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选民群体的一般特点／如何说服他们／候选人应该具备的素质／名望的必要性／为什么工人和农民很少选举自己的同行／词语和套话对选民的影响力／竞选讨论的一般角度／选民意见如何形成／委员会的权力／它们代表着最可怕的专制／大革命时期的委员会／普选虽然在心理学价值上存在缺陷，但不可被取代／为什么即使将普选权限制在某个公民阶层当中，仍然不会改变选举结果／普选在其他国家是如何进行的。

选民群体，也就是被召集来选择官职担任者的集体，属于异质性群体，但由于他们的行为仅限于一件指向明确的事情：从不同的候选人中做出选择，因此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观察到前面所描述过的某些特征。

他们表现出的群体特征往往就是：缺乏推理能力、没有批判精神、易怒、盲从和头脑简单。我们还可以从他们所做的决定中看到群体领袖的影响，以及我们之前列举过的那些因素的作用：断言、重复、名望和传染。

让我们来看看如何吸引选民。在那些最成功的办法当中，心理因素清晰可见。

候选人最首要的条件是享有名望。个人名望唯有财富能够取代。才能，甚至天才，都不是成功的必要因素。

候选人享有名望的必要性，即能够不经讨论就让人们接受自己，是至关重要的。选民——其中大多数来自工人和农民——很少选择自己的同行来代表他们，是因为这种出身的人对他们而言不具有任何名望。如果他们偶然选出了一个与他们同等的人，那往往是因为一些次要原因，比如为了对抗某个大人物、某个平日里选民不得不依赖的强势雇主，他们以此获得翻身做主的短暂幻觉。

但享有名望并不足以保证候选人取得成功。选民特别需要别人满足他们的贪婪和虚荣；必须对他们极尽讨好之能事，并毫不犹疑地许下天花乱坠的诺言。如果他们是工人，那就竭尽所能辱骂痛斥他们的雇主。而对于竞选对手，则要运用断言、重复和传染等方法竭力挤压他，让人们确信他是一个十足的无赖，累累恶行众人皆知。显然，寻找所谓证据是毫无用处的。如果对手不了解群体心理，他就会努力用各种论据为自己辩护，而不是仅以断言来驳斥断言；可这样一来，他就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了。

候选人写成文字的纲领不可过于明确，因为对手将来会以此对付自己；但口头纲领则可以尽可能夸大其辞。最重大的改革方案都可以面不改色地予以承诺。此时，这些夸张的许诺可以产生巨大的效果，而且不用对未来负任何责任。持续的观察证明，选民从来不会费心去了解自己选出的人是否履行了之前的誓愿，尽管当时选举他正是以那个誓愿为前提的。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前面所讨论过的所有说服因素。我们还将在“词语和套话”——我们已经谈到过它们的神奇力量了——所产生的作用中看到这些因素。一个懂得如何运用这些说服手段的演说家能够随心所欲地支配群体。一些表达诸如：罪恶的资本、卑鄙的剥削者、可敬的劳工、财富的社会化，如此等等，总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尽管这些词已经有点被滥用了。但如果候选人能找到新的用词，而且语意足够模糊，就能够满足各种人的期待，由此大获全胜。1873年那场血腥的西班牙革命就是由一个含义复杂、任何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方式诠释的奇妙词语所引发的。当时的一位作家曾讲述了这种说辞的产生，在此值得引述：

激进派已经发现，集权制的共和国其实是乔装打扮的君主国，为了取悦他们，西班牙议会一致宣告成立“联邦共和国”，而投票者们谁也不清楚自己所投的票赞成的是什么。但这个说法让所有人都很高兴，他们陶醉其中，欣喜若狂。幸福与美德的王国在人间揭幕。一个共和主义者，若是被对手拒绝称为联邦主义者，会认为自己受到了致命的侮辱。人们在大街上这样相互问候：“联邦共和国万岁！”然后为军队的无纪律和士兵的自主自治高唱颂歌。什么是“联邦共和国”？有些人将其理解为各省的解放，类似于美国的制度或者行政分权制；有些人则认为它是消灭一切权威，即将开启社会大清算。巴塞罗那和安达鲁西亚的社会主义者鼓吹市镇权力至上，他们打算在西班牙建立一万个独立的自治市，自己立法，同时取消军队和警察。我们很快就看到，在南部各省，起义从一个城市蔓延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村庄蔓延到另一个村庄。当一个市镇发出政变宣言，它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破坏电报和铁路系统，切断所有与相邻地区以及马德里的联系。所有市镇无一例外。联邦制变成了粗暴的各立门户，到处都充斥着杀人放火的血腥狂欢。

至于理性对选民头脑可能产生的影响，千万不要去读那些关于选民集会的报道，以免产生错觉。在这种集会上，人们言之凿凿，相互痛斥，有时甚至殴打起来，但从来就不进行论证。即使出现片刻安静，也是因为某个难缠的列席者宣称自己要出题为难一下候选人，而这类提问总能取悦听众们。但是反对派的满足不会长久，因为抢先发言者的声音很快就会被对手的起哄声压倒。从报纸上无数类似的公众集会报道中，我们可以选出一些典型事例：

一名组织者请在场的人选出一名主席，骚动立即爆发了。无政府主义者跳上讲台，企图占领会议桌。社会主义者极力反抗；人们扭打在一起，互相指责对方是奸细、叛徒，如此等等。一个公民捂着被打肿的眼睛离开会场。

会议就这么勉勉强强地在喧闹当中继续下去，X同志开始讲话。

演讲人开始大肆抨击社会主义者，而对方则以“白痴！混蛋！流氓！”等等的叫骂回敬他。X同志根据这些脏话提出理论称社会主义者们才是“白痴”或“笑话”。

……阿勒曼派昨晚在福伯格宫大街的商会大厅组织了一次庆祝五一劳动节的预备大会。会议的口号是：“沉着冷静。”

G同志称社会主义者为“白痴”和“骗子”。

听到这些话，演讲者和听众互相斥骂，甚至大打出手；桌子、椅子、板凳，全都变成了武器。

千万别以为这种争论专属于某个特定的选民群体，并由他们的社会地位所决定。在所有不具名的集会中，不管是什么集会，哪怕其成员全部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构成，会上的争论也是一样的景象。我已经指出过，身处群体的人们会降到同样低的智力水平，这样的证明比比皆是。例如，以下就是我从报上摘取的一段关于一场全部由大学生组成的集会的报道：

随着夜色渐深，喧嚣有增无减；我看没有哪个演讲者不是说上两句话就被打断的。每时每刻都有叫喊声从这一处或那一处冒出来，或者同时从每个角落冒出来；有人鼓掌，有人发出嘘声；各方听众都加入激烈的争论；有人挥舞棍棒，气焰嚣张；有人有节奏地敲击地板；“轰出去！”“让他说！”的叫喊声此起彼落。

C先生满嘴都是混蛋、懦夫、怪物、小人、唯利是图、睚眦必报之类的形容语，而他宣称要把这些词统统消灭。

如此等等。

人们也许会问，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怎么形成选民观点？但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其实是对集体所享有的自由程度怀有奇怪的幻觉。群体的意见是别人施加的，从来不是自己推理出来的。在这里所谈的事例中，选民的意见和选票是操纵在选举委员会手里的，而它的领头人物往往都是一些酒商，他们对工人有极大的影响力，因为工人们都向他们赊账。

当今最勇敢的民主斗士之一，谢勒先生写道：“你们知道什么是选举委员会？它其实就是我们各项制度的钥匙，政治机器的基石。今日法国就是在委员会的统治之下。”^[55]

只要候选人令人满意，又拥有足够的财源，那对他们施加影响就没多大困难。根据捐款人的招认，三百万法郎就足以保证布朗热将军当选。

选民群体的心理就是如此。他和其他群体一样：既不更好，也不更坏。

以上所言并没有让我得出反对普选的结论。如果让我来决定它的命运，出于一些实际的原因，我会保留它的存在，这些原因来自于我们对群体心理的研究，因此，我将对此进行阐述。

毫无疑问，普选的缺陷十分明显，无法视而不见。我们必须承认，文明是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少数精英的作品，随着金字塔层的加宽，智力水平也随之递减，其基底就是这个民族的大众。一个民族的伟大，如要建立在以人数取胜的底层成员的投票上，是不可靠的。

还有一件毋庸置疑的事是，群众的选票往往是相当危险的。它们已经让我们付出过好几次外敌入侵的代价；而随着社会主义学说的胜利，异想天开的人民主权论必将让我们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这些理论上出色的异见在实践中并无作用，但别忘了，当观念转化为信条之后，势不可挡。群体权力至上的信条，从哲学上来看，和中世纪的宗教信条一样站不住脚，但它如今却拥有绝对的权力。因此，它就像我们曾经的宗教观念一样不可战胜。设想一下，一个现代的自由思想家被某种魔力送回中世纪。你认为，当他看到当时盛行的宗教观念所拥有的至高权力后，会试图与之斗争吗？当他落入能够把他送上火刑柱的法官之手，被指控与魔鬼签了契约，或是赴过女巫的魔宴，他还会想着争议魔鬼或女巫的存在吗？与群体的信仰作对，不亚于与飓风作对。普选的信条在如今拥有和过去的宗教信条一样的威力。演说家和作家们说起它时表现出的恭敬和奉承，连路易十四都不曾享有。因此，对待它必须像对待所有宗教信条一样。唯有时间能对它起作用。

此外，尝试动摇这种信条更是无用的，原因显而易见。托克维尔说得对：“在平等的时代，人们并不相信对方，因为他们彼此相似；但正是这种相似性使得他们几乎毫无节制地信任公众的判断；因为在他们看来，既然大家知识水平相当，那么真理没理由不是站在大多数人这一边的。”

现在是否可以认为，如果给选举权设限（比如限制在聪明人当中）就能够改进群体的投票结果？我任何时刻都不会同意这一点，理由我已经说过：一切集体，无论由什么样的成员构成，其智力水平都是低下的。在群体中，人们总会趋向一致，在一般性的问题上，四十名院士的投票不会比四十名挑水工的投票更高明。我一点都不相信，任何一次备受谴责的普选投票，如帝国的重建，换成只由学者文人来当投票者，其结果会有什么不同。一个人不会因为通晓希腊语或数学，是建筑师、兽医、医生或律师，就对社会问题有着特别清晰的了解。我们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受过高等教育，大多数是大学教授或院士，然而，他们何曾对任何一个普遍性问题：贸易保护、复本位制等达成过一致意见？原因在于，他们的学识只不过比普遍的无知看上去好一点点。面对充满未知的社会问题，人们的无知并没有什么两样。

因此，如果只由学识渊博的人组成选民群体，他们的投票也不会比如今的选民好多少。他们还是受到自己的情感和党派意志的支配。这丝毫不会减轻我们如今所面临的困难，并且我们必定还会遭遇来自身份团体的专制压迫。

不管是受到限制还是普遍拥有，不管是在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下，是在法国、比利时、希腊、葡萄牙还是西班牙行使，群体的选举权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它所表达的，不过是一个种族无意识的向往和需要。在每个国家中，被选中的人的平均水平代表的就是这个种族的平均心智。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这种水平几乎没有变化。

由此，我们再次落到“种族”这一之前已多次遇到的基本概念上，以及由此引出的另一个观念：即制度和政府对民众的生活并不真正产生多大的影响。民众主要是受到其种族禀性的支配，也就是说，受到祖先遗传残余的支配，所谓种族禀性，就是这些残余的总和。

种族与日常生活的枷锁，就是主宰我们命运的神秘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