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群体信念的预备因素／群体信念的产生是先前积累转化的结果／对这些信念的不同因素加以研究。1.种族。它具有先决影响力／它表现出祖先的暗示作用。2.传统。

它们是种族精神的综合反映／传统的社会重要性／传统在失去必要性后会成为有害因素／群体是传统观念最坚定的维护者。3.时间。它连续地建立信念，毁灭信念／在时间的作用下，混乱中诞生秩序。4.政治和社会制度。对其作用的错误认识／它们的影响力非常弱／它们只是原因不是结果／各民族不能选择看上去对他们而言更优越的制度／制度是标签，在同样的名号下掩盖着最不相同的东西／怎样创立宪法／这对于一些民族而言是必要的，他们的制度从理论上说非常糟糕，比如中央集权制。5.教育与素养。关于教育对群体产生的影响力，目前存在一些错误观点／统计学上的说明／拉丁民族的教育对道德的破坏作用／教育可以产生的影响／不同民族的事例。

在研究了群体的心理结构之后，我们了解了他们的感知、思考和推理方式。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意见和信念是如何产生和建立的。

决定这些意见和信念的因素分为两类：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间接因素是这样一些因素：它使群体能够接受某些信念，并且无法再接纳其他信念。

这些因素为新观念的萌发提供了基础。这些新观念突如其来、势不可挡、效果惊人，但这种自发性只是表象。某些观念在群体当中的爆发和生效有时候显得非常突然，但这不过是我们从表面上看到的结果，在其背后，一定有着漫长的先行准备。

直接因素则是指这样一些因素：有了长期的准备作为基础（没有这些准备它们也就产生不了效果），它们对群体产生了有效的说服力，也就是说，它们使观念成型，并最终爆发。这些直接因素瞬间激发了集体的行动：比如爆发一次骚乱，决定一次罢工；比如一大群人把一个人推上权力宝座，或是推翻了一个政府。

在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两类因素相继产生的作用。这里我们就只以其中最具震撼力的法国大革命为例，它的间接因素中包含了哲学家们的著作、贵族阶级的剥削、科学思想的进步。有了这些准备，群体的心灵很容易就能被那些直接因素所激发，比如演说家的演讲，比如朝廷拒绝接受任何微小的改良。

在间接因素当中，有一些普遍性因素，是所有群体信念和意见的基础。这些因素是：

种族、传统、时间、制度、教育。

我们将对这些不同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进行研究。

1.种族

种族这个因素必须被列为首位，因为它自身的重要性已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的因素。我们在前一部著作中已经对它进行过充分的研究，这里就不再赘述。在前一部著作中，我们说明了什么是一个有历史渊源的种族，以及一旦它形成自己的秉性，就会在遗传规律的作用下具有一种力量，使它的信仰、制度、艺术，总之这个文明中的一切元素，都成为其灵魂特质的外在表现。我们也指出过，种族的这种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任何一种元素在从一个民族传递到另一个民族时，都不可能不经历深刻的改变。^[22] 环境、时机、事件表现的是当时的社会暗示。它们有可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如果这种影响与种族（也就是世代的传承）的暗示相违背的话，那就只能是转瞬即逝的。

在本书的好几个章节中，我们还将有机会继续谈论种族的影响力，并展示这种影响力如何强大到决定了群体精神的特殊气质。基于这样的原因，不同国家的群体在他们的信念和行为中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并且他们受到影响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2.传统

传统代表着过去的观念、需求和情感。它们是种族的综合产物，并把所有的重量都负载在我们的身上。

自从胚胎学证明了过去的时间对生物进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之后，生物科学就被改变了；如果这个理论再广为人知一些，那么历史科学想必也将被深刻改变。然而目前它还未得到足够的普及，很多政客的观念还是与上个世纪的理论家一样，相信一个社会可以与自己的过去决裂，完全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被彻底重建。

民族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个有机体，它就像所有的有机体那样，只能通过缓慢的遗传积累发生变化。

传统支配着人，尤其是群体状态中的人；就如我多次重复过的那样，他们无法轻易地改变传统，能改变的，只不过是名称，是外在的形式而已。

对此无需遗憾。倘若没有传统，就不可能有民族的气质，也不可能有文明的存在。因此，自从人类存在以来，他们所关心的两件事就是：

一、建立传统；

二、当它所带来的好处用尽时，就努力摧毁之。没有传统，就没有文明；没有对传统的缓慢淘汰，就没有进步。困难在于，如何在稳定和变动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而这个困难是巨大的。当一个民族经过一代代的传承，已经让自己的习俗固定得过于牢固，它就很难再进行改变，就像中国那样，没有改进的能力。暴力革命对此也没有用处，因为它所带来的结果，要么是打碎的锁链重新拼接起来，过去的模式原封不动地重现，要么是任凭社会支离破碎，旧时代的衰落很快地被无政府状态所替代。

因此，对于一个民族而言，理想的状态是保持过去的制度，以难以察觉的方式一点一点地改变它。这种理想是很难实现的。古代的罗马人，近代的英国人，差不多是唯一把它变为现实的两个民族。

顽固坚守传统观念、执拗反对变革的，正是群体，尤其是拥有社会地位的那一类群体。我已经强调过群体的保守主义，并且指出，最剧烈的反叛最终得来的不过是一些口头上的转变。在上个世纪末，当我们看到教堂被毁，僧侣被驱逐或砍头，天主教的礼拜到处遭到破坏，我们也许会认为，古老的宗教观念已经失去了它的权威；然而才没过几年，被废除的礼拜制度又在广泛要求下重新建立起来了。^[23]

被暂时消灭的旧传统，又重拾了它的权威。

没有哪个事例能更好地展现传统对群体心理的威力。最令人生畏的偶像，并不居于神坛之上，也不存在于最专制的暴君当中，他们都是转瞬之间就可以被打碎的偶像；而那个掌握了我们灵魂的看不见的主人，可以避开一切的反叛。唯一能打败它的，只有数百年时间的漫长磨损。

3.时间

在社会问题当中，就像在生物问题当中一样，最有效力的因素之一，就是时间。它是唯一真正的创造者，唯一伟大的毁灭者。是它将沙粒汇聚成高山，让洪荒时代微小的细胞成长为高贵的人类，数百年的时间，足以改变任何的现象。如果给一只蚂蚁足够的时间，那么它就有可能将勃朗峰夷为平地，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一个人如果掌握了随意改变时间的魔法，那么他就拥有了信徒们眼中上帝的力量。

不过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只是时间对于群体意见之形成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它的作用也十分巨大。那些重要的力量，比如种族，都要依靠时间才能形成。所有的信仰都在时间的作用下诞生、成长、死亡，它们在时间中获得力量，也在时间中失去它。

正是时间孕育了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也就是说，为它们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这也是为什么一些观念可以实现于一个时代，却不再能适用于另一个时代。是时间将信仰、思想的碎屑堆积成山，在其之上生长出一个时代的观念。它们并非迸发于偶然；每一个观念的根，都深深植于漫长的过去。当它们长叶开花，是时间为它们准备了条件；只有回望过去，我们才能够看到它们的源起。它们是过去的女儿，是未来的母亲，是时间永恒的奴隶。

所以说，时间才是我们名副其实的主人，只需听凭它的支配，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事物是如何变化的。如今，我们面对群体危险的渴望以及其所预示的破坏和骚乱深感不安。唯有等待时间来重建平衡。拉维斯先生所言极是：“没有哪个政权，可以在一天中建成。政治和社会组织是需要历经数百年建设的事业；封建制度在形成自己的章法之前，经历了好几个世纪的混乱与摸索；绝对君权也是经历了数百年之后，才找到了统治的成规，而且在等待成型的阶段，同样也充满了动荡。”

4.政治和社会制度

认为制度可以纠正社会弊端；认为国家的进步是政府和体制完善的结果，社会的改变可以通过一纸政令来实现；这样的观点，在我看来，仍然极为普遍。法国大革命就是以此为起点，目前的社会学说也是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之上。

连续不断的经验仍然没能真正动摇这个庞大的幻觉。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尝试证明它的荒谬，却只是徒劳。不过，他们已经轻松证明了制度是观念、情感和习俗的孩子；而观念、情感和习俗不会随着法典的改写而被重造。一个民族不能随意选择他们的制度，正如他们不能选择自己眼睛和头发的颜色。制度和政府是种族的产物。它们根本不是时代的创造者，它们是时代的作品。各民族并不是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接受统治，而是出于其本性的需要。形成一种政治体制需要数百年的时间，改变它则又需要数百年。任何制度都不具有固有的优点；它们自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在某个特定时期对某个特定民族而言是有益的制度，也许对另一个民族却是极为有害的。

因此可以说，一个民族根本没有力量去真正改变自己的制度。的确，他们能够以暴力革命为代价，改变制度的名称，但其实质并没有改变。名称只不过是一些无用的标签，深入事物本质的历史学家们根本不会对它们加以留意。所以说，英国虽然在君主制度的统治之下，却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24] ，而那些原属西班牙的美洲共和国，尽管有着共和制的宪法，其实却处在最严酷的专制统治之下。决定各民族命运的，不是它们的政府，而是它们的性格。我在前一本书中，曾尝试通过一些典型事例，来证实这一观点。

因此，把时间浪费在炮制各种宪法条例上，只不过是幼稚的把式，是无用且愚蠢的修辞练习。真正负责制定宪政的，是必要性以及时间，而我们则应明智地让这两个因素发挥作用。盎格鲁—撒克逊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伟大的历史学家麦考莱^[25] 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的那段话值得所有拉丁国家的政客们铭记在心。他先是指出了法律所能带来的一切好处，尽管这些法条从纯粹理性的角度来看，充满着荒谬和矛盾。然后，他将欧洲和美洲的拉丁民族那些在动荡中朝生暮死的一大堆宪法条例与英国的宪法作比较。他让我们看到，后者的变化非常缓慢，是一点一点进行的，而影响它变化的，是当即的必要性，而从不是思辨性的推理：

“丝毫不要考虑严谨对称，更多地是考虑方便实用；绝不单纯地因为不一致而去消除不一致；若非感觉到不满，就绝不改革；若要改革，就要彻底解决不满；只针对具体问题对症下药，绝不制定任何范围更大的条款——就是这些原则，从约翰国王时代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一直指导着我们二百五十年的议会作出决策。”

我们应该对每个民族的法律和制度进行逐一检视，才能展现它们是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其种族的需求，以及是否因此而不需被粗暴地改革。我们可以从哲学角度论述诸如集权制的利与弊这样的问题，然而，当我们看到，一个由不同种族构成的国家，它的国民花了一千年的努力来推进集权制；当我们发现，一场以打破所有旧制度为目标的大革命，不仅不得不尊重这种集权制，甚至还将其强化，我们就该承认它是绝对需求的产物，是生存本身的条件。对于那些奢谈毁掉这种制度的政客，我们唯有怜悯他们浅薄的见识。如果他们碰巧做成了这件事，那么，成功的时刻也正预示着一触即发的可怕内战^[26] ，内战又立即会带来比旧政权更具压迫性的新的集权制度。

从以上所述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不能从制度中去寻找能够深刻影响群体禀性的手段；我们看到一些国家，比如美国，通过民主制度取得了高度的繁荣，但我们也看到其他一些国家，比如那些共和制下的西班牙语美洲国家，尽管有着几乎完全相似的制度，却生活在极其可悲的混乱当中。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国家的伟大，或那个国家的堕落，与制度本身都是不相干的。各民族受自身性格的支配，一切与其性格不相称的制度，都只不过是一件借来的外衣，一种暂时的伪装。诚然，血腥的战争、暴力的革命一直都在发生，并将继续发生，就为了强行建立这些制度，人们就像看待圣人遗骨一样，将其看作是能够创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制度对群体意识产生了影响，因为它们确实造成了这些动荡。但事实上，并不是制度在产生作用，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成功或失败，它们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效力。真正对群体意识施加影响的，是幻觉与词语。尤其是词语，我们很快就将谈到这些虚幻却强大的词语所能产生的惊人威力。

5.教育

在一个时代为数不多的主导观念当中（尽管有时候它们只是单纯的幻觉），有一个观念在今天是占据首要地位的：即认为教育能够显著地改变人，并且绝对能够改善人，甚至将他们变得平等。由于不断的重复，这个论点最终变成了不可撼动的民主信条。如今要想触碰这个信条，就和当年想要触碰教会一样困难。

但在这个问题上，就像在其他很多问题上一样，民主观念与心理学和经验所提供的数据有着深刻的差异。包括赫伯特·斯宾塞在内的许多杰出心理学家，都已经毫不费力地证明，教育既不能令人变得更有道德，也不能使人更幸福，它无法改变人的本能和世代相传的冲动；而且有时候——很容易就会受到不良引导——带来的坏处远远大于好处。统计学家已经证实了这些观点，他们说，犯罪现象是随着教育的普及，或者说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而增长的；社会最坏的敌人，无政府主义者，通常都曾是学校里名列前茅的人；而且，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杰出的法官阿道夫·吉约先生指出，目前，受过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的比例是3000∶1000，并且，在五十年的时间里，犯罪人数从四十万居民中的二百二十七人上升到五百五十二人，即增长了133%。他和他的同行们还注意到，犯罪率主要是在年轻人中增长，而众所周知的是，正是为了年轻人，法国用免费义务教育代替了收费教育。

当然，没有人会坚持说，即便正确引导的教育也无法得出有益的成果。就算它不能提升道德品质，但起码可以发展职业技能。不幸的是，拉丁民族，尤其在近二十年来，将他们的教育体制建立在十分糟糕的原则之上，并且，尽管有那些最优秀的头脑对此提出意见，他们仍然坚持走在错误的道路上。我本人也在另一本著作中^[27] 指出，我们当前的教育把大多数接受这种教育的人变成了社会的敌人，为最糟糕的社会主义阵营招募了大量门徒。

这种教育（非常符合拉丁民族的特性）的首要危险在于，它建立在错误的基本观念上，认为智力的发展是通过对教科书的死记硬背。因此，人们致力于尽可能多地去记忆课本；从小学到博士，甚至到教师资格会考，年轻人都只知道背书，他们的判断力和主动性从来没有得到锻炼。教育对他而言，是背诵和服从。“学习课程，熟记一条语法或者一段摘要，不断重复，顺利模仿，如此而已。”前公共教育部长朱勒·西蒙先生这样写道，“这实在是一种可笑的教育，所有的努力都是一种信仰行为，默认教师不会犯错误，这样的教育导致的结果只会让我们贬低自己，变得无能”。

如果说这样的教育只是无用，那么我们还可以同情一下孩子们的不幸：有那么多东西他们本应在小学里学会，却被灌输了一堆关于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28] 之间的斗争，或者动物种类划分这样的知识；但事实上，这样的教育带来的危险远比这些严重得多。它让接受这种教育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的出身，并迫切渴望脱离这样的环境。工人不想再当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资产阶级中的落魄者，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从事除了国家公务员以外的任何职业。学校不是在帮助人们为生活做准备，而是仅仅为了从事公共服务做准备，在这个领域里要想取得成功，完全不需要自我定向，也无需展现出任何积极主动性。这种制度在社会底层造就了一支无产阶级的大军，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愤愤不平，时刻准备着造反；而在社会的高处，则培养了一批轻浮肤浅的资产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信，对他们亲爱的国家抱着迷信一般的信任，却又时不时对其加以责难，总是把自己的过错归咎于政府，但倘若没有当局的介入，他们又什么事都干不了。

国家靠着教科书制造出了那么多有文凭的人，用得上的只有一小部分，其余的当然就晾在一旁了。所以，国家只能把饭碗留给先来的人，而排在后面的人则成为了国家的敌人。从社会金字塔的最高层到最低层，从最卑微的办事员到大学教授和警察局长，大量拿着文凭的人在围攻着公务员职位。于是，一个商人想要找到一个能替他去殖民地处理生意的代理人都特别困难，但有着成千上万的候选人为了一个最平庸的公职挤破脑袋。单在塞纳省就有两万名小学教师找不到工作，这些人看不起农田和工厂，求助于国家以维持生计。被选中的人数是有限的，所以不满的人注定是大量存在的。这些人随时准备起来革命，不管领头的会是什么人，也不管革命追求的是什么目标。掌握知识却不能用它找到工作，是把人变成造反派的不二法门^[29] 。

显然，迷途知返已经为时过晚。只有经验，各民族最后的导师，会向我们揭示我们的错误。唯有它有力量证明，必须抛弃可恶的课本，可悲的考试，代之以专业的教育，将年轻人送往田野、工厂，以及今天他们不惜任何代价逃避的殖民地事业。

如今，所有的有识之士都诉求于这样的专业教育，这也正是我们的祖辈们曾经接受过的教育，今日以自身的意志、进取心和创业精神统领世界的民族，都深谙这样的教育。在一些著名的篇章中（我将在后面引用到其中最精华的段落），大思想家泰纳先生明确指出，我们从前的教育与今日美国和英国的教育大体相似，并且，在对拉丁民族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教育制度所进行的精彩比较中，他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这两种方式产生的后果。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也许还是会愿意接受传统教育当中所有的弊端，因为尽管它只会培养一些被社会所抛弃的人、心怀不满的人，但起码，对冗繁知识的肤浅掌握，对成堆教科书的完美背诵，或许可以提高智力水平。但事实上它真的能提高智力吗？不可能！在生活中，判断力、经验、进取心和个性，这些才是取得成功的条件，这些都不是书本所能够给予的。书本是可供查询的有用字典，但倘若把这些冗长的词条都装在脑子里，那可是一点用都没有。

怎样用专业教育提高智力，彻底地超越传统教育呢？泰纳先生对此作出了出色的解释：

观念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环境中才能形成；观念的萌芽生长，来自于年轻人每一天所接收到的大量感官印象，他们需要出入工厂、矿山、法庭、事务所、建筑工地、医院，见识各种工具、材料和操作，与顾客、工人们相处，参与劳作，无论干得是好是坏，或赚或赔：这些就是眼睛、耳朵、双手，甚至嗅觉所获得的独特认知，这些细微的感知在不经意间潜移默化，在年轻人的心中逐步成型，或迟或早地促使他们产生新的做事方式，或简化、或节省、或改进、或创造。所有这些宝贵的接触，所有诸如此类必不可少的学习元素，都在法国年轻人最有生产力的年华里被剥夺了；在七八年的时间里，他们被关在学校，远离亲身体验的机会，因此无法对事物、对人、对不同的处理方式形成鲜明而准确的概念。

……十人中至少有九人浪费掉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他们人生中好几年的光阴。

这些年正是最有效、最重要，甚至具有决定意义的几年：先算算一半到三分之二参加考试的人——我指的是那些失利者；然后，再看看那些被录取、获得学位、取得证书、拿到文凭的人当中，还有一半到三分之二这样的人——我指的是那些劳累过度的人。他们被要求在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或在一块黑板前，连续两个小时面对答辩团，展示自己所记诵的所有人类知识条目；事实上，只有在那一天的那两个小时里，他们能够背得出来；而一个月以后，他们就无能为力了；他们无法再经受考试；他们所学习的内容太多太繁重，不停地从他们的头脑中溜走，却没有新的补充进来。

他们的精神活力衰退了；他们生长的能量干涸了；一个人长成了，但往往也结束了。

这个人，成家、立业，陷入生活的循环，在周而复始的循环中，封闭在狭小的办公室里；他兢兢业业地完成自己的那份工作，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这就是平庸的回报；显然，收益和消耗不成比例。在1789年以前，法国就和英国、美国一样，采用的是相反的过程，但所得到的回报相当，甚至更多。

随后，杰出的历史学家又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体系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不同。后者没有我们那样数量繁多的专业学校；他们的教育不是通过啃书本，而是通过接触事物本身。比如说，工程师是在车间里训练出来，而不是在学校里；这样一来，每个人都能够准确地到达其智力所允许的水平，若无法走得更远，就当工人或领班，若资质足够，则成为工程师。这样的方式更民主，也对社会更有利，远胜过让一个人在十八岁或二十岁时通过一场几小时的考试来赢得整个职业前程。

在医院、矿山、工厂，在建筑师或律师的事务所，年纪轻轻就开始当学徒的年轻人，经历他们的见习期，类似于办公室的文书或画室的艺徒。在正式工作之前，他要听一些通识课和综述课，以便建立一个框架，用来承载即将展开的观察。不过，更常见的是一些技能课程，可以让他利用空余时间学习，以便与日常经验相结合。在这样的体系下，实践能力得到提高，充分发展到学徒自身资质所能达到的水平，并符合他将来谋生的方向，从现在起，他就要去适应这样具体的工作。因此，在英国和美国，年轻人很快就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所长。从二十五岁起（如果底子足够的话，时间还会提前），他不但能成为一个有力的执行者，还能成为一个自主的创业者；他不只是一个零件，更是一台发动机。而在法国，在次序颠倒的体制下，一代一代年轻人越来越向中国看齐，由此造成的人力资源浪费是巨大的。

对于我们拉丁民族教育与实践生活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这位大哲学家作出了如下结论：

在教育的三个阶段，即童年、少年和青年期，为了考试、学位、文凭、证书而坐在板凳上啃书本背理论，这样的准备期被拖延得太长了，负荷也过重了。就为了这些目的，我们用的是最糟糕的方式，执行的是违反自然天性、违反社会规律的教育体制，对见习实践冷眼相看，推行寄宿制度，进行纸上谈兵的训练和填鸭式教学，超负荷施压，不考虑往后的日子，不考虑成人的年龄和他们将要承担的工作，也不考虑年轻人将要面临的是怎样一个现实的世界，不考虑他们要为周遭的社会作出怎样的适应或妥协，不考虑人为了生存和立足所进行的斗争，他们必须准备充足、装备齐全、训练有素、百折不挠。这是必不可少的装备，这样的习得比其他任何知识习得都更重要，这种牢靠的常识、意志和干劲，我们的学校教育都没有提供，甚至恰恰相反，它们不但没有赋予年轻人这样的能力，反而破坏了他们面对未来应有的素质。当他步入社会，他在职场上迈出的第一步往往都是一连串痛苦的失败；他撞得鼻青脸肿，创伤久久不愈，有时甚至落得终身残缺。这样的体验粗暴且危险；道德和心理的平衡被破坏，恐怕再难以恢复；幻灭产生了，格外粗暴，格外彻底；失望如此之大，挫败感如此强烈。^[30]

我们以上所述是否偏离了群体心理学的主题？我想并非如此。倘若我们想了解今天正在酝酿、明日将会诞生的思想与信念，就必须知道它们的土壤是如何形成的。一个国家为其年轻人所提供的教育，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未来的样子。在改善或恶化群体心智上，教育都在其中发挥了一部分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呈现当前的制度是如何塑造了群体心智，冷漠而中立的大众是怎样一步步成为心怀不满的庞大队伍，随时准备听命于乌托邦分子与演说家们的教唆。今天，正是在学校里，愤世嫉俗者与无政府主义分子们被培养出来，正是在学校里，拉丁民族走向衰败的道路被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