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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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范可，本科就读于厦门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社会学院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人类学教授。长年致力于族群性、认同政治和全球化等方面研究，著有《他我之间：人类学视野里的“异”与“同”》《在野的全球化流动、信任与认同》等专著，并发表中英文论文数十篇。
波兰尼，《社会、经济和哲学：波兰尼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第98页。
Max Weber, On Charisma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Selected papers,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N.Eisenstadt.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 46.
参见：Anthony D.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and Cambridge, USA: Blackwell(1986).
参见：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y. New York and London：
W.W.Norton & Company (1999): 172—173。
参见：Pierre Bourdieu,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90): 112—121。
即《各民族进化的心理规律》（Lois psychologiques del'évolution des peuples）。1898年英译本出版，更名为《民族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译注
他最有洞察力的顾问也并没有比他更了解这种心理。塔列朗（Talleyrand, 1754—1838，法国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拿破仑时代曾任宫廷侍卫长和外交大臣等职。——译注）曾给他写信说，“西班牙会把他的士兵当作解放者迎接”，而事实上他们是被当作野兽来接待的。若是一个熟悉西班牙民族遗传本能的心理学家就能很容易地预见到这种结果。
泰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法国19世纪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艺术史家、思想家。主要著作有《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当代法国的起源》和《旧制度》等。他在普法战争后对法国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反思，对勒庞有深刻影响。——译注
①正如我上面提到过的，研究群体心理学的作者寥寥无几，且他们都是以犯罪学的观点来研究群体。而关于这个主题，我在这本书中只用了一个很短的篇幅来谈论。因此，我建议读者就这一特殊问题参阅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的研究成果，以及西格尔的一本小书《犯罪群体》。该书并不仅仅阐述作者的个人观点，而且还整理了很多心理学家们可能使用到的事例。不过，我对群体犯罪和群体道德的结论与我刚才提到的这两位作家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
读者将在我的著作《社会主义心理学》中读到支配群体心理的法则所带来的后果。这些法则可以被应用在各种各样的对象上。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主席M.A.热瓦埃尔先生最近就在音乐领域的工作中精彩地应用了我们所提到的这些法则，他准确地称之为“群体的艺术”。“是您的两部作品，”这位杰出的教授给我寄来他的论文，并写信说，“启发我解决了一个之前我以为无解的难题：群体有惊人的能力感知一部或新近或古老、或本土或外来、或简单或复杂的音乐作品，只要这部作品被出色地演奏，是被一群由激情洋溢的指挥家所带领的演奏家们所展现的。”热瓦埃尔令人赞叹地解释了为什么“一部未能被坐在书斋中读乐谱的资深音乐家们所赏识的作品，有时却能够一下子就抓住那些完全外行的听众们”。他同时也出色地指出了为什么这些美学感受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这里指的是布朗热将军。——译注
指1870年普法战争。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俾斯麦公布了挑战性的“埃姆斯电报”，触怒法国。——译注
群体对于无稽之谈的轻信，经历过巴黎围城的人们见识过无数这样的例子。高楼上一支点燃的蜡烛，立即被认为是发送给围攻者的信号，其实只要稍加思考就会知道，数公里之外根本看不见烛光。
《闪电报》，1895年4月21日。
单就一场战役而言，我们知道它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吗？我对此深表怀疑。我们知道谁是战胜者，谁是战败者，除此之外大概再无其他。德哈考特先生作为索尔费里诺战役的参与者和目击者所说的一席话，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战役：“将军们（当然是在问询了数百名目击者的证词之后）提交了他们的官方报告；勤务官对这些文件进行修改，拟订最后的草案；参谋长提出反对意见，又给出一份最新的版本。它被送到元帅手中，元帅批示：‘一派胡言！’于是又重新编撰了一份。最初的报告几乎荡然无存。”德哈考特先生通过详述这一事实来证明，即使是对于印象最深刻、观察最充分的事件，人们也不可能确定它的真实性。
圣德兰（Saint Thérèse，1873—1897），是一名法国赤足加尔默罗会修女，被称为圣女耶稣与耶稣圣容德兰。——译注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常常有一些遭到所有剧院老板拒绝的戏却在偶然被搬上舞台的情况下获得巨大的成功。我们知道科佩（François Coppée，1842—1908，法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1878年成为法兰西剧院的档案管理员，1884年被选入法兰西学院。——译注）的《为了荣耀》最近获得了成功，而这部戏在过去十年间都被一线剧院的经理们拒之门外，尽管它的作者是有名望的人物。曾经被所有剧院拒绝的《夏莱的姨妈》，最终因为一位证券商人的出资而被搬上舞台，在法国上演了二百场，在英国则超过1000场。如果没有上面的关于剧院经理不可能在心理上代替观众的解释，人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既有能力又极力避免犯错的人会作出那样超常的误判。这个话题我无法在此展开，但它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1792年9月，巴黎的群众冲进监狱，屠杀大量被囚禁的贵族和教士，史称“九月惨案”。——译注
安东尼（Marcus Antonius，约公元前83—前30），古罗马政治家和军事家，恺撒的支持者。在恺撒被谋杀后，安东尼在恺撒的葬礼上宣读悼文。——译注
毕希纳（Ludwig Büchner，1824—1889），19世纪德国医生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代表人物，著有《力量与物质》（1855）；摩莱肖特（Jacob Moleschott，1822—1893），19世纪德国生理学家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著有《生命的循环》（1852）。——译注
指1572年8月24日前夜在巴黎发生的对国内新教胡格诺派的恐怖屠杀，暴行持续了几个月，史称“圣巴托洛缪大屠杀”。——译注
这一主张还颇具新意，若没有它，历史就会变得难以理解。我在我的著作（《民族演化的心理规律》）中用了好几章的篇幅对它进行了阐述。读者从该书中可以看到，尽管存在着那些具有欺骗性的表象，但事实上，不管是语言、宗教，还是艺术，总之，文明中的一切元素，都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从一个民族传递到另一个民族。
泰纳引用过的前国民议会议员福科罗伊的报告，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各地都可以看到保留礼拜日和上教堂的现象（法国大革命后，周末礼拜的传统曾一度被废除。——译注），这说明法国的民众希望回到他们旧日的习惯中去，要抵抗这种国民倾向是不合时宜的……大多数民众需要宗教，需要礼拜和僧侣。一些现代哲学家的观点，那些我自己也曾信服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认为能够通过普及教育消除宗教偏见；对于大量不幸的人们而言，宗教偏见是他们求得安慰的源泉……因此应该允许人民大众拥有自己的神父、圣坛和礼拜仪式。”
甚至在美国，最进步的共和主义者都承认这一点。美国杂志《论坛》最近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我从1894年12月的一期《评论之评论》上将这段话转引如下：
“绝对不能忘记，即使在贵族制度最狂热的敌人看来，英国也是当今世上最民主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个人的权利受到最大的尊重，个人拥有最大的自由。”
麦考莱（Thomas Macaulay，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著有《英国史》，描绘1685年詹姆士二世即位至1702年威廉三世逝世十七年间的史事，重点讲述1688年光荣革命的社会背景及这次革命所达成的政治结果，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史学著作。——译注
如果我们观察分离法国各政党的深层宗教和政治分歧，尤其是把在大革命时期表现出来，并且在法德战争接近尾声时重新显露出来的种族问题和分离主义倾向进行对照比较，我们会发现，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不同种族还远远没有融合在一起。大革命强有力的集权制和建立人为行政区划合并旧省份，绝对是它最有用的一项成就。如果当今那些缺乏先见之明的头脑所热衷谈论的分权制真的被实现，它一定会迅速导致最为血腥的混乱。除非我们完全忘记了法国的历史，否则不可能不认识到这一点。
见《社会主义心理学》，第三版。《教育心理学》，第五版。
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是中世纪墨洛温王朝时代（6—8世纪）由法兰克人建立的两个王国。——译注
然而这并不是拉丁民族特有的现象；在中国那样一个受等级森严的士大夫阶层所掌握的国家，我们也能够看到这种现象。在那里，就跟法国一样，取得官职要通过考试，而它所考查的唯一内容，就是对冗繁典籍的自如背诵。数量庞大的无业文人，如今在中国被视为真正的国家灾害。在印度也是同样的状况，自从英国人在那里开办学校（这些学校不是像在英国那样为了教书育人，而是单纯为了培训当地人），印度就形成一个特殊的受教育阶层，即“印度绅士”，他们得不到雇佣，因此成为了英国统治下不可和解的敌人。在所有“印度绅士”身上，无论其是否有工作，教育所带来的首要影响，就是严重地降低了他们的道德水平。这是我在我的那本《印度的文明》中用了很长篇幅来强调的事实，而所有造访过这个巨大半岛的作家们也都注意到了这个事实。
泰纳，《现代政体》，第二卷，1891。这些段落几乎是泰纳写下的最后的文字。它们令人钦佩地概括了这位伟大哲学家漫长的经验思考。可悲的是，对于我们的大学里那些从未在国外生活的教授来说，这些文字恐怕完全不能被他们所理解。教育是我们唯一拥有的，能够对国民心智产生些微作用的手段。可是在法国，几乎没有人能够认识到，我们当前的教育正是造成国家迅速衰落的重要因素，它非但不培养年轻人，反而令其堕落和腐化，只要一想到这些，就令人痛心疾首。
齐奥普斯金字塔是古埃及最大的金字塔。——译注
孔代亲王，法国波旁王朝时期的贵族称号。此处所说的“伟大的孔代亲王”指的是路易二世·德·波旁，是路易十四时代投石党运动中的主角，曾逃亡西班牙。——译注
在《各民族进化的心理规律》一书中，我曾用很长篇幅探讨拉丁民族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民主理想上的差异。
在这个问题上，群体的观点是由一些不同的观点胡乱拼凑而成的，我在前面已经解释过这种机制。法国当时的国民卫队是由爱好和平的作坊主们组成的，没有什么纪律可言，不足以当真。于是，所有被冠以相似名称的军队都唤起同样的形象，被认为是一样无害的。在当时，群众们的错误认识也为他们的领导者所持有，这种情况时常发生在一些群体性的观点上。奥列弗先生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提到，在1867年12月31日的一次内阁讲话中，一位听从民意、从不超前的政治家（这里指的是梯也尔先生），就宣称普鲁士除了一支跟我们人数相当的常备军外，只是拥有一支跟我们相似的国民卫队，因此无足轻重。同样，这位政治家也明确认为，未来不会走上战争之路。
在对群体施加影响的技巧上，逻辑规则几乎没有用处。我对这种现象的初次观察要追溯到巴黎被困时期。那天，V将军被愤怒的群众押送到卢浮宫（当时的政府所在地），他们声称抓到他把防御工事的计划书出卖给了普鲁士人。政府的一位官员，出色的演说家G.P先生，走出来对那些要求立即处死囚犯的群众们发表讲话。我本以为演说者会指出这种指控的荒谬，会说明这个被指控的军官其实就是这些防御工事的建设者之一，而且这个计划书在每个书店都能买到。令我目瞪口呆的是（我当时还相当年轻）他的演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义会得到伸张！”演说者一边高喊着，一边走向犯人，“正义铁面无私。让护国政府来作出裁决吧。我们暂且先将被告人关押起来！”群体很快就被这种表面的承诺平息了怒火，四下散去。而不到一刻钟的工夫，这位将军回到了自己的家。如果演说者对盛怒之下的群众们使用逻辑论证的话，军官绝对已被撕成碎片了。我当时少不经事，以为逻辑推理才有说服力。
指耶稣，其父为木匠，居于古巴勒斯坦加利利地区。——译注
隐士彼得（Pierre l'Ermite, 1050—1115），11世纪法国著名修士，在教皇乌尔班二世的鼓动下，率领一支平民十字军东征，最终到达耶路撒冷。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家，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创始人，开创了德国近代历史的新纪元。萨伏那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 1452—1498），15世纪后期意大利宗教及政治改革家，反对文艺复兴艺术和哲学，焚烧艺术品和非宗教类书籍，以严厉的布道著称。——译注
内伊（Michel Ney）和缪拉（Joachim Murat）两人均为拿破仑手下的杰出将领。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意大利著名将领，亲自指挥并参与许多军事战役，被称为意大利统一的宝剑。——译注
圣保罗（Saint Paul），耶稣之外基督教最伟大的传播者，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宗教领导者之一。雷塞布（Ferdinandde Lesseps, 1805—1894），法国外交官、实业家，成功主持开凿了著名的苏伊士运河，后来在开凿巴拿马运河时遭遇失败。——译注
勒庞，《人及其社会》（L'hommeetles Sociétés, 1881年），第二卷，第116页。
《唐豪塞》，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一部歌剧，于1845年首演。——译注
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19世纪法国作家、语史学家、哲学家、史学家。主要著作《耶稣传》（1863），属于其长篇巨著《基督教起源史》（共七卷，1863—1883）的第一卷。——译注
在所有国家都可以看到头衔、勋章、戎装对大众的影响力，即使在个人独立意识最发达的国家也不例外。我在这里要引用最近出版的一本游记当中关于这个问题的一段话，它记述的是在英国的一些大人物所享有的名望：
“在不同的场合我都看到，即便是最理智的英国人，也会因为接触到或看到一位英国贵族而喜不自禁。”
“只要他的身份地位够高，人们就提前爱戴他了，像中了魔法一样向他表示殷勤。当他走近时，他们会欣喜得泛红了脸颊，当他对他们说话时，他们难以抑制的喜悦加剧了脸上的红光，眼睛也闪烁着罕见的光芒。可以这么说，他们的血液里就流淌着对贵族的热爱，就像舞蹈之于西班牙，音乐之于德国，革命之于法国。他们对马和莎士比亚的热情都没有这么强烈，他们从中得到的满足和骄傲远不如前者那样触及本质。讲述贵族故事的书籍销量惊人，而且遍及各地，就像《圣经》一样人手一册。”
巴拉斯（Paul Barrs, 1755—1829），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贵族出身，是他在南方视察时发现了拿破仑并任命他为围攻土伦的法军炮兵司令。旺代事件，指的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在法国旺代地区的反革命叛乱。——译注
拿破仑深知自己的名望，他知道如果他将身边的大人物看得比马夫还不如，他的名望反而会增长。在这些大人物中还不乏一些令欧洲心惊胆战的著名议员。当年记述的许多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有一天，就在国务会议上，拿破仑粗暴地责骂了伯格诺，就像对待一个做错事的男仆。骂完之后，他走近他，对他说：“喂，笨蛋，你找到脑子了吗？”而伯格诺，一个如军乐队鼓手长般高大的人，却深深躬着腰。小个子伸手揪住大个子的耳朵，把他提了起来。“这是宠幸的表示，令人陶醉，”伯格诺这样写道，“这是主人消气时常见的举动。”从这样的例子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名望可以令人达到怎样卑躬屈膝的程度。这也使我们明白大暴君对其喽啰们的巨大轻蔑——他只是将他们视为“炮灰”。
达武（Louis Nicolasd'Avout），法国著名军人、法国元帅，拿破仑的名将之一。马雷（Hugues-Bernard Maret），拿破仑时代的外交家和政治家。——译注
指开凿了苏伊士运河的雷塞布。——编注
一份外国报纸，维也纳的《新自由报》，以相当具有判断力的心理学思考解读了雷塞布的命运，因此，我将其引述如下：
“费迪南·德·雷塞布被判有罪，让我们没有理由再为哥伦布的悲惨结局感到惊讶。如果雷塞布是个骗子，那么所有崇高的梦想都是罪恶。若在古时候，人们会为他献上荣耀的光环，让他饮下奥林匹斯山的神酒，因为他改变了地球的面目，完成了为造物增辉的杰作。因为判处费迪南·德·雷塞布有罪，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将遗臭万年，因为人们总会追问，是谁不惜以降低这个时代的声誉为代价，让这位令同代人引以为豪的老人穿上囚衣。
“在官僚主义盛行、仇视大胆创举的地方，从此别再奢谈什么正义不可动摇。民族需要这些充满自信、克服阻碍、不顾个人利益的勇士。天才不能谨小慎微；谨小慎微就无法扩展人类活动的范围。
“……费迪南·德·雷塞布经历过胜利的狂喜与挫折的苦涩：苏伊士和巴拿马。此时，这颗心对成功的道德法则进行了反叛。当雷塞布连通了两个海洋时，王公与百姓纷纷向他致敬；如今他败在科迪雷拉斯的岩石面前，他就成了个卑劣的骗子……这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小官僚们利用刑法来报复那些想从他们的阶层中出人头地的人……现代立法者面对人类天才的伟大思想时会感到无所适从；公众更是对此难以理解。一个大律师很容易就能证明斯坦利（比利时著名探险家——译注）是杀人犯、雷塞布是骗子。”
莫洛克（Moloch）是古代腓尼基人信仰的火神，将儿童作为祭品。——译注
我的意思是，它从哲理上说，是野蛮的。但从现实层面看，它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在十五个世纪当中，让人类得以窥见他们从未企及的充满梦境与希望的美妙天堂。
提比略（Tiberius，公元前42—公元47），古罗马帝国的第二代皇帝。——译注
从这个角度看，教授们在教科书上写下的一些东西是非常令人不解的，它们也证明了批判精神在我们的大学教育中是多么缺失。我将引用曾任公共教育部长的前索邦大学历史系教授在其著作《法国大革命》一书中的几段话作为例证：
“攻占巴士底狱不仅是法国历史，也是整个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顶峰；它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至于罗伯斯庇尔，我们惊愕地读到，“他的独裁更多地是建立在观点、说服力和道德权威上；这是一种掌握在高尚的人手中的教皇般的权位。”（第91页和第220页）
顺便要指出的是，陪审团直觉地把犯罪划分为威胁社会和不威胁社会的两类，也并非有失公正。刑法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保护社会免受犯罪危害，而不是进行报复。然而法国的法典，尤其是在法国法官的头脑里，仍然深受原始法律中复仇精神的浸透，像“vindicate”一词（“公诉”，源自希腊语“vindicta”——“复仇”）仍然在日常中使用。对于法官们的这种倾向，有一个证据是，他们中很多人都拒绝采用仁慈的贝朗热法，该法允许罪犯不必服刑，除非他再度犯罪。然而，让所有法官都无法否认的是，统计数据表明，让初犯服刑几乎注定会引发再度犯罪。当审判者们释放了一名罪犯，他们总觉得并没有为社会复仇。他们不想不为社会复仇，所以他们宁可制造出一个危险的重犯。
事实上，审查官是行为不受任何控制的唯一行政官员。尽管进行了不少革命，但民主的法国仍然不曾拥有一部英国人为之自豪的《人身保护法》。我们消灭了所有独裁者，却在每个城市安排了一个可以随意决定公民荣誉和自由的审查官。区区一个预审法官，刚刚从法律学校毕业，却拥有令人反感的权力，仅仅根据自己的怀疑，就能随意把最有地位的公民送进监狱，且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其理由。他可以拿预审当作借口，把这些人关押六个月甚至一年之久。而后释放他们时也不做任何赔偿或道歉。在法国，司法许可证就等同于国王敕令，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在旧君主制度中遭到了公正的谴责，而且只有重要人物才能申领，可是如今的司法许可证却操控在公民阶层的手中，而他们远非心智开明、思想独立的人。
委员会不管叫什么名字：俱乐部也好，辛迪加也好，大概都包含着群体权力会带来的最可怕的危险。事实上，它代表的是最非人格的，因此也最具专制压迫性的形式。委员会的领导人物被认为是以集体的名义说话和行动，不负有任何责任，可以为所欲为。最残暴的专制君主也从来不敢梦想拥有革命委员会所实施的剥夺权。巴拉斯说，他们在国民公会大开杀戒、随意裁撤议员。罗伯斯庇尔只要还代表他们说话，就还是绝对的主子。而当这个可怕的独裁者因为自高自大脱离了他们，他也就失去了权力。群体的统治是委员会的统治，也就是委员会领袖们的统治。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严酷的暴政。
一位英国老议员的想法也许可以用来解释这种由选民利益所需而事先确定、不可更改的意见：“我在威斯特敏斯特的这五十年来，听过上千次的演说；但它们极少改变过我的看法；它们从未改变过我的投票。”
朱尔·西蒙（Jules Simon, 1814—1896），法国政治家、哲学家、法国激进派理论家，1876至1877年曾任法国总理。——译注
皮阿（Felix Pyat, 1810—1889），法国记者，1848年进入议会，1871年再度当选议员，同年进入巴黎公社。——译注
基内（Edgar Quinet, 1803—1875），法国历史学家，1848年当选议员，呼吁政教彻底分离。——译注
东京（Tonkin），是越南城市河内的旧名。法国人控制越南北方以后，便用这个名字称呼整个越南北方地区。——译注
梅因（Henry Maine，1822—1888），英国历史法学派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人物、著名法律史学家。主要著作《古代法》、《古代法制史》等。——译注
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1760—1794），法国记者、政治家，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扮演重要角色，死于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译注
在1895年4月6日的《经济学家》上有一篇文章探讨了在一年当中纯粹为了竞选考虑而花费的开支，尤其是铁路建设的开支所达到的数量。为了将位于高山上的朗盖耶（3000名居民的城镇）和普伊连接起来，表决通过了一条耗资1500万法郎的铁路。有700万用在连接博芒特（3500名居民）和卡斯特尔萨拉金的铁路上，700万用在连接奥斯特村（523名居民）和塞克村（1200名居民）的铁路上，六百万用在连接普拉德和奥莱特（717名居民）的铁路上，如此等等。仅仅在1895年，就表决通过了9000万法郎用来修建与全局利益无关的铁路。其他一些同样是出于竞选考虑而造成的开支也数目可观。根据财政部长的说法，针对工人退休金补助的法律很快就将使支出达到1.65亿法郎，根据勒鲁瓦·布罗院士的说法则是8亿。显然，这类开支的不断增加肯定会导致破产。欧洲的很多国家：葡萄牙、希腊、西班牙、土耳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其他一些国家也很快会步其后尘。但对此无需太过担忧，因为各国的民众已经渐渐能平静地接受息票支付上80%的缩减了。这些巧妙的破产手段使得深受重创的财政预算瞬间又恢复平衡。此外，战争、社会主义、经济角力也给我们带来各种灾难，我们进入的是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所以不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别去忧虑不属于我们的明天。
法文原文分别为Miltiade、Léonidas和Thémistocle，分别指马拉松战役、温泉关战役和萨拉米斯战役。——译注（本篇注释者无特殊说明，均为译注。）
邓尼斯一世（公元前431—前367），人民大会任命邓尼斯为指挥官，他却立刻建立了军事专政（前405）。他征服了西西里岛，后把权力交给了自己的儿子。
米特拉达梯，此处指米特拉达梯六世（公元前132或前131—前63），古代小亚细亚本都王国国王，又称米特拉达梯大王，是罗马共和国末期地中海地区的重要政治人物，也是罗马最著名的敌人之一。据说他用每天服食少量毒药的方法来获得对毒物的免疫力，这个说法在古典作家中流传很广。
莱格古士，传说中前8世纪斯巴达的国王，著名的立法者。他采取了均分土地的方法以消除等级与党派的对立。
拉栖第梦，古希腊城市名，即斯巴达。
薛西斯（约公元前519—前465），又译泽克西斯一世或泽尔士一世，是波斯帝国的国王（前485—前465在位），大流士一世与居鲁士大帝之女阿托莎的儿子。
大流士，此处指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前486），波斯帝国君主。出身于阿契美尼德家族支系。大流士不仅是波斯帝国的伟大君主，也是世界历史上的著名政治家之一。
叙达涅斯，波斯勋戚，薛西斯于公元前480年入侵希腊时任命其担任波斯军中最精锐的“不死队”的队长。
加图·乌地森西斯（公元前95—前46），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政治家和演说家，是斯多葛学派的追随者。他因传奇般的坚忍和固执而闻名，他不受贿、诚实、厌恶当时普遍的政治腐败。
西拉（Sylla，约公元前138—前78），即苏拉（Sulla），古罗马统帅、政治家、独裁者。
基梅里阶人，传说中的民族，居住在一个太阳不出现的地方。
摩墨斯，古希腊神话中嘲弄、谴责、讽刺的拟人化神，同时也是作家和诗人的守护神，热衷谴责和诽谤。在古典艺术中常被刻画为带着嘲弄面具极为毒舌之人。
伏尔甘，宙斯与赫拉的儿子，是火神，也是诸神的铁匠，制作了许多著名的工具。
布鲁图斯（公元前85—前42），全名马可斯·布鲁图斯，罗马共和国晚期的一名元老院议员，组织并参与了对恺撒的谋杀。
卡西乌斯（？—前42），古罗马将军，刺杀恺撒的主谋者之一。
哈尔摩狄奥斯（公元前530—前514）和阿里斯托革顿（公元前550—前514），古希腊的两位弑僭者，刺杀了当时的雅典僭主喜帕恰斯。
特拉西布尔（公元前445—前388），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将军，结束了希腊三十年的专制制度，恢复民主。
大布鲁图斯，半传说性质的罗马英雄。据说他于公元前六世纪和他人一起推翻了王权。
瓦列里乌斯，古罗马政治家。于公元前509年任执政官，和布鲁图斯同为罗马共和国的创始人。
迪翁，古希腊政治家，柏拉图的朋友，锡拉库萨僭主小邓尼斯的叔叔。他于公元前366年被流放。在成为一支强大军队的首领之后，他最终夺去锡拉库萨并建立共和国，但很快就被暗杀。
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约前370），古希腊伯里克利时代的医师，后人普遍认为他是医学史上杰出的人物之一。
西摩尼得斯（约公元前556—前468），又作“凯奥斯岛的西摩尼得斯”，爱琴海凯奥斯岛的抒情诗人、警句作者。
赫农（公元前478—前466），法文原文为Hiéron，锡拉库萨的第二位暴君。
西庇阿（公元前236—前184或前183），全名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古罗马政治家、军事家。史书上一般称之为“大西庇阿”或“非洲的征服者西庇阿”。
泰伦斯（约公元前195或前185—前159），罗马共和国的著名戏剧家，生于迦太基。曾被带到罗马为奴，后获释。他一生共写过六部喜剧（全部留传至今），对后世的喜剧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法国的莫里哀、英国的斯梯尔和谢里丹都曾模仿过他的作品。
特拉松，泰伦斯戏剧作品《宦官》中的人物。
居鲁士，即居鲁士大帝（公元前599—前529），约公元前559至前530年在位，是古代波斯帝国的缔造者，他所创建的国家疆域辽阔，从爱琴海到印度河，从尼罗河到高加索。
吕底亚，小亚细亚中西部的一个古国（公元前1300或更早—前546），濒临爱琴海，位于今天土耳其的西北部，其居民的语言为印欧语系——安那托利亚语，以富庶及宏伟的首都萨第斯著称，它大约在公元前660年开始铸币，可能是最早使用铸币的国家。
赛齐，法文原文为setier，为古时液体容量单位，合8品脱。
米底，又称玛代、米底亚，是一个古伊朗王国，领土面积最大时西起小亚细亚以东，东至波斯湾北部。他们隶属印欧语系，是第一批在伊朗高原地区定落的民族。亚述的入侵促使米底各部落走向联合，从而形成了米底国家。
伊庇鲁斯，在今希腊西北部和阿尔巴尼亚南部，临爱奥尼亚海。
皮洛士（公元前319—前272），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公元前297—前272在位），罗马称霸亚平宁半岛的主要敌人之一。
维斯帕先（9—79），罗马帝国弗拉维王朝的第一位皇帝。他是四帝之年（69年）的最后一位皇帝，结束了自尼禄死后帝国十八个月的战乱纷争。在十年的统治期间，他积极与元老院合作、改革内政、重建经济秩序。后世普遍对这位皇帝有正面的评价。
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全名普布留斯·维吉尔·马罗，奥古斯都时代的古罗马诗人，著有《牧歌集》、《农事诗》、史诗《埃涅阿斯纪》三部杰作。其中的《埃涅阿斯纪》长达十二册，是代表罗马帝国文学最高成就的巨著。因此，他也被罗马人奉为国民诗人、被当代及后世广泛认为是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
蟾蜍与百合，相传当初统治法国的克罗俾斯麦王是以青蛙（蟾蜍）作为徽章的。一次，一位隐士在他家显灵，吩咐他给皇后献去一只美丽的盾，盾上雕一朵百合花。以后，克罗俾斯麦持此盾上战场交锋，每战告捷，从此定百合花为国花。
密涅瓦（拉丁语：Minerva，或译为米娜瓦、弥涅耳瓦、蜜诺娃），智慧女神、战神、艺术家和手工艺人的保护神，相对应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
塞涅卡（公元前4—65），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悲剧作家、雄辩家、新斯多葛主义的代表，曾任帝国会计官和元老院元老，后又任掌管司法事务的执政官和尼禄的家庭教师。尼禄即位后，他成为尼禄的主要顾问之一。失宠后闭门谢客，潜心写作，但仍被控企图谋害尼禄，并因此被判死刑。
步洛（？—62），古罗马将军，尼禄的家庭教师，在一段时间内成功保持了对年轻皇帝的权威，但尼禄后来摆脱了他。
特拉泽阿斯（？—66），元老院议员，起初在尼禄身边非常得宠，渐渐远离权力，最后被处以死刑。
波比亚，尼禄的第二任妻子，尼禄杀死她，只因为有一次她抱怨他回家太晚。
阿格里庇娜，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克劳狄的第二任皇后，以皇帝侄女的身份入宫协助处理克劳狄的家务。公元49年，阿格里庇娜与自己的叔父克劳狄结婚，她还把在过去婚姻中生下的儿子尼禄（此前的名字为多米提乌斯）过继而来。
克劳狄，此处指克劳狄一世（公元前10—54），罗马帝国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的第四任皇帝，41—54年在位。
美撒利娜（？—48），古罗马皇后，克劳狄的第一任皇后。她几乎完全控制了丈夫，其淫荡生活使她最后被皇帝处死。
图密善（51—96），罗马帝国皇帝，弗拉维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他在公元81年继位，生性残暴，至被暗杀时一直是皇帝。
斯特潘努斯，皇后多米提娅·隆吉娜的管家。
康茂德（161—192），全名鲁基乌斯·奥雷里乌斯·柯莫杜斯·安东尼奴斯，又译为柯摩达、康茂德、科莫德斯、高摩达、柯姆德斯，罗马帝国皇帝，180至192年在位。康茂德虽然是有名的哲学家皇帝奥里略的儿子，但他执政的十二年期间普遍不得元老院与人民的喜爱，当代史学家卡西乌斯·迪欧将其视为另一位暴君的典范，并结束了过去帝国五贤君时代的繁华。康茂德遇刺身亡后，罗马帝国陷入了一连串混乱的内战之中。
卡拉卡拉（186—217），全名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安扥尼努斯·卡拉卡拉，古罗马皇帝，211至217年在位。他杀死了弟弟塞普提米乌斯·盖塔及其支持者来巩固皇位，颁布了安托尼努斯敕令，让罗马公民权赋予全体罗马人民，这也标志着罗马帝国由盛转衰。
马克里努斯（约165—218），全名马尔库斯·欧佩里乌斯·马克里努斯，本为卡拉卡拉的卫队执政官，参与谋杀卡拉卡拉成功后，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217至218年在位。
卢卡努斯（39—65），古罗马诗人，代表作为史诗《法尔萨利亚》（一称《内战记》，共10卷，未完稿）。在政治方面，他倾向共和制，曾参与反对尼禄的密谋，事败后自杀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