于时间、岁月和心灵的秘密;说起那位已经很老很老了的满族姑娘,还有那神奇的遥不可及的蓝色月亮般的梦幻。
“你认为,他会找到香格里拉吗?”我问。
193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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