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议会中的群体表现出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的大部分共同特征／意见的简单化／易受暗示以及所受暗示的局限性／固定的意见和易变的意见／容易犹豫不决的原因／领袖的作用／他们具有名望的理由／他们是议会的真正主人，议会上的投票只是少数人的投票／他们行使的绝对权力／演说术的要点／词语和画面／极易信服和头脑狭隘在心理上对于领袖的必要性／没有名望的演讲者不可能说服他人／或好或坏的情感在议会中的夸张／议会在某些时刻的无意识行为／国民公会的实例／议会失去群体特征的情况／专家在技术问题上的影响力／议会制度在所有国家的优势和危险／它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但造成财政浪费，并逐步对一切自由产生限制／结论。

议会代表的是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虽然议会的选举方式因时代和民族而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有着非常相似的特征。种族的影响或削弱或强化这些特征，但不会妨碍它们的显示。在各个不同的地区，比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美国，它们的议会在辩论和投票上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留给各自政府的困难也十分相同。

然而议会制度是所有现代文明民族的理想。这种制度认为，许多人聚集在一起会比少数人更有能力对某一问题做出明智而自主的决定。这种观念从心理学上说是错误的，但却被人们广泛接受。

我们从议会中还是可以看到群体的普遍特征：想法简单、易受刺激、易受暗示、情感夸张、受领袖人物的主导影响等。但是，由于其特殊的构成，议会群体表现出某些不同的特点。我们将在下面指出。

意见的简单化是议会群体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所有党派中，尤其是拉丁民族的党派，无一例外地存在一种倾向，即通过最简单的抽象原则和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规律来解决最复杂的社会问题。当然，原则因党派而异，但仅仅因为个人身处群体这样的事实，他们就总是倾向于夸大这些原则的作用，非要将其贯彻到底不可。尤其议会所代表的，更是一些极端的意见。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是议会意见简单化的完美典型。他们的脑袋里装满教条和逻辑，全是含糊的概论，却忙不迭地贯彻他们死板的原则，全然不考虑具体事件；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他们经历了大革命，却看不到这场革命。他们把极为简单的教条当作指引，幻想把整个社会彻底改造，把一个精致的文明远远地退回到社会进化前的阶段。他们用来实现梦想的办法同样也带有绝对的简单化特质。实际上，他们做的只不过是用暴力把妨碍他们的一切都摧毁。而且，无论他们是吉伦特派、山岳派、热月派还是其他什么派，全都深受这一精神的激励。

议会中的群体特别容易受到暗示；而且，就像所有的群体一样，暗示来自于拥有名望的领袖人物；但是，必须指出，暗示性在议会群体中有着非常明确的界限。

在地方利益或地区利益的所有问题上，议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持有固定的、不可改变的观点，任何论证都无法使其动摇。即使有狄摩西尼的辩才，也无法改变一个众议员在贸易保护或酿酒业特权等问题上的投票，这类问题代表着有影响力的选民们的切身利益。这些选民早在投票期之前就发出的暗示，足以压倒一切其他暗示，维持意见的绝对固定性。^[56]

在一些普遍问题上：推翻一届内阁、开征一种新税等等，则不再有任何固定意见了，领袖人物的暗示可以发挥作用，但并不完全像在普通群体中那样。每个政党都有其领袖，他们的影响力有时候是旗鼓相当的。结果是，一个众议员会发现自己处于截然对立的建议当中，因此注定犹豫不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会看到，他在短短一刻钟之内会做出完全相反的投票，或为一项法案增加一条使其失效的条款：比如剥夺工厂主选择和解雇工人的权力，然后又用一项修正案几乎废除掉这项措施。

正是因此，在每一届议会上会有一些非常固定的意见和一些非常未定的意见。实际上，一般性的问题数量最多，因此议而不决的现象司空见惯。之所以议而不决，是因为对选民永远存在担心，因为选民潜伏的建议总是有可能抵消掉领袖人物的影响力。

不过，如果一个议会中的成员事先没有形成不可动摇的意见，领袖人物在多数的辩论中终究还是真正的主导。

这些领袖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任何国家的议会中，都可以看到他们以团体头目的名义存在。他们是议会的真正统治者。群体中的人没了首领就不知所措。这就是为什么议会中的表决通常代表的只是少数人的意见。

领袖很少以论理来发挥影响，而更多是通过他们的名望。最好的证据就是，如果他们的名望忽然被时势所剥夺，他们就不再具有影响力了。

领袖的这种名望只属于个人，与头衔或声誉无关。朱尔·西蒙^[57] 先生在评论1848年国民议会——他也列席其中——的大人物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例子：

路易·拿破仑在两个月前还无所不能，现在就什么也不是了。

维克多·雨果登上讲台。无功而返。人们听他说话，就像听菲利克斯·皮阿^[58] 说话；他没有得到多少掌声。“我不喜欢他的观点，”沃拉贝勒这样对我说起皮阿，“不过他是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也是最伟大的演说家。”埃德加·基内^[59] 才智超群，但算不上人物。他在议会召开之前受欢迎了一阵子，但在议会里，他籍籍无名。

政治集会是世上最不在乎才华的地方。人们在这里只关心时间地点相宜的辩论，只服务于党派，却无益于国家。要想让他们对1848年的拉马丁以及1871年的梯也尔表达敬意，就得用迫在眉睫的利益来刺激才行。危机一旦过去，人们就立刻忘记感激，忘记恐惧。

我引用上面的话，是因为其中包含的事实，而非其所提出的解释。这当中的心理学微不足道。群体一旦效忠于领袖，无论是为国家还是为党派，都会立刻失去群体之特性。服从于领袖的群体慑于他们的名望，当中并无利益牵绊或感激之情。

因此，享有足够名望的领袖几乎掌握着绝对的权力。一位著名的众议员在最近的大选中因为某些金融问题被击败了，但多年时间里，他因其名望而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只消一个简单的手势，内阁便倒台了。有个作家用以下几行话清晰地记录了他行为的影响：

就是因为这位X先生，我们不得不付出比正常高出三倍的价钱买下东京^[60] ，在马达加斯达也没有站稳脚跟，还在南尼日尔被人夺取了整个帝国，并且失去了在埃及的优势地位。——X先生的谬论让我们付出的领土代价，比拿破仑一世造成的损失还要巨大。

对于这种领袖，我们不应太过苛责。他们的确让我们付出巨大代价；但他们的影响力大部分都是由于顺应了民意，而民意在殖民地问题上，当时还远远没有达到如今的水平。

领袖很少能够超前于民意，他所做的几乎永远都是顺应民意，并且赞同他们的一切错误。

领袖在名望之外的说服手段，是我们多次提及过的要素。要想巧妙运用这些手段，领袖必须能够深入了解群体心理（至少以无意识的方式），并且懂得如何对他们说话。他尤其应该知道词语、套话和形象的神奇影响力。他应该掌握独特的、综合的辩才：强有力的断言——不提供任何证据；生动的形象——辅以笼统粗浅的推论。这就是我们在所有议会，包括最以沉稳著称的英国议会上都能看到的辩论类型。

英国哲学家梅因^[61] 说：“我们时常从下议院的争论中看到，整个辩论不过就是暴烈的人们用无力的大话彼此交锋。这种一般的套话能够对纯粹的民主想象产生巨大的影响。

将一般的主张用惊人之语来表现，总是能轻易地被群体所接受，哪怕它从来没有得到过证实，并且也许不可能得到任何证实。”

前面引文中“惊人之语”的重要性，可谓毫无夸张。我们已经多次谈到词语和套话的特殊力量。在措辞的选择上，必须以是否能唤起生动的形象为准。下面这段话摘自我们的一位议会领袖，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那天，同一艘船载着声名狼藉的政客和目无法纪的杀人犯，驶向热病肆虐的流放地。他们彼此交谈，视对方为同一社会秩序下互补的两面。

这样的句子唤起的形象如在眼前，连演说者的所有反对者们都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威胁。他们顿时看到了热病肆虐的土地，和一艘可以将他们送到那里的船。因为他们不就极有可能属于那些岌岌可危的政客中的一员吗？于是他们隐隐感到恐惧，这种恐惧，就如同国民公会的人们所感受到的，罗伯斯庇尔用断头台发出的含糊恐吓，在这样的恐惧中，他们总是对他一再退让。

领袖极尽所能夸大其辞，总是对他们大有好处。我刚才引用过的那位演说家能够断言——且不受到强烈反对——说银行家和教士们在资助扔炸弹的人，说大金融公司的董事应该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受到惩罚。这样的断言永远能在群体中发挥作用。断言再激烈、再具威胁性都不过分。没有什么比这种辩论术更能唬住听众。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一旦提出异议，就会被当作叛徒或帮凶。

就如我刚才所说，这种特别的辩论术在任何集会中都是战无不胜的；在危机时刻，它的作用就更为有效。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大革命时期各种集会上大演说家们的讲话，读起来就非常有意思。他们无时无刻不感到有必要停下来谴责罪恶、弘扬美德，然后还要大声咒骂暴君，发誓不自由毋宁死。在场的听众站起来，热烈地鼓掌，然后平静下来，坐回座位。

领袖偶尔也可能是有智识的，但这对他往往弊大于利。在展示事物的复杂性，并允许做出解释和理解时，智力总是会使人变得宽容，于是大大削弱了使徒身上所必须有的强烈信念。在一切时代，尤其是大革命时代的伟大领袖，头脑狭隘得一塌糊涂；可偏偏越是狭隘，越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他们当中最著名的演说，即罗伯斯庇尔的演说，常常以其前后的矛盾性令人瞠目结舌；如果只看这些演说，人们完全无法理解，这个强大的独裁者是如何拥有这么巨大的影响力：

拉丁文化和教学辩论中的陈词滥调是用来服务那些既幼稚又平庸、在进攻和防守中只会像小学生一样说“那就上啊！”的人们。没有观点、没有技巧、没有俏皮话，狂言只会令人感到无聊。当人们走出沉闷乏味的演说厅，会迫不及待地像德穆兰^[62] 一样大叹一声：“唉！”

一种与极端狭隘的头脑相结合的强大信念会赋予一个有名望的人什么样的力量，有时想想都令人恐惧。但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一个人才可能漠视障碍、一往无前。群体本能地在这些精力旺盛、信仰坚定的人当中寻找自己的主子，他们总是需要这样的人物。

在议会中，演说的成功几乎只取决于演讲者的名望，而与他的说理无关。最好的证明就是：当一个演讲者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失去了他的名望，他就同时失去了一切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他不再拥有主导投票的能力。

至于籍籍无名的演讲者，就算他拿着论证充分的讲稿出场，可仅凭这些论证，他连被聆听的机会都没有。老众议员德索布先生最近对缺乏名望的众议员做出了如下描绘：

当他走上讲台后，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讲稿，一丝不苟地在面前摊开，信心满满地开始演讲。

他自认为能将令他深受鼓舞的信念传递到听众的心灵中去。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他的论证，他对数字与证据充满信心，他确信道理站在他这一边。他觉得在这样显而易见的事实面前，一切反抗都是无效的。他开讲了，感到理直气壮，而且认为同事们都会聚精会神地听他说，因为对于真理，他们当然唯有心悦诚服的份……

他才开口，就吃惊地发现大厅并不安静，他对越来越大的嘈杂声感到有些不悦。

为什么不能保持安静呢？为什么大家都不专心听他演讲？那些忙着交谈的人都在想些什么？有什么事那么要紧，让他们时不时要离开座位？

他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安。他皱了皱眉头，停了下来。在议长的鼓励下，他又提高了音量，重新开始。还是没有人听他的讲话。他加重语气，做出手势，但噪音已经将他层层包围。他连自己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只好又停了下来。然后，由于担心自己的沉默会引来可怕的嘘声：“下去！”他又无奈地重新开始了。喧闹声变得让人无法忍受。

当议会达到一定程度的兴奋状态后，它们就变得和一般的异质性群体没有多大区别，因此它们的情感总是表现出极端的特点。最伟大的英雄行为和最凶残的暴行，都出自它们。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失去了自我，投出的票可以与他的自身利益完全相悖。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说明了议会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丧失自我意识，听从与自身利益完全相悖的建议。对于贵族而言，放弃自己的特权是一种巨大的牺牲，但是在国民公会期间那个著名的夜晚，他们却义无反顾地这样做了。对于国民公会议员而言，放弃自己的不可侵犯权就将永远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但他们这样做了，而且不惧自相残杀，尽管他们深知，今天他们将同伙送上断头台，明天身处这铡刀下的，也许就是他们自己。

他们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我所描述过的，完全不由自主的状态。任何考量都无法阻挡他们服从那些令他们冲昏头脑的建议。下面这段话摘自他们当中一位名叫比劳·凡尔纳的回忆录，说的正是这一典型情况：“人们对我们的决议大加指责”，他说，“其实在两天甚至一天以前我们也非常不想要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危机造成的决定，只是因为危机。”他说的再正确不过。

同样的无意识现象在国民公会所有情绪激昂的会议上都可以看到。泰纳说：

他们批准并下令执行他们引以为荣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仅愚蠢、疯狂，而且罪恶：杀害无辜百姓，杀害他们的朋友。在全体一致的热烈掌声中，左派联合右派，把他们的最初首领、大革命最伟大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丹东送上了断头台。在全体一致的热烈掌声中，右派联合左派，做出了大革命政府最糟糕的决议。在全体一致的激情欢呼中，在对德布瓦、库东和罗伯斯庇尔等人的狂热崇拜中，国民公会本能地一再改选，让杀人的政府留在台上。平原派憎恨政府，因为它草菅人命，山岳派憎恨政府，因为它滥杀无辜。平原派和山岳派，多数派和少数派，最后都成为了屠杀自己的帮凶。牧月22日，整个国民公会引颈就戮。热月8日，在罗伯斯庇尔发表演讲的一刻钟当中，同样的情况又再度发生。

这幅画面看起来昏暗，却十分准确。足够兴奋和着魔的议会就会表现出同样的特点。

它们成为了变化无常的人群，服从于各种欲望的驱使。以下这段有关1848年议会的描述，来自斯布勒尔先生，一位有着不容怀疑的民主信仰的议员。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我所描述过的关于群体的一切夸张情感及其极度多变性——它们能在瞬间从一种情感转向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情感。

分裂、嫉妒、怀疑、时不时的盲目信任与无节制的期待，令共和党走向灭亡。它的天真质朴与它的普遍怀疑不相上下。完全没有法律意识、不知道纪律为何物、恐怖与幻象没有界限——农民和孩子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他们的平静与急躁相媲美。他们的野蛮与温驯不相上下。这是不成熟的性格以及教养缺失所导致的特点。没有什么事能让他们吃惊，但任何事又都能令他们慌乱。他们既担惊受怕、胆小如鼠，又英勇无畏、不屈不挠，他们可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也可能在影子面前就退缩。

他们完全不懂事物的原因和关联。忽而垂头丧气，忽而得意忘形，非常容易恐慌，反应永远过度。他们像流水一样无常，映照出所有的颜色，变幻出所有的形态。

我们还能期待他们奠定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基础？

幸运的是，我们刚才所描述的所有这些议会当中的特点，并不会经常出现。议会只有在某些时刻才会变成群体。组成议会的个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保持自己的个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议会能够制定出非常出色的法律。这些法律的作者确实都是专家，在自己安静的书斋中拟定草稿；而被表决通过的法律事实上是个人的作品，而不是议会的产物。这样的法律自然是最好的。只有当一系列面目可憎的修正案把它们变成了集体产物时，这些法律才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群体的产品无论何时何地，永远都比孤立个体的产品来得低劣。是专家们帮助议会避免了一堆毫无条理或缺乏检验的举措。这时，专家是群体的暂时领袖。议会影响不了他，但他可以影响议会。

尽管在运作上有诸多困难，但议会仍是人类迄今为止所找到的最佳统治方式，尤其是最有可能摆脱个人独裁的统治方式。至少，对于哲学家、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学者，总之一句话，对于所有构成文明金字塔顶端的人们而言，议会无疑是最理想的统治。

不过，事实上，它造成两种严重的危险：一是不可避免的财政浪费，二是对个人自由的逐步限制。

第一种危险是各种紧迫需求与选民群体缺乏远见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个议员提出一项符合民主理念的补偿举措，比如承诺所有工人的退休金补助，提高养路工人、小学教师待遇等等，而其他众议员由于害怕选民不满，不敢忽视其利益，于是也就不敢反对这项提案，尽管他们深知此举将大大加重财政预算的负担，并必然造成新税种的设立。他们在投票过程中是不可能犹豫的。增加开支的后果属于遥远的未来，对他们没有什么不利的影响，而如果投了反对票，造成的后果在他第二天面对选民的时候就会清清楚楚地展现出来了。

除了第一个原因：开支过度外，还有一个同样具有强制性的原因，即必须赞同一切为了地方利益的开支。一个众议员没法反对这种开支，因为它们代表的还是选民的要求，而每个众议员若想为自己的选区争取到所需要的开支，只能同意同僚们所提出的类似要求。^[63]

上面所提到的第二种危险，是因议会所造成的对自由不可避免的限制，表面上并不明显，但却千真万确。这是由大量法律造成的结果，而这些法律总是带有限制性。议会目光短浅，对其后果茫然无知，他们只认为自己有义务表决通过。

这种危险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即使在英国这个提供了最完美的议会体制、议员对其选民保持了最大独立性的国家里，这种危险仍无法逃脱。赫伯特·斯宾塞在很早以前的一本著作中就曾指出过，表面自由的增加必然伴随着真正自由的减少。在他最近的著作《个人与国家》中，他又再度谈到了这个问题。关于英国议会，他是这样说的：

这段时期以来，立法一直都走在我所指出过的路线上。快速膨胀的独裁政策不断地倾向于限制个人自由，这表现在两个方面：每年都有大量的法令被制定出来，对公民施加限制，过去完全自由的行为现在不能做了，而过去全凭个人意愿、可做可不做的事现在成为了必须完成的行为。同时，日益沉重的公共负担，尤其是地方上的公共负担，通过减少公民可以自由支配的利益份额，增加从他那里剥夺过来用于满足公共喜好的份额，进一步限制了他的自由。

这种对自由的逐步限制在各个国家都以一种独特的形式表现出来（斯宾塞对此没有明确地指出）具体的形式是这样的：大量法律措施的建立（大体上都是限制性法令）必然导致负责实施这些法律的公务员人数、权力和影响的增加。因此，这些公务员有可能逐步地成为这些文明国家的真正主人。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力，因为在永不止息的权力更迭中，公务员群体是唯一能够不受这些变化触动，唯一能够不承担责任、不具有个性，并且永远存在的群体。在所有的专制统治中，没有什么能比这三大特点更具有压迫性。

不断制定限制性法律法规，把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行为用最繁琐的条条框框包围起来，必然会将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限制在越来越窄小的范围内。各国的民众被这样一种幻象所蒙蔽，认为法律制定得越多，自由和平等就越能得到保障，于是他们每一天都在接受越发沉重的束缚。

他们的逆来顺受会引来恶果。习惯了忍受一切枷锁，他们很快就会变成主动去寻求奴役，最终失去所有的自发性和所有的活力。那时，他们就只是一个个虚幻的影子，被动、消极、疲软无力。

当人在自己身上已经找不到原动力，他必然会向自身外部去寻找。随着公民越来越麻木和虚弱，政府的角色就不得不一再强化。它们必须表现出个人所不再拥有的主动性、责任感和领导力。它们必须承担一切、领导一切、保护一切。国家成为一个全能的上帝。但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上帝既不能持久，也并不真正强大。

在一些国家中，所有自由的逐步受限（尽管表面上的许可给了民众拥有自由的幻觉）是这个民族的衰老所产生的结果，这同样也是任何一种政治体制的结果。它是衰败期开始的预兆之一，这种衰败，迄今为止任何文明都无法逃脱。

如果以历史的教训和各处涌现的预兆来判断，我们的一些现代文明都已经到达了这样一个极度衰老、行将就木的阶段。所有的民族似乎都无法避免要经历这同样的阶段，因为显而易见，历史总是在不断重演。

文明进化的这些一般阶段，很容易可以做一个简要的总结，我们也将以此来结束本书。

纵观我们之前的文明所历经的伟大与衰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在这些文明的诞生之初，一群来源不同的人，因移民、入侵或征服等偶然因素而聚集在一起。他们流着不同的血，说着不同的语言，信仰也各不相同，这些人之间唯一的共同纽带，就是某个首领半认可的法律。在这些混杂的群居点中，可以看到最突出的群体心理特征。他们当中有短暂的团结、英雄主义、脆弱、冲动和暴力。没有什么是稳定的。他们是野蛮人。

接着，时间造就了自己的作品。环境的相同、种族间不断的通婚、共同生活的必要性，慢慢地发挥着作用。不同的群居点开始融合并形成种族，即形成具有共同特性和情感的集合体，在遗传的作用下日益稳固。群体变成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将有能力走出野蛮状态。

但是，只有在经历了漫长的努力、不断重复的抗争，以及无数次的重新开始，从而获得了某种理想之后，它才算真正走出蛮族阶段。这种理想是什么性质并不重要，无论是罗马的崇拜、雅典的强盛还是真主安拉的胜利，都足够让正在成型的种族中的所有个体在思想和情感上实现完全的统一。

这时，一个有着自己的制度、信仰和艺术的新文明就诞生了。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这个种族逐渐获得能够带来光荣、力量和伟大的素质。在某些时候，它无疑还是乌合之众，但在群体变幻不定的特征背后，会形成一个稳固的基础，那就是一个种族的禀性，它紧紧地限制着一个民族波动的幅度，并规避着风险。

但是，当时间完成它的创造性工作后，就开始了破坏的过程，无论是神还是人，都无法逃脱。当文明的强盛和复杂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停止了前进，而一旦止步不前，它就注定迅速衰落。它的老年时期来到了。

这个不可避免的时刻，总是以支撑种族精神的理想走向衰弱作为标志的。随着这一理想变得苍白无力，一切在它的激励下建立起来的宗教、政治或社会基础，都开始动摇。

随着理想的逐步消亡，种族也日益失去其团结、统一、强大的源泉。个人的个性和智力可以增长，但与此同时，种族的利己主义被个人利己主义的过度发展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个性的弱化和行动力的减少。形成一个民族、联盟、集团的群体，最终变成一群没有凝聚力的个人，仅仅在某些时刻，因为传统和制度而人为地维系在一起。

这时，因个人利益和愿望而四分五裂、无法自我治理的人们，在最微不足道的行为上都需要被领导，于是国家开始发挥它铺天盖地的影响力。

随着古老理想的彻底丧失，种族最终也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它只不过是一群孤立的个人聚集在一起而已，这就又回到了最初开始的状态：一群乌合之众。它身上的特质短暂易变，既不可靠，也没有未来。文明失去了稳定性，只能随波逐流。平民为王，莽夫横行。这个文明也许看上去还是灿烂的，因为它那由悠久历史所赋予的华丽外表仍在，但事实上它的根基已被腐蚀，岌岌可危的大厦，在下一场风暴来临之时就将土崩瓦解。

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从野蛮走向文明，再随着梦想力量的失去，走向衰落和死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