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 中国,回来了
我流浪儿般地赤着双脚走来,深感到途程上顽石棱角的坚硬,再加上那一丛丛拦路的荆棘,使我每一步都留下一道血痕。
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走进办公室前他先到传达室拎了一把热水瓶,跟老保安开了几句玩笑,然后从写着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当日的《人民日报》,一般来说他整个上午都将在读报中度过。20多年后,他回忆说:
“记得1978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让我激动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社论。在当时养鸡、种菜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
从现在查阅的资料看,日后创办了赫赫有名的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可能有点记忆上的差失。因为在已经泛黄的1978年的《人民日报》中,并没有如何养牛的文章,而有一篇科学养猪的新闻。在这天报纸的第三版上,有一篇长篇报道是《群众创造了加快养猪事业的经验》,上面细致地介绍了广西和北京通县如何提高养猪效益的新办法,如“交售一头可自宰一头”、“实行公有分养的新办法”,等等。柳传志看到的应该是这一篇新闻稿。
不过,是养牛还是养猪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举国之内,确有一批像柳传志这样的人“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在这个寒意料峭的早冬,感觉到了季节和时代的变迁。
在中国现代史上,1978年是一个十分微妙和关键的年代。尽管在此前两年,执行极左政治路线的“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但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中的某些人提出“两个凡是”的政治主张,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实行意识形态化的治理。刚刚复出的老一辈领导人邓小平则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进中国的命运变革。
1978年1月14日,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突然收到了一封信,写信人是《光明日报》编辑王强华。此前半年,胡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投寄该报,在很久没有收到回复后,他已经对此不存幻想。王的突然来信让他非常意外。胡福明回忆说:“王强华在来信中寄来一份清样,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清样。信我还都保存着,大概意思是说,这篇文章的意思你要讲什么我们是清楚的,我们是要用它的,希望快点修改一下寄来。就是提了一条建议,希望把道理讲得完整一点,不要使人产生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感觉。从此以后,我们的稿子来来往往了好几个来回,我把修改了的寄给他,他隔了几天把稿子修改了再寄给我。
那么后来呢,又有一封来信不同了,调子又变化了,让我要写得更鲜明一点,要更有针对性、要更有批判力,跟前面的调子又变化了。”
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2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可以被视为当年度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宣言。在文章结尾,作者勇敢地宣称:“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文章的发表在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思想较为保守的东北和上海等地,斥其“砍旗”、“违反中央精神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等讨伐之声隆隆四起。胡福明在看到报纸后,回家对妻子说:“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我准备要坐牢。”妻子说:“我要么陪你一起坐牢,要么天天送饭到你出牢。”
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谈及此文,认为文章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后来他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再次以此文为题,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场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影响了中国改革的整个进程。在思想基础上,它彻底摧毁了“两个凡是”的政治原则,倡导一种全新的实践主义理论。而在经济变革中,它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思想基础和商业伦理。直到30年后,我们仍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的影响。在日后的几年里,它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稳定压倒一切”等政治格言一脉相通,分别从方法论、战略目标和成长边界三方面进行了清晰的表述,从而构成了中国的改革文化和三大思想基石。可以说,日后中国企业及其他事业的发展,折冲百回,曲线前行,都以此为最根本的起点和边界。
这一年底,也就是柳传志读报后的20多天,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全会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定。而就在全会召开前后,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四·五”天安门运动3完全是革命行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为彭德怀、陶铸等在“文革”中蒙受冤屈的政治家平反并召开追悼会。此后两年中,全国300多万干部群众获得平反,55万“右派”得到改正,至此,“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中国的发展主轴自此全面转变。
在这一部企业史的前半段中,如果要有一个“主角”的话,那他就应该是邓小平。
客观地说,邓小平奠定了中国变革的思想基础,并在他掌控的时间里主导了整场变革的节奏。这个小个子的四川人有着惊人的坚忍和洞察一切的政治决断力。据与他亲近的人回忆,当面临重大决定时,他喜欢一个人坐在屋子里默默地抽熊猫牌香烟。当他做出某种决策后,却很少有人能够变更它。法国思想家、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格森曾说:“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邓小平无疑就是伯格森所谓的“某个人”。
1978年,是邓小平真正主导中国命运的元年。在该年3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政协主席。
在当上政协主席后,邓小平主持的第一个大会是随后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大会上,他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
在这个大会上,国家领导人承认,中国在许多方面落后于世界水平15~20年,同时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科学发展计划,确定了108个项目作为全国科技研究的攻关重点,而其目的是“到本世纪末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不切实的目标不可能实现。不过在当时它确乎让全中国为之一振,所有的人仿佛都听到了时代火车转换轨道的尖利声响。当年,共有6000人参加了这次科学大会,其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在大会的后排,坐着一位名叫任正非的33岁的青年人,他是解放军派来的代表,因为刚刚获得了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而意外地得此殊荣,此刻他正在为父亲的平反以及自己能否入党而发愁,而他不会料到的是,再过十年他将漂泊到南方的深圳,以微不足道的两万元创办一家叫作华为的电子公司,然后,这家公司将以其严苛的军事化管理和犀利的低价战略迅速崛起,并让全世界的同行们深感头痛。
科学大会后,国家在科研和教育方面的改革速度明显加快了。4月,教育部决定恢复和增设55所高等院校,其中包括著名的暨南大学等。很快,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
事实上,高考制度在此前的1977年已经部分恢复,而全国性高考的正式举行则是在1978年。从这年起,高校招生恢复全国统一考试,由教育部组织命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考试、评卷和在当地招生院校的录取工作。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和外语;理科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和外语。外语考试的语种为英、俄、日、法、德、西班牙、阿拉伯语,考试成绩暂不记入总分,作为录取的参考。没有学过上述语种的可以免试。报考外语院校或专业的,还须加试口语;外语笔试成绩记入总分,数学成绩作为参考。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在公布参加体检名单的同时,公布全体考生的各科考试成绩。公布的方法,由县(区)招生委员会通知考生所在单位分别转告本人。”公布考生成绩,是提高招生考试过程的公开、透明程度的重要举措,对于转变社会风气,杜绝“走后门”和徇私舞弊等不正之风,发挥了重大作用。
有数据显示,第一批报名高考的考生就多达580万,远远超过高校的招生计划。扩招成为全国上下一致的呼声。北京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毛祖桓回忆说,“扩招也是临时决定的,当时一开始就让各个学校报,每个学校能招多少人,就这样报了一下,这么定了分数线。那年考得好的学生还比较多,因为是多少届的人压在一起来考大学,所以最后,我记得当时是林乎加当北京市市长,北京就率先扩招,原来比如说330分、340分才过线,后来就说300分以上都可以上大学,一下子就增加了至少是三分之一强、二分之一弱的样子,这个比例还是很大的。后来天津、上海等大城市跟进,造成了第二次扩招的态势。”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是,1978年全国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
翻阅这一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语文试卷”,第一部分是给一段文字加上标点符号,而第一题就跟经济有关:
(1)实现机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机械化不是一口气吹出来的要经过一番艰苦奋战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要肃清他们的流毒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一个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是挑不起这副重担的。
这是当时最主流的价值观:思想的解放和对左倾的、僵化教条主义的余毒肃清是经济进步最首要的前提。从这里,后来的人们可以发现,在1978年,追求经济成长是一个多么让人战战兢兢的事业。
龙门陡开,江鲫飞跃。积压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一旦喷涌,40余万人众里怎么可能没有龙虎之士。
在辽宁沈阳铁路局当工人的马蔚华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21年后他出任招商银行总行行长;杭州出生的张征宇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后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他一直读到博士毕业,1987年自创公司,后来做出第一代PDA掌上电脑“商务通”;北京176中学的青年老师段永基考上北京航空学院(后更名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研究生,六年后参与创办了四通公司,后来成为北京中关村的风云人物;在四川,刘永行三兄弟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都上了分数线,但是因为“出身成分”不好而没有被录取,兄弟三个一怒之下办起了一个小小的养殖场,20年后他们成为当时的“中国首富”。
跟全国所有的大学一样,广州的华南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华南理工大学)也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无线电班的教室里济济一堂,学生们都用好奇的眼光打量彼此。他们中间年纪最大的已经40岁,最小的只有18岁,其中,三个年纪相近的同学很要好,最小的陈伟荣,来自广东罗定县,还有两个比他大一岁多的黄宏生和李东生分别来自海南五指山和惠州。他们的同学后来回忆说:“黄宏生最老成,是全班的老大哥,在学校里没少照顾他的学弟们。陈伟荣是穿着露出大脚趾的解放鞋走进教室的,他是班长,在校的四年时间他几乎全部泡在了图书馆。李东生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他性格很内向,平时不太爱和其他同学玩,特别是见到女生还会脸红,因此一些女同学毕业时还不太叫得清他的名字。”这三个人,日后分别创办了康佳、创维和TCL三家彩电公司。极盛之时,这三家公司的彩电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40%。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青年,都像段永基和李东生们那么幸运。
在湖南长沙,坐了十年监狱的杨曦光回家了。他是在1968年2月,被作为重要“钦犯”而被捕入狱的,当年,21岁的他因为写了洋洋万言的《中国往何处去》,而被极左的“文革”领导人康生三次点名,判刑十年。出狱之后,杨曦光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虽有几名专家看中他的才能,但终因“政审”不合格,未能录取。直到两年后,经他四处上告奔波,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胡耀邦对他的冤案亲自批示中央组织部,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他才恢复了“政治的清白”。此后,他用乳名“杨小凯”再考社科院研究生,并终于成为当代中国最有人文批判精神的经济学家。(有意思的是,另一个也因为写了《中国往何处去》的四川万县人牟其中要等到1979年12月31日才能出狱。他没有去考大学,却办起了一个销售部,以后的十多年里,他由“中国首富”而成“中国首骗”。2004年,皈依基督教的杨小凯去世,牟其中则在1999年又被关进了监狱。)
在内蒙古,一个叫牛根生的青年遭遇父丧。他是一个苦孩子,生下来一个月就从乡下被卖到了城里,据说仅值50元钱。他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因为收养他的人是养牛的所以让他姓了牛,他的养父从抗美援朝结束后开始一共养了28年牛,他便是在牛群中长大的。那一年,养父去世了,牛根生抹干眼泪,接过牛鞭继续养牛。五年后,牛根生到了一家“回民奶制品厂”当刷瓶工,在那里他一干就是16年,然后便创办了蒙牛集团,它后来成了中国最大的奶制品公司。
在温州,13岁的南存辉因贫穷而不得不辍学,他成了一个走街串巷的补鞋匠,对那段日子他一生记忆深刻,“补鞋稍不留神,锥子就会深深地扎入手指中,鲜血顿时涌出。只好用片破纸包上伤口,含泪继续为客人补好鞋。那阵子,我每天赚的钱都比同行多,我凭的就是自己的速度快,修得用功一点,质量可靠一点。”6年后,这位修鞋匠在一个破屋子里建起了作坊式的开关厂。20年后,他创办的正泰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私营公司之一。
在南方小镇深圳,一位叫王石的27岁文学青年正枕着一本已经被翻烂的《大卫·科波菲尔》,睡在建筑工地的竹棚里。他在后来的自传中写道:
“1978年4月的深圳,怒放的木棉花已经凋谢了。路轨旁抛扔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气。我正在深圳笋岗北站检疫消毒库现场指导给排水工程施工。内地各省市通过铁路出口到香港的鲜活商品运到深圳,集中到笋岗北站编组检疫,再启运过罗湖桥。运输途中发病或死亡的牲畜、变质的水果蔬菜要在这里检验清除。
“我之所以到深圳,是由于1977年我从兰州铁道学院毕业时,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担任给排水技术员,工资每月42元。工程五段主要负责北至广东与湖南交界的坪石,南至深圳罗湖桥头路段××公里的沿线土建工程项目。在这一管辖路段,经常几个工程项目同时展开,1978年我们接手了笋岗北站消毒库项目。那个时代,深圳还属边防禁区,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来的。
“施工空暇去了趟沙头角:一条弯曲的石板窄街,路中间一块界碑,冷冷清清的。界碑不能越过,中方一侧仅有的两间店铺里摆放着极普通的日用杂货。
“笋岗北站施工现场十分简陋。睡觉休息的临时宿舍搭建在铁路边。三十几号人挤住在竹席搭建的工棚里。双层铁架床,我选择住在上铺,挂上蚊帐,钻进去,编制工程进程表、决算表,看书,睡觉。广东蚊子专欺负外省人,被叮咬的部位红肿起疙瘩,痒疼难忍。挂蚊帐防蚊叮,还防苍蝇的困扰;晾衣裳的绳子或灯绳上随时被苍蝇占据,密密麻麻的,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
“工作之余,我总会捧着一本书,在晚饭后独自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做读书笔记,直至凌晨;节假日则去上英语课。一次周末,广州友谊剧院听音乐会:香港小提琴演奏家刘元生先生与广州乐团联袂演奏《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我太喜欢这首爱情至上的协奏曲,所以演出结束后还跑到后台向演奏者祝贺,刘先生送我一盘个人演奏的《梁祝》协奏曲录音带。当时怎么也想不到,刘先生会成为我到深圳创建万科的生意伙伴、上市之后的大股东之一。
“……工程继续着。我盼望尽早结束工程,远离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4 1978年的中国企业是一幅怎样的景象?也许我们从外国人眼中能看得更真切一点。
1978年7月28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记者杰伊·马修斯发表的一篇中国工厂观察记。不知道通过怎样的程序,他被破天荒地允许参观桂林的一家国营工厂。从这一年的夏天开始,中国各地似乎放宽了海外记者采访考察中国企业的审批。因而,在各家国际媒体上,人们读到了多篇充满陌生感的目击记。
在这篇题为《尽管宣布要对工厂进行改革,工作仍然松松垮垮》的报道中,马修斯写道:
“同中国大多数工厂的情况一样,桂林丝厂的工人看来并不是干劲十足的。就业保障、退休金保证以及其他一些好处促使中学毕业生拼命挤进工厂去工作。因此,许多人都挤进了本来就已经过多的工人行列。生产线上工人过多使工人长时间地闲着。当我走进一个车间的时候,有三名女工正在同旁边桌上的另外三名女工聊天。我一进去,她们就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然后交叉着双手坐在那里,好奇地朝我张望。在我逗留的几分钟里,只有一个女工干了活,而没有一个女工说得清楚她们的生产定额是多少。
“中国工人把他们的工作看成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机会。工厂管理人员对于工人阶级中的成员不敢压制。在这种企业里,工人的身份是可以世袭的,当一名工人退休时,他或她可以送一个子女到这家工厂工作。桂林丝厂有2500多名工人,从来没有解雇过一个人。
“这家工厂的革委会主任谢广之(音)告诉记者,去年,全厂85%以上的工人都增加了少量的工资,对很多人来说,是十到二十年来第一次增加工资。由于几乎所有的工人都增加了工资,所以这次加工资没有起到明显的刺激作用。从今年开始,工厂开始对一些劳动好的工人给予少量的奖金,一季度的奖金不超过1.75美元。”
最后,马修斯断言,“这种松松垮垮的工作态度,仍然是妨碍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5
最具有戏剧性的企业考察出现在中国中部。一位日本记者在重庆炼钢厂发现了一台140多年前的机器。这家年产30万吨原钢的工厂,使用的机械设备全都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其中,140多年前英国制造的蒸汽式轧钢机竟然还在使用。那位记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指着机器上的出厂标板问厂长:“这是不是把年代搞错了?”厂长的回答是:“没有错,因为质量好,所以一直在用。”
在1978年8月28日的《日本经济新闻》上,该报驻北京记者冈田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飞机老是停航》的观察记:
“中国正在发展国内的交通事业,但是民航依然不可靠。首先是时刻表不可信,在一角钱一份的中国民航时刻表上,就混杂着‘幽灵班机’。例如,在时刻表第25页上写着每天有去哈尔滨的班机,早晨8点15分从北京起飞。但是,实际上星期四和星期日都没有班机。我到窗口问是什么理由。回答是:‘哎呀,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从什么时候改了吧。’乘上飞机后又怎么样呢?无法保证能按时飞到目的地。这次从北京去哈尔滨,起飞就晚了一个小时,在沈阳停留又耽搁了四小时,好不容易到长春转机,又宣布‘因为哈尔滨在下雨,今天的班机取消’。只好在长春住了一夜,第二天竟还是‘今天停航’。到了哈尔滨,我才知道原因,原来哈尔滨机场没有水泥地面的跑道,飞机是在草原上咕噜咕噜地滑行。难怪一下雨,就必须得停航了。”
同样是在8月,一位名叫伊莱·布罗德的美国房屋建造商参观了北京、广州等五个城市,他对合众国际社记者谈到了对中国的观感,“我看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发达国家”。“中国人用黏土和稻草做砖,但也使用一部分预制混凝土板来建房。中国的住房是原始的,建成后的质量很粗糙,但非常讲实用。
往往一个两居室的房子里要住四代人,从80岁的曾祖母到小孩。”同时,伊莱·布罗德也感觉到了刚刚开始发生的变化:“我所到之处,他们都在更换自来水管。一些新的工业区正开始建造,不过我没有看到什么控制污染的措施。”
《读卖新闻》驻香港记者松永二日也对中国企业的落后深为惊讶。这年6月,他参观了上海的一家集成电路工厂,他写道:“日本的集成电路工厂干净得一点灰尘也没有。相比之下,上海这家工厂简直像是马路工厂。工厂方面说,产品一多半不合格,卖不出去。”他还观察到,长期的政治斗争,学校停止招生,使得中国工厂的基础人才极度空乏。他举例说,上海内燃机研究所的31名技师,平均年龄是56岁。
在上海闵行的一间机电工厂中,松永看到了一条标语,“看谁先到达目标”。这家工厂开始对超额完成指标的工人实行奖励,每月的奖金分成三元、五元和七元三个等级。松永问了一个问题,“有没有送还奖金,仍然努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人?”工厂负责人明确地回答,“没有。”
在经历了这样一些观察之后,松永预言中国即将开始一场新的经济革命。在10月3日的一篇述评中,他直截了当地宣称,“进入建国30年的中国今后的课题是,实行高速经济增长政策,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大国”。而中国正在采取的办法则是,“在再度复职的邓小平的领导下,设法加强同外国——以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关系,在国内则推行讲究能力和效率的路线”。
松永试图用事实来证明他的观察,“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靠上海那家老工厂是不可能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因此必须下决心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近来,中国加强同外国的经济关系的活动令人目瞪口呆。到今年9月为止,中国派出党政领导人到31个国家访问,并且接待了15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而它们绝大多数是以前的敌人——西欧发达国家。不言而喻,这种门户开放政策的目的在于引进先进技术。”
应该说松永的观察是很精准的。1978年,除了主要领导人频频出访之外,中国政府还做了一些动作,它们在当时似乎并没有引发联想,然而在后来的研究者眼中却绝非巧合。这一年的7月3日,中国政府停止对越南的援助,13日又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技术和经济援助,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12月16日,中美发布建交联合公报。
一疏一近,貌似毫不相干,其实却不难看出内在的某种抉择: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以经济发展为主轴,悄悄向发达国家靠拢的发展主导型战略已经开始发酵。
在这一年的天安门国庆典礼上,出现了一个名叫李嘉诚的香港商人。他穿着一件紧身的蓝色中山装,不无局促地站在一大堆也同样穿着中山装的中央干部身边,天安门广场是那么的大,让这个从小岛上来的潮汕人很有点不习惯。从11岁离开大陆,这是他40年来第一次回乡,在几年前,他还是一个被大陆媒体批评的万恶的资本家,现在他已经成了被尊重的客人。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再过20年,他将在距离天安门一公里远的地方盖起一个庞大的、超现代的东方广场。他是受到邓小平的亲自邀请,来参加国庆观礼的。来之前,他给自己定了“八字戒律”——“少出风头,不谈政治”。
回到香港,李嘉诚当即决定,在家乡潮州市捐建14栋“群众公寓”,他在给家乡人的信中写道:“念及乡间民房缺乏之严重情况,颇为系怀。故有考虑对地方上该项计划予以适当的支持。”他要求家乡媒体不要对此做任何的宣传。有一个与此相关的细节是,两年后,“群众公寓”建成,搬进新房的人们将一副自撰的春联贴在了门上,曰:“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李嘉诚。”此联很快被记者写成“内参”上报到中央,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震动。李嘉诚不惹政治,却防不了政治来惹他。
在李嘉诚从香港来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前的4个月,36岁的荣智健随身携带着简单行装和单程通行证,远离家人,告别妻儿,从北京来到了香港。到码头来迎接他的,是他的两个堂兄弟,荣智谦、荣智鑫。显赫百年的荣家第四代终于在一个潮湿的夏天又聚在了一起。
无锡荣家,兴于清末民初,靠办印染工厂起家,是江浙沿海一带显赫的商贾大户,最鼎盛时,荣家几乎掌控了中国纺织产业的大半壁江山。1949年之后,荣家一直是共产党的坚定拥护者,1953年,党中央有计划地实验公私合营计划,在荣家第三代掌门人荣毅仁的积极倡导下,他所持股的广州第二纺织厂成为全国第一家递交公私合营申请书的私营工厂,起了全国性的示范和宣传作用,毛泽东因此赞许荣家为“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三年后,全国公私合营计划临近收尾,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荣毅仁作为工商界报喜队代表,向毛泽东、刘少奇等报喜,这一天标志着“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957年,41岁的荣毅仁当上了上海市副市长,后来还曾兼任纺织部副部长。
“文革”期间,荣毅仁靠边站,没有少吃苦头,他的食指被红卫兵打断,好几年一直在全国工商联机关食堂的锅炉房运煤和打扫工商联机关的所有厕所。他的儿子荣智健被流放到四川凉山的一个水电站当抬土工。“四人帮”下台后,邓小平复出,荣毅仁也随即翻身,在1978年2月召开的五届政协会议上,邓小平被选为全国政协主席,荣毅仁当选为副主席。
政治上尽管重焕光芒,而荣家资产在大陆却已分文不存。此时已回到北京的荣智健无所事事,他对科研和政治均无兴趣,于是南下香港成了最好的一个抉择,在那里,一群解放前逃亡在外的荣家子弟尽管不复祖辈的荣耀,却也依然固守家业。行前,荣毅仁盘算良久,记得当年他父亲在香港开办了数家纺织厂,其中的股息和分红30多年一直未动,荣智健在父亲的授意下一一结算,竟得一笔不菲的资金,这成了他闯荡香江的资本。世家子弟毕竟不比寻常,其起点自当高人一筹。12月,他与两个堂兄弟合股的爱卡电子厂开业了,总股本100万元港币,三人各占1/3股份,一开始的业务是将香港的廉价电子表、收音机、电子钟等向大陆贩卖,在当时,获准“大陆贩卖权”几乎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特权。三年后,这家背景深厚的小电子厂被美国的Fitelec公司以1200万美元高价收购。荣家财技一试即灵,果然非同凡响。荣智健日后资产曾一度攀上“中国首富”的宝座,其渊源由来当是从这个夏天开始的。
与只身闯香港的儿子相比,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荣毅仁鏖战大陆。他提笔向邓小平建议,“从国外吸引资金,引进先进技术,似有必要设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集中统一吸收国外投资,按照国家计划、投资人意愿,投入国家建设。”在荣毅仁的提案中,即将创办的公司名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CITIC)。此议当即得到邓的认可,其他领导人也颇为赞许。1979年,中信公司正式成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扮演了中国引进国际资本的中介角色。
在国内成功地掀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热浪之后,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出访日本。在此次访问中,走访日本公司是他出行的重要事项之一。这位早年曾经留学法国,在印刷厂当过工人的中国领导人已经有半个世纪没有走进过资本主义的工厂了。这一次,他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参观,而是在举手投足间一次次地表达出自己的深意。
他先是参观了东京的新日铁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在日产的一个汽车厂里,他真正领略了“现代化”的生产线。在大阪考察时,他专程去了松下电器公司的茨木工厂,在那里,翘首等待他的是另一位亚洲传奇人物,松下公司创始人、被尊称为“日本经营之神”的83岁的松下幸之助。
随行的新华社记者在报道中描述道:日本朋友向邓副总理介绍了松下电器公司生产各种电视机的概况。从1952年生产第一台电视机以来,截至1978年3月,这家公司已经生产了5000万台电视机。邓副总理走进生产车间,参观了电视机组装生产线、自动插件装置以及检查成品等生产工序。离开车间后,邓副总理被邀请来到一间展览室,日本朋友向邓副总理介绍了陈列在这里的双画面电视、高速传真机、汉字编排装置、录像机、录像唱片、立体声唱机以及微波炉等产品。邓副总理在讲话中说,在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电子工业、电子仪表和自动化等都是必需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生效,使两国的友好合作可以更加广阔地在多方面进行下去。邓副总理应主人的要求,在这家工厂的纪念册上题词:“中日友好前程似锦”。
邓小平对松下的此次考察,给83岁高龄的松下幸之助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促使老人开始思考松下公司的中国攻略。在第二年,松下幸之助飞访中国,成为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位国际级企业家,松下公司与中国政府签订了《技术协作第一号》协议,向上海灯泡厂提供黑白显像管成套设备,通过国际交流基金向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赠送价值1.2亿日元的设备,松下公司的北京事务所随之开设。松下公司的率先进入中国,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其他日本公司纷涌而至,在其后的十年间,日本公司成为第一批中国市场的外来拓荒者。
前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在《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的回忆文章中,记录了邓小平访日的另一个细节:中江在陪同途中问邓小平对日本的什么感兴趣,邓小平说中国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时常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没有不产生一氧化碳的煤球。
访日之后,邓小平旋访新加坡。李光耀在《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一书中回忆了这段经历。李光耀对邓小平印象深刻,以致他在书中写道:“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
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6
出乎李光耀预料的是,邓小平对新加坡的经济制度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邓小平离开几个星期后,有人把北京《人民日报》刊登的有关新加坡的文章拿给我看。报道的路线改变了,纷纷把新加坡形容为一个花园城市。说这里的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我们不再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邓小平在第二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7]
这些细节,在1978年的新闻报道中被淹没,人们只关注和称颂邓小平出访的种种政治意义,却没有发现他其实已经在为中国日后的经济制度改革汲取经验。邓小平是一个深思而慎行的人,当他提出某一个主张的时候,便表明他已经对此深思熟虑。在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突然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他当时一口气列举了十来个城市,第一个就是深圳。
当时在座做记录的经济学家于光远回忆说,邓小平提到的是“深圳”,而不是人们常说的“宝安”,还列举了为什么深圳可以先富起来的理由,可见邓小平注意深圳很久了,而且进行了深入的思考。1979年3月,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1978年年底,美国《时代周刊》将邓小平评为“年度人物”。这家在国际上影响重大的周刊用整整48页的系列文章介绍了年度人物邓小平和打开大门的中国,其开篇之作的标题是:《新中国的梦想家》(Visions of a New China)。
1978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并不发生在城市里,而是在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这在即将开始的30年里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日后更多改变中国、变革命运的事件都是没有预谋的,都是在很偏僻的地方、由一些很平凡的小人物所意外引爆的。
这年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18个衣衫老旧、面色饥黄的农民,借助一盏昏暗的煤油灯,面对一张契约,一个个神情紧张地按下血红的指印,并人人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份后来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大包干契约,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在1978年以前,已经实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全国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大锅饭”的弊端毕现无疑,农业效率的低下到了让农民无法生存的地步。小岗村是远近闻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的安徽,从春季就出现了旱情,全省夏粮大减产。小岗村的农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逼到了包产到户的这一条路上。包干制竟十分灵验,第二年小岗村就实现了大丰收,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在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强力主持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此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中国农村改革迅速蔓延全国,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变化。
包产到户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它让中国农民摆脱了遏制劳动积极性的人民公社制度,从而解放了生产力,它的推广在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的口粮产能问题。而在另一个方面,它让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土地严重缺乏而观念较为领先的东南沿海地带,大量闲散人口开始逃离土地,他们很自然地转而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寻找生存的机会,这群人的出现直接地诱发了乡镇企业的“意外崛起”。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民间公司的庞然生长,在逻辑根源上也可以从小岗村的那个冬夜开始追寻。
如果说小岗村的包干制是一场革命的话,那么,也是在1978年,距这里数百公里外的江苏省华西村则发生着另一场农村变革,与小岗村不同的是,它是从人民公社的肌体中变异过来的一种集体经济,它代表了另一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政府认可,并也确实发展了生产力的民间公司模式。
华西村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是“农业学大寨”的全国典型。吴仁宝在这个村里当了创纪录的48年的村党委书记,他既是一个农村基层政权的领导者,同时又是一个乡村公司的企业家,这双重的角色让他在很多时候游刃有余,也在另一些时候,遭遇终极难题。这种欣悲交集的命运将贯穿他整个的变革生涯。
当年,华西村成为全国闻名的“农业学大寨”样板大队,吴仁宝还因此当过所在的江阴县的县委书记,在江浙一带,华西村的地位和风光可比大寨,吴仁宝则赫然是“陈永贵式”的好干部。在1975年10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新华社记者还曾用充满激情的笔触描写过华西村:“华西大队认真学大寨十一年,过去粮食亩产超一吨,今年可达2400斤……吴仁宝同志向自己提出了五项要求……四是百分之八十的力量用于抓农业,百分之十的地方财力用于农业机械化,把各行各业纳入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五是继续抓好六十四个先进大队,同时帮助六个后进公社赶上去。除此之外,还要建立一万人的理论队伍,一万人的科学技术队伍。他还向全省代表讲了改土治水、作物品种布局、秋肥造田、平整土地的规划,他把自己的蓝图编成了一首诗:九十万人民心向党,七十万亩田成方,六万山地换新装,五业发展六畜旺,社员人人喜洋洋。”
这样的报道充斥了一大串看上去确凿的、闪闪发光的数据,它曾经引得81岁的文学家叶圣陶激动不已,这位江阴人据此写了一首很长的赞美诗,其中有“仁宝同志江阴众,英雄业绩维仔肩,更思举国数千县,孰不能如江阴焉”之句。而在事实上,吴仁宝在高调学大寨的同时,却又干着另一些“见不得人”的工作。早在1969年,他就抽调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当时可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呢。”后来顶替吴仁宝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的他的第四个儿子吴协恩回忆说,“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为什么冒险搞工业?因为种田实在挣不到钱。当时全村人拼死拼活,农业总产值24万元,而只用20个人办的小五金厂,三年后就达到了24万元的产值。”1978年,吴仁宝盘点过华西村的家底,共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三年的口粮,这在全国的数千乡村中可谓富甲一时。在当时,一包烟的价格是0.2元,整个江阴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也仅仅数亿元而已。
就这样,吴仁宝用一种很特殊的方式改造着他的家乡。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赫位置再次报道了华西村,题目是《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同时还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华西的经验说明了什么》,这是当年度这家“中国第一媒体”对全国乡村最高规格的报道。可是,在江苏省和江阴一带,华西被嘲讽为“吹牛大队”,还有一些人给中央写内参,告发“华西村是个假典型”。
在这样的风波中,吴仁宝奇迹般地躲过了暗箭,他的“江阴县委书记”在一次举报后被摘掉了,可他在华西村搞的那些小工厂却一直在地下运转。这些不受保护、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为了日后燎原中国的乡镇集体企业的胚胎。
我们把视野放得辽阔一点便不难发现,在当时的中国,吴仁宝其实并不孤独。在北方,天津静海县蔡公庄的大邱庄,一个叫禹作敏的村党支部书记也在村里偷偷办起了一家冷轧带钢厂。大邱庄是远近闻名的穷村,当地有“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的民谣,谁也不会料到十年后这里竟会成为富甲一时的“天下第一村”。而在素来有工业传统的江浙一带,一批小工业作坊——没有人做过确凿的统计,如果我们用“上千个”这个概念应该不会太偏离事实——已经星星点点地冒了出来。在浙江,钱塘江畔的萧山县,鲁冠球创办的农机厂已经悄悄度过了它十周年的纪念日。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醒读者一个事实:中国民营公司的成长从一开始就有两个源头,一是华西式的乡村基层政权及其集体企业组织,二是鲁冠球工厂式的自主创业型企业。在日后很长的时间里,吴仁宝和鲁冠球是中国乡镇企业最耀眼的“双子星座”,但是他们的起点却相去甚远,前者始终依托在村级政府的肌体上,而后者的崛起则大半是个人创造。这种差异在一开始并不起眼,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乡镇企业”一直是他们共用的一个概念,直到“企业产权”的归属成为一个问题时,他们的命运才开始向不同的方向飞奔,这自然是1990年之后的话题了。
萧山虽处鱼米之乡的江南,却是江沙冲击出来的小平原,人口众多而地力贫瘠,鲁冠球生来对种地毫无兴趣,他自小流浪乡里,先学打铁,后修自行车,25岁那年,他东借西凑4000元,带着6个人办起了“宁围公社农机厂”,并自任厂长。宁围是他出生地所在,在他将近50年的职业生涯中,这位日后著名的“中国企业常青树”把公司办到了大洋彼岸,自己却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
鲁冠球办厂,可以说真是从一穷二白起家。工厂没有地方买原材料,他蹬着一辆破自行车每天过江到杭州城里,走街串巷地收废旧钢材,有时候就蜷在一些国营大工厂的门外一整天,有厂里不要的废钢管、旧铁线扔出来,就宝贝一样地拣回去。生产什么,也是有上顿没下顿,一开始做了一千把犁刀,跑去向农机公司推销,一进门就被赶了出来,因为他没有“经销指标”。那是一个铁桶般的计划经济年代,生产什么,购买什么,销售什么,都要国家下达指标,指标之外的物品流通便属“非法”。精明的鲁冠球东钻西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活下来的缝隙,那就是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配套生产,如饲料机上的榔头、打板,拖拉机上的尾轮叉,柴油机上的油嘴,要什么做什么。
到1978年,雪球慢慢滚大,鲁冠球的工厂竟已有400号人,年产值300余万元,厂门口挂着“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宁围失蜡铸钢厂”四块牌子,到这一年的秋天,他又挂上了“宁围万向节厂”。四周的农民恐怕没有几个弄得清楚失蜡铸钢、万向节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后来人看来,从农作耕地到初级工业化之间,鲁冠球似乎已经在费力地搭建自己的企业基石。
让人尤为惊奇的是,只有初一文化水平、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企业管理知识的鲁冠球在很早就尝试着管理工厂的方法。在1969年建厂之际,他就实行了基本工资制,工人工资额固定,按月出勤结算发放。
1971年,他提出了计件(时)工资制,根据工人的劳动量来分配他们的收入。直到七八年后,少数觉醒的国营工厂才小心翼翼地开始试验这种分配制度。“做工厂不能有什么就做什么,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小而专、小而精。”鲁冠球后来说,他从1978年开始考虑一些问题。如果这是事实的话,他可能是当时8亿中国农民中仅有的几个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人。这一年,在一些企业已经开始悄悄恢复基本工资加奖金的制度,有的还开始尝试计件制。9月,吴敬琏、周叔莲和汪海波发表长篇论文《建立和改进企业基金提成制度》,他们用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混杂语言十分辛苦地论证,利润考核和提成制度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利润挂帅”,在结论上,他们很自然地将那些错误的观点归咎于林彪和“四人帮”:“他们把两件不相干的事情混在一起,用心险恶地要把我们的企业都变成坐吃山空的官僚衙门。”8
1978年的冬天,北京的每一个清晨都给人寒冷的感觉。新华社记者在新闻稿中写道:灰白的太阳终于费力地钻出薄雾,把它那毫无热气的光线投射到这个巨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拥挤的楼房、狭窄的棋盘式街道和蠕动的密集人群中。
如果说,邓小平在年末的访日颇有点“招商”意味的话,那么,欧美的企业主也明显嗅到了中国变革的气息。特别是早在1972年就与中国恢复了正常关系的超级大国美国,它那家最著名的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很早就把它的临时办事机构设在王府井街口的北京饭店里。当时在中国主管事务的是可口可乐亚太分部的一个叫亨达的美国中年人,接触过他的人都记得他有一头铁灰色的头发。12月17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中美双方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第二天,亨达与中国粮油集团签署了一份合同,获准向中国出售第一批瓶装可口可乐。根据当时的协议,可口可乐公司获准以补偿贸易的方式及其他支付办法,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罐装设备,在中国设立专厂装罐装瓶,并在中国市场销售。在罐装厂建立之前,从1979年起,由中粮公司采用寄售的方式先行销售可口可乐饮料。合同是在外贸部大院(与北京饭店斜斜相望,仅隔着一条长安街)签订的。外贸部长李强在批复中加了一条:“仅限于在涉外饭店、旅游商店出售。”尽管合作的姿态是审慎和小心翼翼的,但是可口可乐总部显然是非常满意的,因为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水闸一经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
美国和可口可乐的速度让人嫉妒,似乎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对打开国门的中国感兴趣。当时的国际环境是,美国刚刚从越南战争中抽身,无力再干预其他地区事务;苏联也因为要插手阿富汗而无暇他顾,冷战局势处于低潮。在经济方面,西方国家刚刚从经济萧条中走出,空闲资金较多,急需扩大海外市场。4月,国务院主管经济的副总理谷牧率中国代表团出访欧洲各国,所到之处,官员和商人都表现了愿意同中国发展经济合作的强烈意向。在和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谈时,法国驻华大使对谷牧说,“听说你们要搞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很愿意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在联邦德国,巴符州州长说可以贷款50亿美元给中国,马上可以签字;北威州则表示100亿美元也问题不大。这些资讯都刺激着中国领导人对引进持积极态度,因而形成了加快扩大对外引进的思想。[9]
6月22日,邓小平在同余秋里、谷牧等人的谈话中指出,同国外做生意可以做大一点,搞它500亿,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也可以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从煤矿、有色、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厂,都可以尽快开工。10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事实是,根据邓小平的这段讲话,中央政府曾经策划过一个庞大的10年引资计划,计划引进600亿美元的外资,大大扩大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武器产品的生产,其中包括了120个大型项目,如矿山、钢铁联合企业和石油化工设备。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日后评论说:“该目标不切实际,一年左右就不得不大幅度降低。许多与国外签订的合同被迫取消或推迟,因为中国缺乏付款能力。”这里隐藏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初年,邓小平曾经尝试用“巨额资本密集投入”的方式来迅速地拯救中国经济,这仍然是一种强有力的国家经济运动,与毛泽东发动群众搞经济的方式不同,邓小平这一次是试图借用资本主义的钱来造“中国大厦”。不过,他的这个浪漫蓝图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在发现这一计划无法实现的第一时间,邓小平就迅速地改变了战略,他开始把重点放在上万家国有企业的改造上,期望通过对它们的放权改造激发出生产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他还在地理位置比较偏远、国有经济实力不强的南方进行特区试验,用窗口效应来吸纳国外资本和技术。
领导人的这种急迫心态,一层层地很快感染到了各级经济干部那里。中国第一次引进外资的热潮在这一年的下半年突然掀起。彭敏在他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11一书中披露,1978年,全年签订了78亿美元的外资引进协议,而其中有一半左右金额是12月20日到年底的短短10天里抢签的合同。
1978年8月,主管汽车行业的第一机械部向美国的通用、福特,日本的丰田、日产,法国的雷诺、雪铁龙,德国的奔驰、大众等著名企业发出邀请电,希望它们能够来考察中国市场。很快,反馈回来了:繁忙的丰田公司以正在和台湾洽商30万辆汽车项目为由婉拒,傲慢的奔驰公司则说不可能转让技术,除此之外其他公司都表示了兴趣。
第一个来的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10月21日,通用派出由汤姆斯·墨菲带队的大型访问团来洽谈轿车和重型汽车项目。后来出任副总理的李岚清接待了他们,在这次洽谈中,墨菲第一次提出了“合资”的概念。他说:“你们为什么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而不谈合资经营(joint venture)?”
李岚清后来对中央电视台记者回忆,尽管中方人员懂得一些英语,知道“joint”是“共同或共担”,“venture”是“风险”,连在一起似乎应当是“共担风险”,但对它的确切含义并不清楚。于是墨菲就让他手下的一位经理向中方人员详细介绍了“joint venture”的含义:就是双方共同投资,“合资经营”企业。这位经理还介绍了合资经营企业的好处,怎样搞合资经营,以及他们与南斯拉夫建立合资经营企业的经验等等。
这位经理介绍以后,墨菲还补充说:“简单地说,合资经营就是把我们的钱包放在一起,合资共同办个企业,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是一种互利的合作方式。若要再说得通俗一点,合资经营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
听了这番介绍后,李岚清感到新鲜有趣,会后,李岚清当即将谈判做成简报,上报给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邓小平批示:合资经营也可以谈。[12]
有了邓公的批示,第一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一机部”)与通用的谈判进度立即加快。第二年的3月,一机部组团赴美与通用进行合资经营的谈判。但意外的是,通用的董事会最后竟否决了董事长墨菲的这个合资提议,通用进入中国的步伐戛然而止。这家全球最大的汽车公司要在将近20年后的1997年才在上海打下它的第一根桩。而彼时,德国大众已经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了,大众汽车的年销量达到50万辆。
几乎就在通用汽车董事会对中国说“不”的同时,一批德国汽车专家考察上海,他们开始与上海的领导人谈大众汽车合资的项目,这个谈判一直谈了整整十年。中国方面在谈判中唯一的坚持是:大众汽车必须国产化。当时随大众公司来华的一行人中,有一位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他在考察了手工作坊一般落后的中国厂房后,略带嘲讽地说:“大众汽车将在一个孤岛上生产,并且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配件供应商。中国车间里的葫芦吊、长板凳、橡皮榔头,都是我爷爷辈的生产方式。”当时,几乎每一个到现场考察的德国人都不相信上海汽车制造业能在短期内改变如此落后的现状。他们发现,在中国找不出一家零部件生产企业能与桑塔纳汽车配套,甚至没有一条生产线不需要改造。能用上的,只有轮胎、收音机、喇叭、车外天线和小标牌,而即使把这些零碎的东西全部加起来也只能占到零部件总量的2.7%。
尽管有抱怨和担忧,但是中国接纳世界和世界进入中国的热情却越点越热。
这一年,一切似乎都已经水到渠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层得到了管理国家的领导权;在随后的科学大会上确定了现代化建设的主旋律;在5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启动了一场思想解放的运动,改革的思想取得了主导权;出访日本及一连串的外资谈判,让沉重的国门一点一点地打开;11月,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一场革命行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的革命家和群众得到承诺将很快平反。就这样,变革每天都在发生,中国的未来走向似乎日渐清晰,在年底的12月18日到22日,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这次会议的唯一议题是,“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与此相关,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重新确立了党的组织路线,反对突出宣传个人,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的一大批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无疑是一次十分具有象征意义的会议,它意味着从此开始,“政治生活”已不再成为中国老百姓的主要生存方式。中国重新回到了世界和平竞争的大舞台上,这个经历了百年激荡的东方国家将以经济发展的方式走向更远的明天。因而,尽管在两年前,执行极左路线的“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但是直到两年后的这一天,中国才真正进入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13]
在全会结束的两天后,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工程在上海开工了。12月24日,日后成为中国钢铁业支柱的宝钢公司在上海北郊的一片海滩上打下了第一块基石,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建委等部门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新建一个年产铁650万吨、钢670万吨的大型钢铁厂,总投资214亿元,其中外汇48亿美元,国内投资70亿元人民币。媒体对宝钢的定位是——“我国第一个新型的、现代化的大型钢铁基地”,很显然,它代表了当年度中国政府经济发展和引进外资的最大举措,举国上下对之的期盼可见一斑。
1978年实在是一个如此遥远而模糊的从前。那一年,美国颁布了《破产改革法》,在此之前,即便是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在企业破产方面也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法律阐述(中国将在五年后出现第一家破产企业)。那一年,伟大的微软公司才刚刚两岁,比尔·盖茨决定给自己发工资,他鼓足了勇气对合伙人说,“我今年的年薪绝对不能太低,它应该是1.6万美元”。那一年,福特汽车公司的传奇总裁艾柯卡被亨利·福特出于嫉妒而开除了,时年54岁的他转而受聘于濒临破产边缘的克莱斯勒公司,六年后他竟奇迹般地使其扭亏为盈,并将公司的年盈利提升至令人咋舌的24亿美元,他成了美国英雄,也成了中国企业家最早崇拜的偶像之一。那一年在美国芝加哥,世界上的第一个移动电话通信系统悄然开通了,很多人都不看好这项新技术,谁也没有想到这竟会是全球化信息时代的开端。
1978年的中国与世界,彼此是那么的陌生,而它们各自面对的生活和话题又是那么的遥远。当美国家庭的电视普及率已经超过70%的时候,在一向不苟言笑的《人民日报》上,才第一次出现了与电视机有关的漫画。7月份,在这家报纸上出现了第一个广告,从10月开始,还偶尔会刊登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预报。
政府呼吁人民要节俭办事,特别是看到废弃的水泥包装袋一定要把它回收利用起来。一个北京人到上海,发现当地的书店居然在“开架卖书”,他觉得十分新鲜,便给报社写信,希望在全国推广这种好办法。
“如果在1978年,我们就清楚地知道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居然差那么远,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追赶的勇气。”日后有人曾经这样小心翼翼地求证。
的确,你会发现,在一开始,中国与世界似乎生存在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时空中,它们有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和发展脉络,要找出两者之间的相通点竟是那么的困难。但是渐渐地,你会发现它们开始出现奇妙的逼近,再逼近,许多年后,它们终于真正地融为一体,难分彼此。
1978年12月26日,西方的圣诞节期间——中国大概要过15年才开始有人将此当作节日。第一批50名赴美留学的访问学者在夜幕中乘飞机离开了北京,他们年龄最小的32岁,最大的49岁,学期为两年。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特别在临行前接见了他们,全国科协主席周培源及教育部副部长李琦亲自到机场把他们送上了飞机。
这是一个开始。据英国《观察家报》披露,中国已请求在下一年度向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分别派出500名留学生,而美国则被希望接纳5000人。《观察家报》说,“这些年轻人不仅将充分地接触英语,而且要接触一切民主政体下的东西,从炸鱼条到带脏字眼儿的政治评论。他们不久就会认识到,雨果和狄更斯早就死了,他们一直被灌输的那个景象悲惨的英国可能需要重新画了。而这一切,对他们,以及对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很显然,这是一个真正的开始。
【链接】
“1978年以前的中国格局可能是最糟糕的局面。”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这样评论说,它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学界的一个共识。
1978年之前的中国是十分纯粹的计划经济成长模型。在1952年前后,中国对私人资本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理,所有的私人企业在这段时期内收归国有。此后直到1978年,中国境内所有的企业都为国营或集体所有制企业。所有的物资生产和分配全由国家来调控,当时的年度计划会议要开几个月,担任过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综合司司长的朱之鑫回忆说:“那时候搞计划可以说像骡马大会,非常的厉害。你比如说一个煤矿,我采掘多少煤,需要多少坑木要报上来,坑木怎么办呢?我又要去林业部门看它有多少木材,采集这个可以分给煤炭行业多少,然后再到铁路部门跑运输,就这样做计划。”很显然,这是一整套非常严密的计划生态链,它在一个高度集中、全面封闭的体系内运行,全国的企业就像一个个车间,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厂长,计划委员会则是一个调度室,计划点菜,财政拨款,银行数钱,看上去是那么的井井有条。但是,这种计划经济对效率的排斥和漠视却已经是一件不需要来论证的事情了。
整个国家的产业布局以重工业为绝对优先。在1953~1979年期间,重工业增长相比于轻工业增长的领先系数达到1.47,甚至在一段时期竟高达6.00。出于政治目标和国家生存战略的需要,军工产业被放到了最首要的地位上,钢铁、石油等重工业则与之配套,因此,重工业的产品并非像正常经济的运行体制那样流入国民经济的扩大再生产循环之中,这直接造成了轻工业及国民生活必需品生产的严重短缺。人们购买粮食、日用品等都需要凭限制性的票据供应。
此外,全国企业的布局也很不合理。为了免于在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企业并没有被放置在处于经济地理优势的沿海地区,而是采取了放置内地也就是大后方的策略。由于重要的工业企业都被设置在交通成本高昂的山区,并不计经济合理性而分散在广泛的地区,从而丧失了规模优势,使得经济效率非常低下。
在金融体系上,1978年前的中国,只有一家银行,没有保险公司及其他任何金融性企业,国营企业存款和财政存款之和为1089.9亿元,占银行存款总额的83.8%。国家是储蓄主体,也是投资主体,因而不需要金融中介。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自财政拨款,银行贷款主要作为流动资金。
1978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经济体,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高度集中的经济列车在运行了20多年后,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陷入了空前的泥潭。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全社会的物资全面紧缺,企业活力荡然无存。
1979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14
我的时代在背后,突然敲响大鼓。
1979年,一个在芝加哥大学研究制度经济学的香港青年学者张五常到广州游历。
他是一个很善于从细节里发现真理的人。在住的酒店里,他见到两个女工每天都在几百方尺大小的地上扫树叶,这似乎就是她们的全职工作;同时,修补墙上的一个小洞需要三个人——一个人拿着一盘灰泥,另一个人将灰泥往洞里涂,第三个人则在旁指着那个洞;早餐的供应只有一个小时,但在半小时之后,已经没有人工作,20多个年轻的女服务员聚在餐厅的一角,任意闲聊。一位土木工程师声称他知道有关送中国学生到美国念书的手续,但他供给的资料却完全与事实不符;即使是广州的高级官员,对签证与护照的分别也不清楚;被委派来与香港商人进行商务谈判的人“无知透顶”,使一切洽商都白费力气;更有甚者,中国官员的职衔五花八门,外国人要凭干部的到场先后来辨别他们的官阶高低。
这位青年学者因而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现代化不管走哪一条路,都会遇上一个极大的障碍。以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衡量,整个中国也找不到几个45岁以下,称得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结果就出现了一群散漫的劳动人口和无知的官员。在这方面所造成的障碍,会较一般人所说的外资外汇问题,远为严重。”15
1979年1月,56岁的香港商人霍英东开始与广东省政府接触,他提出要在广州盖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他投资1350万美元,由白天鹅宾馆再向银行贷款3631万美元,合作期为15年(以后又延长5年),这是建国后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高级酒店,也是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后来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回忆说:“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那一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体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壁画16,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的,这在国内引起了很大一场争论。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霍英东建酒店,首先面临的就是计划体制造成的物资短缺问题,“一个大宾馆,需要近10万种装修材料和用品,而当时内地几乎要什么没什么,连澡盆软塞都不生产,只好用热水瓶塞来替代。更要命的是,进口任何一点东西,都要去十来个部门盖一大串的红章”。后来,被折磨得“脱去人形”的霍英东终于想出了一个绝招,他先把开业请柬向北京、广东及港澳人士广为散发,将开业日子铁板钉钉地定死了,然后,他就拿着这份请柬到各个环节的主管部门去催办手续,这一招居然还是生效了,工程进度大大加快。
1983年2月,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当日酒店涌进了一万多个市民。
跟霍英东相比,法国人皮尔·卡丹受到的欢迎程度似乎要更高一点,3月他来到了中国,他是第一位来到这里的国际级服装大师,这位兼具艺术家和商人双重气质的法国人率领12个服装模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一场服装表演会。
当日中国,涌动街头的还是一片“蓝色的海洋”,当时的流行服装是有着肥大的袖口、带着油腻的棉大衣。然而,细心的人不难发现,爱俏爱美的姑娘们已经披起粉红色纱巾或在灰蓝色罩衣下摆露出花布内袄。有一张美联社记者拍到的照片保留到今天:皮尔·卡丹穿着一件黑色大衣,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行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他的左前方一个拎着皱巴巴皮袋的老年农民转头好奇地张望这个长相奇异的洋人,他的帽子和对襟棉袄与皮尔·卡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尽管很别扭,但是两个世界总算走到了一起。服装表演会的入场券被严格控制,只限于外贸界与服装界的官员与技术人员参与“内部观摩”。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临时搭起的一个“T”型台上,八名法国模特和四名日本模特的台风流畅自然,表现出一种随意性。穿梭往返的男女模特彼此眉目传情,勾肩搭背,表现出当时被中国人视为颇不庄重的亲密。
在后台更衣处,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细心的中国人扯了一块大篷布,把房间一分为二,原因是模特有男有女,表演服装又贴身,男女混杂,诸多不便。但皮尔·卡丹却固执地要把篷布撤掉,“我们一直是男女模特在一个房间里换衣服,这没有什么不方便的。作为一个服装设计师,要像外科医生一样,了解我的模特的形体。对不起,请把篷布拿掉,这是工作。”中方的接待人员面面相觑,最后还是听从了大师的意见,但这个细节作为“纪律”绝对不能走漏风声。
作为一个浪漫的艺术大师,皮尔·卡丹对他在中国大陆掀起的冲击波非常满意——从这一年到1994年,这个法国服装师前后来了中国20次。在此后的20年里,他一直为那次表演会而感到万分的庆幸。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皮尔·卡丹”是中国消费者心目中知名度第一的外国服装品牌,它一度还成为高档服装和奢侈消费的代名词。“先入为主”的品牌效应,在它身上得到了最极致的体现。
1979年对中国来说,是经济细胞的复苏之年,各种现代经济的元素开始被一一启动和复用。
中国政府成立了外汇管理总局,全面管理人民币和外汇的交易业务;3月,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成立,中国中央电视台则组建了广告部,20年后它将成为中国最强势的广告播出商。5月1日,北京烤鸭店的和平门分店开张了,它的建筑面积有1.5万平方米,餐厅使用面积近4000平方米,内设各种规格宴会厅40余间,全店可接待2000多位宾客同时就餐,是全世界最大的烤鸭店。而最新鲜的是,这个店恢复了“全聚德烤鸭店”的金字招牌,开业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的全聚德是老北京最有名的烤鸭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跟全国所有的老字号一样都被当成“四旧”给废弃掉了,现在,它的复出很清晰地传达了一个信号:老字号们都可以复活了。
在上海,一些老工商人士和部分境外公民以民间集资方式创建了一家叫“上海市工商办爱国建设公司”的企业,它后来被认定为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第一家广告公司也在这个有着百年商业传统的城市出现,在3月15日的《文汇报》上刊出了第一个外国品牌的广告,捷足先登的是瑞士的雷达牌手表,同一天,雷达表还在上海电视台播出了第一个电视广告,由于时间和操作上的原因,这条广告片甚至是用英文解说,只是配上了中文字幕,虽然当时中国懂英文的人并不多,但是在3天内,到黄浦区商场询问这个品牌手表的消费者超过了700人。
在广州等地则出现了一些服务公司,旅游业也开始起步,报纸上开始讨论宾馆是不是也可以进行企业化管理。国民经济开始向轻工业转型,国务院出台了鼓励轻工业发展的文件,在税收、招工等六个方面进行适度的倾斜。在上海,一个钢铁厂把自己的厂房转让给了上海服装公司,国营企业之间的这种产权转让在当时是一件很轰动的新闻。
关于保险业是否应该恢复的讨论也被提上了日程,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从1959年到1979年期间,中国国内所有的保险业务都停办了,企业和家庭被认为不需要这种“资本主义的剥削工具”。到1980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成立,随后进入了长达六年的独家垄断时期,1986年才发放了第二张保险执照,要再过六年,外资保险公司才被允许进入。保险业的梯次开放进度,几乎是中国所有垄断型行业的缩影。
在国际上,已经有人在思考中国经济的崛起对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
就在《时代周刊》、《新闻周刊》还在为中国打开国门而大呼小叫的时候,一向严谨而不事声张的《经济学人》却已经在思考更深层面的事情了,它提出一个很有前瞻性的问题:中国的崛起会不会对现有的国际市场构成致命的冲击?要知道,这个问题在20年后才真正成为一个“问题”。从现有的资料看,《经济学人》是第一家提出这个疑问的媒体,就凭这一点,它称得上是真正的预言家。
在1979年3月3日发表的《中国有多少可以出口?》文章中,《经济学人》分析说,“作为一个与美国和苏联类似的大陆型国家,中国的长期出口增长率可能维持在4%~5%,足够使中国在1990年前后成为中等规模的贸易国。中国拥有的是土地、能源、劳动力,而现在所缺少的是市场经济的经验和意识。”
《经济学人》大胆地预言说,尽管从眼前看,中国需要大量的进口,这将刺激工业发达国家的生产,但是长远而言,“洪水猛兽般的中国出口品会成为必然”。
作者在文章中说:
“中国的出口增长可能更快吗?在原油方面,抑制扩张的最重要因素是供给,但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可能还相当强势。利润取决于加工出口。目前南韩的人均出口额是中国大陆的25倍,而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是大陆的100倍。中国在一些简单制造业领域已经开始市场化,比如纺织、鞋类、珠宝、玩具和旅行用具,等等。电子业和轻型机械工业不久就会跟上来。
“中国缺乏市场常识的障碍之一是,对市场需要怎样的产品、设计和质量规范缺乏经验。一个方法是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照搬,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这样做,它称之为‘三来一补’。
“中国提供土地、能源、劳动力以及原材料,而国外提供设备、原始技术、管理和市场经验(比如有海外华人已经在中国大陆建立了工厂,一年向中国香港出口200辆巴士车)。最终,最大的出口区是中国台湾。
“另一个大的障碍是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人已经试图在同中国就纺织品问题进行‘市场秩序安排’谈判。不过,中国处于极具议价能力的位置。它马上就会成为新的利润空间极大的供应商,同时还有新的、极具吸引力的市场。在不久的将来,洪水猛兽般的中国出口品会成为必然。中国大陆到1990年将翻4倍的出口额才比今天日本年出口额的1/3多一点(相当于今天韩国、中国台湾出口额总和的两倍多)。10年的高速增长,加上其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原油,将意味着中国将开始被视做同今天英国地位相当的中等贸易国家。西方应该努力忍受这一现实。”
这是当年度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复苏最具有远见性的报道。
忙碌的邓小平在全世界寻找振兴中国企业的榜样。1月,他按原先的安排出访美国。邓小平结束访美后,2月7日抵达东京,同老朋友大平正芳在日本首相官邸会谈。
去美国访问,邓小平最重要的任务是政治性的。在佐治亚州的州长官邸,他与16位前来拜访他的州长共进晚宴。邓小平不厌其烦地介绍中国走向开放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希望中美正常外交关系得到美国人民的认同。而到日本去,他则带有更多的学习的意味。
在这里,我们也许可以简短地回顾一下1979年的世界。不夸张地说,那是一个不太平的年份。4月,巴基斯坦总统布托被处死;乌干达独裁者阿明被推翻并流亡国外。5月,美国发生244人死亡的大空难。8月,霍梅尼统治伊朗,为了报复美国支持伊朗旧国王,霍梅尼宣布石油禁运,油价从每桶15美元上涨至35美元,因此引起第二次石油危机17。9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因腐败和散布谣言罪被逮捕。10月,韩国总统朴正熙被射杀。11月,波利维亚发生政变。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联合国宣布对伊朗实行经济制裁。
这些事件让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一年充满了神经质般的紧张。
跟这些动荡的政治事件相比,在商业领域,全世界的话题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的崛起。这个二战的战败国以其倔强的国民性和现实的公司成长战略实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经济奇迹。1945年,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从菲律宾来到日本,他拒绝去皇宫会见裕仁天皇,而是要求后者到美国大使馆向他致意,他叼着烟斗对《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说,“日本已经沦为第四流的国家,再也不可能东山再起、成为世界强国了。”1955年,中国的国民收入占世界的6.5%,而日本只有2.5%,到1960年,日本已经与中国并驾齐驱。日本复兴的象征性事件发生于1970年3月,当时,世界博览会在大阪举办,日本政府史无前例地拿出20亿美元举办这场空前的商品交易会,全球77个国家蜂拥而至,未来学派创始人之一赫尔曼·康恩首次在25年前麦克阿瑟发表过言论的《芝加哥论坛报》上预言:“日本已经进入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21世纪将是日本的世纪。”在整个70年代,日本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1979年7月,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Vogel)出版了他的成名之作《日本,世界第一》,这本书让全世界在整个80年代继续谈论日本。在国际市场上,日本产品——从家电、手表、照相机、汽车到半导体——几乎是风靡一时,举世无敌。而日本公司的管理经验成为全球企业家和政治家争相学习的榜样,后来创办了著名的甲骨文公司的美国人拉里·埃里森常常提起他在1979年聆听日本企业家演讲时所听到的一句话,那位日本人说:“在日本,我们认为低于100%的市场份额是不够的。我们相信只有我成功还不行,其他人必须失败。
我们必须击败我们的竞争者。”18在新加坡,高傲的李光耀总理要求政府、企业和学校都要学习日式管理,引入日本企业管理制度。譬如由政府举办日本式管理研讨会,延聘日本知名企业高阶主管到新加坡现身说法,大学管理教授们都要参加,做笔记,并作为教材的一部分。
在刚刚苏醒的中国,邓小平也把日本当作第一个学习的对象。时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副处长的王效贤回忆说:“小平这次到日本除了互换条约的批准书以外,他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向日本去学习。我记得他在松下电器公司对松下幸之助老先生说,要搞四个现代化,没有电子工业不行,所以我要看你的工厂,而且希望你能够把日本的电子工业动员起来共同到中国去投资建厂,我们要向你们学习。”
几个月后的6月29日,松下幸之助19应邓小平的邀请访问中国,邓小平在接见他时又多次请教加强企业管理和电子工业发展方面的问题。他在交谈中表示,中国需要真正地引进一些先进技术来带动提高,需要更多地向日本请教,中国的现代化只跟在别人后面走是不行的。
邓小平的这种谦逊姿态,无疑直接诱发了日本公司投资中国的热情。在中国的第一轮引资开放中,日本公司表现的扩张心最强,它们纷纷捷足先登,这也使得日本商品在中国风靡了整个80年代。在1979年,各种关于日本公司的合作、合资新闻层出不穷:上海金星电视机厂从日立公司引进彩色电视机生产线;长虹从松下公司引进了黑白电视机生产线;天津市计算机中心从富士通引进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富士通F160;三洋公司在北京设立“三洋电机贸易株式会社北京办事处”。索尼公司创始人之一盛田昭夫还访问了中国20,在接受《读卖新闻》采访时他认为,任何面向中国的产品都应该要“简单、实用、便宜”。这是日本企业家第一次对他们的中国市场策略提出意见。
与日本人相比,美国公司的动作就要慢一点。除了可口可乐,运通公司、伊士曼公司也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IBM决定回到这个它已经离开了70多年的东方国家。这年秋天,一辆装载着“庞然大物”的重型卡车缓缓驶入沈阳鼓风机厂,车上令工人们异常好奇的“大家伙”,正是来自IBM的System/360高端服务器。除了上述公司,诸如摩托罗拉这样的大企业要等到1987年才转过脸来看到中国。而欧洲公司则在忙着抵挡日货浪潮,根本无力顾及东方。面对日本的经济挑战,美国总统卡特在1979年提出“要采取独自的政策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振奋企业精神”,并第一次将知识产权战略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从此,利用长期积累的科技成果,巩固和加强知识产权优势,成为美国保持经济霸主地位的国家战略,其成效将在10年后开始全面呈现出来。
1979年,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一年,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家是一个名叫乔光朴的虚构人物。
天津作家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于1979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这是一个平白无奇,却暗含玄意的小说名,它似乎预兆着某一种开始,某一股新力量的出现,某一个新时代的赫然登场。
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人们都习惯用“乔厂长”来形容那些搞改革的人。
乔厂长的故事好像来自生活本身。有一家重型电机厂已经有两年半没有完成生产任务了,一个叫乔光朴的人打破沉寂毛遂自荐,他还当众立下了军令状,“不完成国家计划请求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个军令状现在听起来很有点莫名其妙,可是在当时却是对一个人最严重的惩罚。
乔厂长到任后,他的副手是厂里原来的造反派头头,在“文革”时曾经批斗过乔——将改革的对立面进行“政治符号化”这又是当时最流行的手法,于是他们的矛盾从一开始就出现了。这个工厂的情况当然非常的糟糕,工人没有积极性,干部之间矛盾重重,乔厂长不久就开始“放火”,他将全厂9000多名职工推上了大考核、大评议的比赛场,留下精兵强将,把考核不合格的,组成服务大队替代农民工搞基建和运输。乔厂长还亲自出差去“搞外交”,去解决原材料、燃料和各关系户的协作问题。他的这些举措自然得罪了很多人,于是告状的、造反的、抹黑的事情连连发生,乔厂长却表现得十分勇敢,他大声嚷道:“我不怕这一套,我当一天厂长,就得这么干!”
这显然是一部不可能流传太久的小说,它与时代扣得太紧,太有“改革样板戏”的特征。但是,它在当时却真是轰动一时。人们从乔厂长身上看到了一个敢于对企业负责任、敢于挑担子、敢于得罪人的企业领导者,看到了“假装工作”、沉乱如泥的局面被一下子打破后可能出现的新景象。“一定要改了,不改真的不行了”,这是无数人读完《乔厂长上任记》后的感慨,它曾经那么直接地激发了一代人改变自己命运的激情。
在现实生活中,最像乔厂长的人是首都钢铁公司的周冠五。
我们甚至可以说,周冠五看上去比乔厂长更像一个改革小说中的人物。他军人出身,由贵溪军分区的一个副参谋长转而筹建首钢(一开始叫石景山钢铁厂),大半辈子都扑在这个工厂里,1979年,在年近60之际却赶上一场宏大的变革。他仪表堂堂,声音洪亮,爱梳一个光亮的大背头,个性坚毅张扬,好做惊人事。有一年,首钢厂庆要在厂大门口塑一只钢鹰——这是当年中国企业的一个共同爱好,在厂门口塑一只展翅飞翔的鹰,这个爱好将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周冠五问:“北京市目前塑的鹰最大个的是多少?”答,“两米。”又问,“全国呢?”答,“6米。”周说,“那好吧,我们来个12米的。”这个12米的超级大鹰一直蹲在首钢的东大门。
在上一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认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正是基于这一共识,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始发站,在今后的将近20年时间里,这一直是国有企业试图挣扎着焕发活力的改革主线。
1979年5月,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7月,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5个文件一并发布,首钢等企业的改革举措成为一个举国关注的焦点。历史让周冠五在将近60岁之际一下子站到了时代的镁光灯下。
周冠五是那种舞台越大越亢奋的人,成为“试点”后,他迅速地提出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管理法——“三个百分百”:每个职工都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规章制度;出现违规违制,都要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不管是否造成损失,对违制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月全部奖金。这个管理法在当时纪律涣散、动力全无的中国企业界确乎让人眼睛一亮,也很有震撼力。21首钢的生产秩序迅速恢复,工人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于是产能年年上涨,改革似乎一夜成功。改革后的头3年,首钢利润净额年均增长45%,上缴国家利润年均增长34%,而到1989年,首钢实现利润年均增长依然保持13.5%,是当时全球钢铁公司年均利润增长率的2.4倍。首钢的业绩足以让全国产生幻觉,以为国有企业的痼疾在于内部管理无序和自主权不足,只要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它们是完全可以在产权不变革的前提下完成改造的,这种幻觉将一直持续到1997年。
回过来再说周冠五的改革。自主权的下放,意味着首钢与上级管理部门的职权关系的调整,周冠五不再是一个管理20万人,却只有权力签字改造一个厕所的厂长,他要掌控自己的命运。这里便直接触及国有企业管理者与资产所有者的权力调整,这是中国企业变革的重要命题之一。事实上,从改革的第一天起,这种权力调整便是在一种暧昧的、纠缠不清的情景下持续着的,博弈在既得利益集团内尖锐地进行着,在产权没有清晰的前提下,它将缠绵永续,无始无终。首钢无非是首例而已。
在自主权落实后,周冠五一直在做的事情便是设法理清企业与国家的关系。首先,他提出了承包制,“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欠收自负”,这16个字堂堂正正,掷地有声,日后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标准阐述。在1979年前后,它的先进性毋庸置疑,但是它所无法解决的难题却也是那么明显,那就在最后四个字——“欠收自负”,当企业真正出现“欠收”的时候,它的体制和功能是否真的能够“自负”?这个问题在商品短缺的年代不会出现,它如同一处险恶的伏笔埋在国企改革的前路上,不动声色却无比致命。
在1979年之后的若干年,周冠五式的改革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不断地与国家讨价还价。在一个商品极端短缺的年代,在一个垄断性的重工行业,在需求日渐旺盛而企业内部机制渐渐改变的情况下,首钢的效益快速增长几乎是一种必然。于是,首钢越来越有钱,周冠五的声音越来越大,而有关部门对它的利润索取便也越来越大,首钢的上缴利润承包基数一开始为5%,后来上升到6.2%,再又上升到7%。双方矛盾在1986年终于激化,这年12月,北京市财政局下达通知,要求首钢补缴1.0899亿元的利润。周冠五拒不执行,财政局于是通过银行强行扣掉首钢账上的2500万元资金。此时已是全国改革人物的周冠五当即给国务院和邓小平写信,信内称,“如果让我们缴出一亿元,正在施工的技术改造工程、住宅和福利设施工程只能立即停下来,职工按原包干和挂钩办法已拿到的工资奖金一部分要退回来,而且12月份职工的工资也无法支付。”其行文至此,已颇有要挟之意。一个月后,邓小平的批示下来了:首钢的承包办法一切不变。
这一段公案,在很多报告文学中被描述成周冠五与反对承包制的旧势力之间的较量,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却是国有资本集团内部两个不同利益群体的一次拉锯和争斗。这样的争斗在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中都将出现。[22]
首钢与主管部门的矛盾是一个日渐扩大化的普遍现象。当企业自主权落实,本来被压抑着的生产积极性在短时间内就会被激发出来,产量便很快增长,但在这时,计划体制与企业内在冲动的矛盾就开始尖锐。比首钢改革更早的四川省第一批列入试点的重庆钢铁厂厂长王宇光也有同样的经历:1979年前后,产量很快上去,新生产出来的钢材没两个月就堆满了工厂的仓库,可是国家物资储备部门下给重钢的收购指标却已经用光了,而另一方面,想要钢材但没有计划指标的单位却在重钢门口排成了长队。一个厂门内外,里面因为胀死要停产,外面大声要货却不能给,厂长王宇光一咬牙,开门出货,重钢的钢材顿时一泄而出。计划部门很快察觉到重钢的“违规行为”,1980年,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联合下文,认定“钢材自销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必须被坚决制止”。重钢的快活日子只过了几个月就戛然而止,王宇光吓出一身冷汗,“好在我们是试点企业,否则我就倒霉了。”
以首钢等八家试点企业为首,以“放权”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在1979年正式拉开序幕。[23]
到1979年年底,全国的试点企业达到4200家。我们即将看到,在未来的30年里,中国庞大的国有企业集团是如何被松绑、被打散、被扶持、被偏袒以及被肢解的,它们因规模的不同、行业的不同,以及际遇的不同而有着迥异的命运轨迹,而贯穿始终的则是,作为这一部分资产的拥有者——中央及各级政府——如何竭尽全力地试图保全它们、壮大它们。从改革开始的第一天起,利益的博弈就开始了。先是被下放了权力的国有企业与管制了它们多年的政府之间的博弈,然后是这些企业背靠政府的政策支撑与“意外”兴起的民营公司的博弈,再到后来,跨国公司也进来“搅局”、“抢食”,于是,利益的格局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30年的中国的企业变革,看上去千头万绪,杂乱无章,国家政策貌似东摇西摆,效率低下,但是严格来说,其改革的利益诉求、战略目标则是非常的清晰,而且从第一天起就没有摇摆过。
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命题是什么?30年后,几乎所有学过经济学的人听到这个问题,都会很顺口地背诵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1959年写过的那句斩钉截铁的话:“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因而,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制度改革。可是,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国有企业变革在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这条规律,或者说才逐渐将改革的主轴扳转到这个方向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决策者、学术界、企业界到普通的公众,大家都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是可以靠“内部改造”来解决的。
当北方的周冠五们为了企业自主权在抗争的时候,在南方,另一群人则试图无中生有,创造一个新的经济王国。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在高层被讨论了一段时间的“经济特区”悄然走向现实。一个叫袁庚的人走到了前台。
在中国百年企业史中,天字第一号大企业名叫“招商局”,它是清末重臣李鸿章于1872年奏请清廷创办的,李亲任招商局的第一任董事长,它跟江南制造局、纺织新局是清政府当年最大的三家国有企业,在晚清的洋务运动中,招商局的地位一时无二,李鸿章曾在《复刘仲良方伯》一信中得意地对人言:“招商局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24民国及新中国后,招商局虽然职能多重变幻,已不复当日显赫,但是这个招牌却不可思议地保存了下来。到1979年,招商局的第二十九任董事长叫作袁庚。
招商局当时在编制上隶属交通部,担任了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的袁庚兼管着这个历史名声很大、现实权力很小的机构。袁庚身材魁梧、方脸大眼,一派军人气质。他早年随军南下,曾当过东江纵队的情报科长,在1944年盟军登陆中国东南沿海时提供过重要情报,后来参加了解放珠江三角洲的战役。1949年,当上了炮兵团长的袁庚率部解放了深圳,50年代初他随陈赓入越担任胡志明的抗法军事顾问,1955年出任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国际间谍罪”被关入北京秦城监狱达七年之久。“四人帮”被打倒后,袁庚重回人间。他到招商局不久,即提交了一份大胆的报告。
这份题为《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是1978年10月9日以交通部的名义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第一次提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的对外开放建议。
数日后,袁庚正式提出了在深圳蛇口筹建蛇口工业开发区的构想,他提出:“选定在临近香港的宝安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这样既能利用国内的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际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料,把两者现有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12月18日,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正式开幕的同时,交通部和广东省同意了袁庚的构想。25天后,1979年1月31日,上午10时,袁庚飞赴北京,在中南海当面向中央领导汇报。袁庚提出要给招商局一块工业用地,“当时我把所有的地图都带去了,说了招商局成立106年到现在几乎什么都没有,现在我希望国家能给我一块地方。”中央领导用笔在地图上一画,就把包括现在的宝安区到华侨城的七八十平方公里的地方都划了进去,说:“袁庚,这个都给你。”袁庚吓了一跳,说:“我怎么敢要这么多。”于是,中央领导用红铅笔在地图上轻轻一勾,笑着对袁庚说:“那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这个半岛,便是日后的蛇口工业区。所谓“蛇口”,顾名思义便是半岛的一个延伸处。袁庚回忆说:“办工业区之前,这里是海上偷渡香港的口子,经常有外逃人员被淹死后的浮尸漂上沙滩,这些荒野陈尸大多数是农村的年轻劳动力。”蛇口工业区的出现,从空想到行动,前后仅三个月,这一决策过程之简捷和快速,在当时的官僚体系内实属罕见。袁庚以一个副局级中层干部的身份直接推进中国第一个开发区的建立,也算得上是际遇奇妙。
蛇口工业区仅方圆2.14平方公里,袁庚却在这个螺蛳壳里做出了一个大道场。工业区一经批复,他的第一项工程就是移山填海兴建码头,招商局花了近一年时间建成600米的码头泊位,可停靠5000吨以下的货船。这样,蛇口顿时具备起港运的功能,工业区与香港互通航班客轮,解决了货运交通的瓶颈。
袁庚办工业区,一没有被纳入国家计划,二没有财政拨款,但他却争得了两个权力:一是可以自主审批500万美元以下的工业项目,二是被允许向外资银行举债。于是,他遍走香港,向港商和银行借贷资金,前后两年,招商局借进15亿元,这笔钱被用来平整土地、建设工业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袁庚同时大大简化招商程序,外商到蛇口办公司,从土地、协议到招工,往往个把月便全部搞定。蛇口很快成为中国最开放的“工业区”,企业和人才纷涌而入,两年多时间,蛇口的企业已超过百家,一片海涂沙滩顿时热闹非常。在1979年的中国,蛇口和袁庚的出现,让铁幕般的计划经济被捅开了一个再也补不回去的大洞。
在蛇口开发区筹建半年后,深圳特区开始建立。
现在,我们把目光放得更宽广一点。如果说,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是一个存在已久的老难题的话,那么,一个更让人胆战心惊的挑战在这年春天逼近到了眼前。
1979年2月,76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如潮水般地返回到他们当年出发的城市,一些小型的骚乱在各地此起彼伏,就业问题顿时成为中国第一个亟待解决的燃眉之急。十年前,由毛泽东发动的知青下乡运动风起云涌,中学生走出校门,打起背包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今还是这些被称作“知青”的人群,经过整整十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洗礼,如同一群群从梦中突然醒来的游走者,集体地逃回到城市来。数据显示,除了700多万人,尚有300万人还将在未来两年内陆续返城。他们要吃饭,他们要工作,他们要生存,这是一个精力旺盛、自认为被耽误青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却又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们干的庞大族群。美国的《新闻周刊》在《邓小平能救中国吗?》一文中提问:“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唤醒的中国,但中国面对很多问题,‘文革’破坏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环境,大量返城知青等。邓小平的问题是,如何在不变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拯救这一切。”
邓小平在第一时间做出决定。在上一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两个农业文件,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和农村集贸市场得到认可。就在知青集体返城的当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迅速批转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全国的第一张个体户执照据说发给了温州的小贩章华妹。到这一年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约十万户。
面对汹涌的就业压力,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开闸放水”。中国经济民营化的必然性,在此刻毕露无遗,顺之则存,逆之则亡。
在法律和政策意义上,中国民营公司的合法性,是在此时被确定下来了。在两年后,它将遇到第一个考验,而它要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保护还要断断续续地进行20年。但是,新的故事真的开始了,尽管开始得不情不愿,磕磕绊绊。
在安徽芜湖,一个目不识丁、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给全中国的理论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42岁的年广久在当地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是个文盲,7岁开始在街巷捡烟头挣钱,9岁做学徒经商,十几岁接过父亲的水果摊开始持家。1963年他因“投机倒把罪”25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年广久炒起了瓜子。他不知从哪里偷学了一门手艺,炒出来的瓜子竟非常好吃,一磕三瓣,清香满口,慢慢地出了名。这一年,他想给自己的瓜子起一个名字,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亲被街坊称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成“小傻子”,于是索性叫个“傻子瓜子”得了。
“傻子瓜子”的牌子一挂出,没想到因为特别竟引来一片叫好声,他的生意越来越兴旺,一天的瓜子可以卖出两三千斤,他便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这些人一个个多起来,到秋天,别人帮他一点数,居然有了12个,这下子捅出一个大娄子了。
年广久生意好,本来就让四周的人眼红,现在他请的雇工居然有了12个,有人马上联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出的那个著名论断:“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26
于是,“安徽出了一个叫年广久的资本家”、“年广久是剥削分子”的流言顿时传遍安徽。这场争论好像没有在当时的公开报纸上出现过,但是,在政府官员中却流传甚广,“安徽有个年广久,炒瓜子雇用了12个人,算不算剥削?”这成了一道十分敏感的命题流转在全国各地,争论,辩护,讨伐,一场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特征的大辩论开始了。
很显然,在当时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年广久的剥削性质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曾经明确地划分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按他的计算,在当时(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为资本家。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七下八上”是一条铁定的界线。如今,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居然雇工12人,其性质几乎不言自明。
傻子是资本家,说了谁也不信,但用理论一套却还真是的。在鲜活的现实面前,“经典”终于显出它的苍白和尴尬来。如果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应该被清除的话,那么,“家庭副业”怎么能够发展得起来?难道所有的工厂人数都必须控制在7个人之下?“傻子”出的这道难题,让全中国的理论家们争辩得面红耳赤。
事实上,在当时中国,年广久绝非孤例。对于刚刚开业的十万工商户来说,雇工数量是否应该限制,到底能不能超过八个,已经从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直接衍变成了实际难题。在广东高要县,一个叫陈志雄的农民承包了105亩鱼塘,雇长工一人,临时工400个工日,当年获纯利一万多元,这在当地引起一阵激辩。在广州,一个叫高德良的个体户,下海创办“周生记太爷鸡”,做了不到半年就雇了六个帮工,被社会上指责是剥削,他很不服气,写了一封长信上书中央领导人,反映放开雇工等问题。1979年底,任仲夷到广东任省委书记,发现广东的个体户相当多,雇工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几百个都有。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他也很苦恼,当时就要广东社科界“好好研究”。
这场大辩论要一直持续到1982年,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已经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赚的钱据说也过100万元了,关于“个体户到底雇几个人算是剥削”的争论却是尘埃未定。这时候,邓小平出来讲话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讨论会上,邓小平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他当时便举到了年广久的例子。
年广久因邓公一言而名留中国改革史。而在对待民间企业的政策上,这仅仅是第一道撕开的小口子,一道很小很小的,却决定了中国企业命运的小口子。在政策上,真正去掉对雇工数量的限制,还要等到1987年,在那一年的中央5号文件中,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才被彻底放开。
这一年,写出了《日本,世界第一》的美国人傅高义跑到了广东,他发现,一大批的小工厂正在这里悄悄地、大面积地兴起,他们的创办人竟绝大多数是当年的偷渡客,而他们办工厂的形式被当地人称为是“三来一补”。
所谓“三来一补”,指的是工厂的产品样式、原料和设备均由境外运来,生产出来的产品再以补偿贸易的方式出口,内地劳工和政府收取一定的加工费。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工厂是1978年8月创办于顺德县的大进制衣厂,第一年港商支付的加工费是80万港币。这种形式在珠江三角洲一带迅速蔓延开来。它依靠港商解决了原料、技术和市场渠道问题,成为南方工业兴起的主要模式。[27]
而有意思的是,这些创办工厂的港商大多数是当年的偷渡客。据傅高义的记录,“东莞官员估计,与香港签订的合同中,约有50%是与原来的东莞居民签订的。很显然,广州的省政府与它下属的县级政府在对待偷渡客的问题上产生了微妙的差异。”这一年,广东省的报纸上充斥着打击偷渡客的各类新闻,12月,省政府还通过了一个《关于处理偷渡外逃的规定》,对偷渡未遂者的处罚相当严厉,而同时,在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县市,地方官员则开始欢迎早年的偷渡客回乡办工厂。特别是在东莞、中山等县,大量的“三来一补”项目都是当年的逃港者回来办的。一位东莞干部对前来采访的傅高义说:“十年前我的主要职责就是防止偷渡和拘扣偷渡犯,过去我们把他们当作坏人,但现在我们认为他们富有冒险精神,才能出众,与那些留下来的老实农民不一样。”28
为了提高政府的效率,也是在这一年,东莞县政府设立了一个叫作“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的机构,宣称“一个窗口对外,一个图章办事”,港商在这里签一个合同,顶多个把小时,这在当时中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个全国独一无二的机构一共设了十年,东莞的工厂数目年年猛增,从1978年到1991年,东莞引进外来资金17亿美元,为全国县级城市之冠。
在70年代的最后一个年份,中国人开始从革命的狂热中醒来,贫穷如一根芒刺穿透刚刚复活的肌肤,让人感觉疼痛。在南方的福建,一个叫舒婷的女诗人以更委婉的手法写出了人们对摆脱贫困的渴望:我是贫穷/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呵/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呵!
《经济学人》在年终报道中统计说:“在经过了20年的匮乏后,北京的各项指数开始疯长。1979年,中国制造了3.34亿条麻布口袋,8.5亿个白炽灯泡,18.6万辆摩托车,130万台的电视机产量更是比1978年增长了157%。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5.8%,因此中国政府承认一些人的实际收入事实上下降了,但是国有企业的工人和干部的收入平均增长达到了7.6%。”一位叫H·詹森的欧洲人回到了上海,35年前他在这个远东最大的殖民城市度过了童年,他的父亲是丹麦化学工程师,母亲是俄国人,如今他看到的上海是一个处处遗留着殖民地痕迹的城市。“在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的上海,已经没有一张毛泽东画像,没有一个人提及政治。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商品、进口、美国人是否真的人人都有轿车。”
一个物质化的年代到来了。
1979年12月31日,方脸瘦高的四川万县人牟其中被释放出狱,四年前他因为写了一篇《中国往何处去》的长文而被打成反革命,据说最初已经内定为死刑,后来案子一拖再拖才没有真的判下来。这年下半年,四川开始清理“文革”的冤假错案,牟其中等人被宣布无罪释放。他没有回到县玻璃厂继续当他的烧炉工人,而是在出狱一个月后,向人借了300元钱,成立了一个“万县市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这时候,他已经是将近40岁的人了,19岁那年,他曾经填过一阕《虞美人》,词曰:“九人踏雾入山来,重登太白岩。一层断瓦一层草,不似当年风光一般好。垣颓柱斜庙已败,何须再徘徊。愿去瑶池取玉柱,莫道大好河山无人顾。”
好一个“莫道大好河山无人顾”,写得如此好词的牟某人终非池中物,他的一腔少年意气在政治理想上空掷二十载,现在却要一股脑儿地宣泄到商业大海中了。“牟其中的年代”果然很快就要到来了。
【企业史人物】“傻子”年广久
邓小平一共三次提到过这个安徽“傻子”。第一次是1982年,他让年广久一言成名。第二次是1987年。到1992年南方谈话期间,邓小平第三次提及年广久,可见这个“傻子”在邓公心目中的象征意义之大。
在被邓小平点名后,年广久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个只会写五个字(分别是“年广久”和“同乙”)的小贩被誉为“中国第一商贩”。在随后的十多年里,每逢改革风云变幻,他的际遇便会随之跌宕摇摆。
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并以一辆上海牌轿车作为头等奖,三个月实现利润100万元,但好景不长,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年广久阵脚大乱,公司血本无归。1989年年底,私营经济再度成为灰色名词,芜湖市突然对年广久的经济问题立案侦查,罪状是他在与芜湖郊区政府联营期间“贪污、挪用公款”。年广久是一个文盲,看不懂按会计制度制作的规范的账本,于是企业里的财务自是一本糊涂账。他说:我只要知道进腰包多少钱,出腰包多少钱就行了。这个案件一直拖了两年,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判决,年广久的经济问题不成立,却因犯有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据年广久自己说,在法庭调查中,法官问他:你是否以解决工作为名,奸污过10名女工?他回答:不是10个,是12个。他后来对记者说:你给我凑足大满贯,我不如给你凑一打。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一点他的名,一个月后他就被宣布无罪释放。
年广久结婚四次。1987年,50岁的他同一个20出头的年轻女大学生第四次成亲,演出了一幕惊世骇俗的情感剧。在当时,他的婚姻成为人们鄙视暴发户的一个公证。年广久有了钱后,很希望邻里乡亲社会公众另眼看他。他想通过仗义疏财换取社会对他的尊重。在儿子上中学时,经班主任介绍,他准备给学校捐一笔奖学金,当学校就此进行讨论时,许多老师提出异议:给优秀学生颁发“傻子”奖学金,这不是往学校脸上抹黑吗?
年广久一直习惯于家庭作坊式的劳作,一直到50多岁,他都打着赤膊亲自上阵,在烧得通红的大铁锅前炒瓜子。当市场一大,他就忙不过来。瓜子不够卖时,他就到其他作坊收购,装入自己的包装袋,结果因为质量参差不齐而品牌大损。他的长子年金宝这样评价他的著名父亲:他当时之所以出名,是靠新闻炒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都在找典型,碰巧让他撞上了。他个性天不怕、地不怕,得罪了很多人。作为“傻子”品牌的拥有者,他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给品牌造成不少负面影响。
1998年,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南风窗》记者多方寻访,总算在芜湖市再次找到61岁的年广久,他们用下列文字描述这位当年的“中国第一商贩”:他有些蓬乱的头发明显留着仓促起床的痕迹,一身藏蓝色的西装也不见平整挺括,被烟熏得发黄的手上留着长长的指甲,一枚硕大的金戒指在干瘦的手指上显得分外惹眼,消瘦的脸上透着市井生意人特有的精明。
年广久对自己的评价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而许多跟他有过往来的人则说他:小事精刁,大事糊涂。
年广久说他一生只感谢一个人,那就是邓小平。
这自然是他应该感谢的。[30]
【企业史人物】“老板”袁庚
在蛇口,袁庚并不忌讳人家叫他“老板”,这种对资本家的称谓用在他的身上似乎挺恰当的。在前后15年时间里,他像老板一样掌控着蛇口的一切,他一手缔造了它,他像父亲一样地塑造着它身上的每一个器官,从规章制度到种在坡上的树,他一心想让自己的这个儿子与众不同、前程远大。在某一时刻,他好像还真的成功了。尽管在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带走任何东西,但是在灵魂上,他始终是蛇口的主人。
袁庚是中国企业史上某一群体的标本人物。
你很难分清楚,他是一个官员还是一个企业家,他的官衔是蛇口开发区管委会书记,是这个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拥有着公共资源的支配权和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权,特别是在蛇口这样的“试验区”,他几乎向中央讨到了可以下放的所有权柄。而同时,他又是一家国有控股公司的董事长,招商局在1979年只有不到一亿元的资产,而到他离开时已经是一家资产总值超过200亿元的超级公司。这一部分的资产增值,一方面可以被看成是改革和发展的结果,而在另一方面也无疑是垄断前提下的制度性产物——招商局拥有蛇口开发区的土地开发权。你很难用公平或不公平、合理或不合理来解读它,在某种意义上,它俨然就是历史本身。
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宦乡曾经说:“袁庚之所以搞出个蛇口,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计划经济一窍不通、一无所知。”此言被传媒和袁庚本人一再引用,颇有“炫耀”之义。但是,在史家看来却未必是事实。蛇口的试验,绝非“无知者无畏”式的变革,文化学者余英时在《戊戌政变今读》中说:“80年代出现了两股改革力量:一股是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党政干部,他们的处境和思路,很像清末自强派,是所谓‘体制内’的改革者;另一股则来自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31袁庚是前一类人的代表。炮兵团长出身的袁庚绝非不懂政治的“一介武夫”,他应该是8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制度变革派的标志人物,从他创建蛇口工业区的第一天起,他就将之当成了社会改革的试验场,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
一开始,蛇口就无比大胆地进行了干部体制、民主选举、舆论监督等方面的制度变革,蛇口被人热切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因此而来。1980年3月28日,蛇口在中国第一个正式实行了干部、职员公开自由招聘制,率先打破了新中国31年的干部调配制。1983年2月9日,经来蛇口视察的胡耀邦总书记同意,蛇口开始试行群众直接选举干部、考评干部。1983年4月24日,蛇口第一届管委会15名干部,经民意推选产生候选人,再经2000多人直接选举产生。从此,调入蛇口的各级干部,其原职务级别只记入档案,在蛇口实际工作待遇上一律无效,能当什么,拿多少工资,全靠民意选举。1986年,蛇口实行民主选举,有15%的人对袁庚投不信任票,有5名董事当场落选。蛇口实行干部一年一聘,每年民意考评不过半数者即要下岗,干部终身制、任命制在蛇口被彻底废除。
袁庚将蛇口搞成了当时中国最醒目的试验场,他把自己的职业生命全数压上,了无退却之意。有文献记录,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曾几次动员袁庚担任深圳市市长,均被他坚决回绝。早已过了60岁退休界限的袁庚显然想在蛇口完成他所有的理想。
袁庚很善于以经济的高速成长来博取中央的支持,在这方面他可谓深谙中国为官之道。1982年,他让人做了一块很大的标语板,树在工业区管委会的门口,上面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标语在一开始引起了广泛的争议,1984年,邓小平视察蛇口,袁庚在陪同汇报时十分“狡猾”地将了邓公一军,他用自问自答的语气说:“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我们冒的风险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们不要求小平同志当场表态,只要求允许我们继续实践试验。”据说,袁庚一言至此,邓小平和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此后,这一标语风靡全国,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改革经典语录。
美国律法大师罗尔斯曾经说,建立在个人开明基础上的威权体制,如同“沙上之高楼”,一旦那个威权人物退位或影响力消退,它所具备的进步性便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袁庚和他的蛇口,正应验了这一论断。1992年,已经75岁高龄的袁庚交出了他管理了15年的蛇口,此后,蛇口迅速地褪去了它的先锋颜色,仅仅三五年后,便变得“无声无息”。1998年4月8日,《深圳商报》发表报道《蛇口怎么了》,文内历数了蛇口的种种衰退:房地产——不但表现出结构性需求实现障碍的矛盾,而且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石化业务——业务空间正在缩小;港运业务——蛇口港优势渐失,设备利用率和泊位利用率都不高,生产力过剩;投资服务业——不但新的招商引资难度大,而且区内部分生产企业外迁;商业贸易——全港业务大幅度萎缩,去年几乎全部呈亏损状态;制造业——门类多,规模小,科技含量低,没有过硬的拳头产品。而这些衰退的原因则是:在发展方向上,缺乏中长期战略,缺乏基本的行业发展目标;在企业管理上,简单粗放,没有形成现代化的管理机制,缺乏科学的计划考核机制、有效的监督控制机制、合理分配的激励机制;在精神状态上,失去了进取心,缺乏竞争意识……
此文轰动一时,虽言辞过于归纳武断,却也点出事实之部分。进入2000年之后,蛇口已全然沦为一般性的开发区,而招商局在“维新派”李鸿章创办107年之后,意外地又一次承担了中国商业进步的试验者角色,在英雄般的序幕后,再次因体制羁绊而中途退出前台。2004年6月,蛇口开发区被广东省政府正式下文撤销,袁庚苦心设计的所有制度一夜烟飞。
袁庚在晚年曾经有过一个喟叹。他说,他犯过一个历史性错误,让蛇口错过了另一种也许更有效率的成长模式。
他指的“错过”是,1981年,以香港首富李嘉诚、巨贾霍英东为首的13位香港企业家来蛇口参观,他们提出能否入股共同开发这块土地?当时,袁庚不假思索地一拱手说:“谢谢诸公,我投放资金下去,还担心收不回来。不敢连累各位。”就这样“耍滑头”地婉拒了。
晚年袁庚的遗憾似乎是,如果当初允许李、霍的入股,蛇口将被彻底地资本化,或许会获得更大的经济活力。
这是一个十分具有寓意性的推演。它似乎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最具改革精神的中国官员坚信,只要充分放权和锐意改革,自己是完全有能力搞好国有企业和振兴一方经济的。而到90年代末期,他们已经隐约感觉到,这种体制内的突围已经遭遇“极限”,或许唯有借助更为强大和自由的外来资本的“混血”,才可能构成进一步的推动。蛇口生而太早,因而不可能同时肩负两个时代的命题。
袁庚应该是在他离休前便意识到了他的那个“错误”。于是,他在任内的最后一项重要决定便是,排除众议让蛇口的三个下属公司走出体制外,实行股份化。这三个公司,一家是招商银行(它的前身是蛇口工业区内部结算中心),它后来居上,一跃成为中国第一高效率银行(在世界也排名第七);一家是平安保险公司,它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保险机构,它的当家人是袁庚早年的司机马明哲,斯人后来竟成为“中国首富”;还有一家是南山(港口)开发公司。“如果把整个蛇口都如此放出体制外,今日蛇口又将如何?”这是晚年袁庚常常与人聊起的话题。
事实上,每一个强大的个人,当他面对顽固的制度性障碍的时候,依然会表现得那么软弱无力。当袁庚被派遣到蛇口的时候,他的领导者是希望靠他这个“强壮而精明”的武士“杀出一条血路来”。他确实完成了这个任务,而麻烦的是,他居然还想顺便完成另一项更重大的任务,在这个新开拓的土地上构筑与原来全然不同的制度,这显然已经超出了他的“使命”。于是,最后的落寞便已经命中注定。
袁庚1917年生于深圳——早年叫宝安,1949年,当上炮兵团长的他率部解放了贫穷的家乡,30年后,他用自己的方式再一次在经济上“解放”了这块土地。他的晚年一直居住在蛇口的海滨公寓内,窗外一眼可望到香港元朗,他的手边常放一本相册,里面全部是当年与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日暮时分,一一翻过,竟恍如前尘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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