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层面
最后,还有一大堆问题都源自经济领域。(关于经济层面更完整的讨论,请参见拙著《新社会》(The New Society)(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50)及我的文章”The Employee Society”,刊于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January,1953.)
企业生存于两种经济体系中,一种是外部体系,一种是内部体系。企业内部的经济体系能动用的总额(最重要的是支付员工薪资)取决于企业产品在外部经济体系中的收益。
然而,企业内部的经济体系却不采用市场经济模式,而采用“重新分配”模式,全体产品会按照预设的公式分配给企业成员。无论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都是基本的经济形态,但是只有在企业中,两者的关系才如此密不可分。企业管理层必须努力追求更高的收益,也就是必须提高生产,而员工注意的焦点却是,无论总产出有多少,怎么样才能分到更大的一杯羹。约翰L.刘易斯和矿工工会对于煤炭市场日益缩减的情况完全视若无睹,就是个极端的例子。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如何在这块越来越小的饼中,分到更大的一份。尽管这是极端的例子,却也代表了员工典型的态度──的确,这种态度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企业外部,经济是最重要的考虑。在企业内部,所有的考虑都是基于权力平衡和权力之间的关系。
对企业而言,必须把薪资当做成本。对员工而言,薪资是收入,是个人或全家生计的来源。对企业而言,工资必须按照单位产量来计算;对员工而言,工资是他和家人生存的经济基础,因此其意义远超过单位产量。因此两者之间有基本的分歧:企业需要为薪资负担保留变通的弹性,个人所重视的却是稳定可靠的收入,依据的是个人工作意愿,而不是经济状况。
最后,利润其实有双重意义。对企业而言,利润是维系企业生存所必需的;对于员工而言,利润是别人的收入。企业的获利能力居然决定了他的饭碗、他的生活、他的收入,对他而言,是屈从于外来统治,即使不是“剥削”,也是专制的做法。
一般人普遍认为,反对利润即使不是左翼分子的教条和煽动下的产物,也是现代工业社会的现象。这种说法真是大错特错,因为这个趋势要远远回溯到几百年前现代社会萌芽之初。
欧洲工人对“资本主义剥削者”和“牟利者”的憎恨,乃源自于15世纪佛兰芒或佛罗伦萨纺织工人对商人牟取暴利的不满。现代社会不但没有加重这种敌意,反而缓和了工人的不满。难怪越是工业化的地区,工人就不那么激进,对管理层、企业和利润也没有那么大的敌意。
但员工对利润的敌意仍然是一大威胁。工业社会的生存有赖于企业获得充足的利润。在这样的社会中,大多数公民和有投票权的人都是受雇的员工,因此反对利润会形成一大威胁。
这也是为什么产业国有化会成为这么强而有力的论点,因为倡议者认为如此一来,将可以消除工人对于利润的敌意。我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英法推动产业国有化后,发现工人反对国营事业获利,正如同他们当初反对“资本家”获利一样(甚至反对得更厉害),真是对国有化美梦致命的一击。
企业必须有充足的利润,才能经营──这是企业最重要的社会责任,也是企业对自己、对员工的首要义务。因此,企业管理者必须想办法说服员工利润的必要性,即使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或公益。
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主题,本章虽然只描述了粗略的轮廓,却也足以显示管理员工和工作都需要原则。单单“懂得处理人的问题”显然还不够。事实上,这方面的能力根本毫不相干,单靠技术也不够,我们需要的是基本观念。
这些观念的基本原则很清楚:必须先假定每个人都想工作,不能假定他们没有工作意愿,这和我们对人性的理解不符。如果不工作的话,大多数人都会面临精神和身体的崩溃瓦解,少数的人能保持完好无恙,是因为他们的内在资源能让他们自己创造工作。从一开始就假定人们不想工作,将导致员工和工作的管理变得毫无希望可言。
因此,管理层的任务是激发员工的工作动机和参与感,唤起他们的工作欲望。要达成这个任务,我们到底已经具备了哪些基本概念、工具和经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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