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服从的诱惑和陷阱
每当我们感到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推动我们去做某件事情时,这种推动力通常是有很充分的存在理由的。在服从权威这件事情上也是这样。即使只是粗略地考察一下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也可以为我们这种服从权威的倾向提供很多解释。一个多层次的为大家所接受的权威体系提供给一个社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正是由于有这样一套体系,一个复杂的包括资源生产、贸易、防御、发展和社会控制等各种功能的社会结构才成其为可能。而另一个极端则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状态从来就被认为是不利于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哲学家汤姆斯·霍比斯就说过这是一种让生命变得“孤独、贫穷、污秽、残忍和短暂”的状态。因此,我们从一出生就被告知,服从权威是应该的,而违抗权威则是不对的。这个信息在父母对我们的教导中,在学校的童谣中,在我们童年时代读过的故事和唱过的歌中无处不在,而且一直延伸到我们成年后所遇到的法律、军队和政治系统中。在所有这些教诲和经历中,对规则的服从和对权威的忠诚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而宗教对这种现象也有自己独特的贡献。比如说,《圣经》的第一章就描述了对绝对权威的抗拒导致亚当、夏娃以及整个人类失去乐园的故事。如果这个比喻还太隐晦的话,我们再往“旧约”中读下去,就可以读到——这是《圣经》故事中与密格兰实验最相近的一段——对亚伯拉罕因为上帝没有任何理由的命令就把匕首扎进年轻儿子的心脏的充满了敬意的描述。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学到,判断一种行为是否正确,不是根据它是否无私、是否有害、是否公正或任何其他道德标准,而仅仅是根据一个更高的权威的命令。亚伯拉罕所受到的苦难与折磨是为了考验他是否无条件地服从他的主人,而他——就像密格兰的实验对象一样,因为他们可能也读过亚伯拉罕的故事——通过了这个考验。
从亚伯拉罕或密格兰的实验对象的行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服从的力量及其在我们文化中的价值。但与此同时,这些故事可能也会产生一些误解。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在权威的要求面前如此痛苦地举棋不定的时候其实是很罕见的。在更多的时候,我们对权威的服从也是以一种“卡嗒,哗”的方式发生的,并没有经过很多有意识的思考。实际上,来自权威的信息在很多情况下都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行动的捷径。
密格兰也指出过,遵从权威人物的意愿对我们来说通常都是一件很实际的事情。当我们年幼的时候,老师和父母就是我们心目中的权威人物。我们发现听他们的话是很明智的——这当然是由于他们拥有更多的智慧,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就是决定赏罚的人。成年以后,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们还是愿意接受权威的忠告,只不过现在的权威人物变成了雇主、法官和政府。因为他们所处的有利位置,他们可以接触更多信息,拥有更多权力,因此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大体上是错不了的。而正是由于我们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我们也很容易走进一个误区:有时候权威的话并没有什么道理,可我们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
当然,这种尴尬的局面是使用每一种主要的影响武器时都难免会遇到的。一旦我们认识到了服从权威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这种诱惑是很难抵挡的。而这种行为之所以有时候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则主要还是由于它的盲目性。由于在权威面前思考似乎成了一件多余的事情,因此很多人就放弃了思考。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偷一下懒并无大碍,甚至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有时候也会有例外,因为我们只是在机械地做出反应,并没有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
让我们来看一个权威压力很强大也很明显的领域——医学界——的例子。健康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在健康问题上有更丰富的知识和更强大的影响力的医生,在我们心目中便拥有十分崇高的地位。更何况医学界本来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地方,每一个在医疗系统工作的人都非常清楚自己在整个系统中的位置。在这个系统中,医生坐在金字塔的最高层,除非是一个级别更高的医生,是没有人可以否决一名医生对一个病例做出的判断的。因此,在医疗系统里,自动地服从医生的命令自然而然地就成了一种条件反射。
这样,当一个医生犯错误时,就会出现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没有一个在等级制度中位置较低的人会对这个错误进行质疑,因为一旦一个合法的权威给出了命令,下属马上就停止了思考,开始了行动。如果以这样一种“卡嗒,哗”的方式在复杂的医院环境里工作,错误是在所难免的。美国保健财政管理局所进行的一项研究的确也表明,仅仅在给病人开药这一项上,每一天的出错率就达到了12%。
病人拿到错误的药方可以有多种原因。但是,在天波大学药物学教授迈可·科恩和尼尔·戴维斯所著的《用药错误:原因和预防》一书(1981)中却指出,如果人们对一个病例的“主人”——主治医生——不是那么盲从的话,大部分错误是可以避免的。就像科恩所说的,“在一个又一个的例子中,病人、护士、药剂师以及其他的医生,都没有对药方提出任何疑问。”比如说,科恩和戴维斯所举的“肛门耳痛”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位医生要一个病人将药水滴入疼痛发炎的右耳,但他没有在处方上将“右耳”写完整,而是缩写成了“滴入R ear”(注:在英文中rear—词是“后部”的意思)。拿到这个处方以后,值班护士马上就把规定剂量的耳药水滴入了病人的肛门。
在肛门处治疗耳痛当然是天下奇谈,但不管是病人还是护士都没有对此提出任何异议。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在很多情况下,当一个公认的权威开口之后,本来很有意义的一切便突然变得无关紧要起来。这时候,我们只关注所处局面中的一个方面,只对这一个方面做出反应,其他的东西我们便都忽略不计了。
我们并不是惟一一种毫无保留地崇尚权威的物种。在猴子的聚居地也有着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在那里,有用的创新(像怎样用一根棍子把食物拨到自己所住的笼子附近)就是先教给处于主导地位的猴子然后才教给整个群体的。如果一个等级比较低的猴子先学到了某种新概念,聚居地的其他猴子对这个新概念通常是视而不见的。有一个把新的食品介绍给日本的猴子的实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Ardry,1970)。在某一群猴子中,一种焦糖被介绍给了一些等级较低的猴子。这种新口味在群体中慢慢地向上移动,过了一年半之后,才有51%的猴子接受了这种口味,而且其中还不包括任何一个领导角色。与此相对照的是另一群猴子的经历。麦子先被介绍给了猴群的头目,然后吃麦子——到此为止对这些猴子来说还完全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在四个小时之内就传遍了整个群体。同样的事情1995年也发生在芝加哥公牛篮球队中。球队公认的领袖和最有名的球星,迈克·乔丹,开始在每场比赛前吃三块提高能量的糖。用替补队员斯蒂夫·科尔的话说,“过去只有B·J·阿姆斯特朗(也不是一名明星球员)和我吃这种东西。现在迈克也吃了,于是每一个人都吃起来”(Shappell,1995)。
当我们以这种不假思索的方式行动时,你可以打赌依从业者是一定不会放过这里面所潜藏的机会的。再回到医学领域,我们可以发现广告商就经常利用我们的文化对医生的尊敬,专门雇用一些演员扮演医生的角色来为他们的产品说话。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例子是演员罗伯特·杨拍的一个警告人们咖啡因的危害,建议大家喝不含咖啡因的桑卡牌咖啡的广告。这则广告一播出就获得了巨大成功,桑卡牌咖啡的销售量马上有了明显的上升,以致在以后好几年的时间里,这则广告都还在电视屏幕上频频亮相。为什么这则广告这么有效呢?为什么罗伯特·杨的意见对我们有这么大的说服力呢?因为——就像雇用他的广告商也非常清楚的一样——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他是和一个他扮演过多年的电视剧中的角色,马科斯·威尔比医生联系在一起的。平心而论,被一个扮演过医生的演员的意见所左右是毫无道理的;但事实却是,这个人卖掉了桑卡牌咖啡。
研究沟通和传播的学者发现,在对话中,人们总是会下意识地改变自己的声音和说话的方式,使之与更有权力和威望的对话者的声音和说话方式接近。为了验证这一论断,一些研究人员特地分析了“拉里·王现场电视直播”中所做的采访。当王采访一些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的来宾时(比如说,比尔·克林顿、乔治·布什、芭芭拉·史翠珊),他会改变自己的声音来接近他的客人的声音。但是,当他采访一些社会地位略低的人时(像丹·奎尔、斯派克·李、朱丽·安德鲁斯),他则维持自己本来的说话方式,而改变声音的是他的客人(Gregory & Webster,1996)。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