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企业制度背后的科学原理
硅谷的成功是基于对现代工业企业的否定,当然它也形成了适合信息时代企业发展的新的企业制度,而那些新的企业制度的背后,有其科学原理。
4.1 宽容失败的背后
在工业时代,一个大企业为了更好地预测未来的技术发展趋势,通常会创办自己的研究部门,像AT&T的贝尔实验室、GE的RCA实验室和IBM的沃森实验室,等等。这些部门负责看清楚未来,而公司的业务部门则沿着规划好的方向继续发展。成立独立研究部门的好处有很多,比如研究部门的人不用太考虑商业上的成本,研究工作可以比较超前,一旦研究失败,不会影响到当前的业务。不过这样一来,即使有了研究成果,转换成改变世界的产品,也是千难万难,绝大部分研究成果最后就束之高阁了。今天,IBM每年获得世界上最多的专利,但是你并没有觉得它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发明,因为那些发明没有产生效果。
到了信息时代,上述节奏已经赶不上技术的变化了。我们在前面提到,Google的研发效率来源于研究者和开发者合二为一,它不经过对新技术的验证期,直接就在市场上开始尝试了。而Facebook在这方面更激进,它甚至将不成熟的,甚至明显荒诞的想法推向市场,然后通过市场的反应进行必要的筛选和剪枝。当然这样做失败率很高,而且一旦失败,损失很大。Google尝试了报纸广告业务、很多版的社交软件、电视机顶盒、各种电器的智能面板、Google眼镜等许多产品,都失败了,每次失败都损失巨大,但是它能够宽容失败,这才在安卓操作系统、Chrome浏览器、人工智能和无人驾驶汽车上取得了成功。可以说,能否宽容失败,已成为新时代公司成败的关键。
硅谷能够宽容失败,这首先得益于美国这个国家比较宽容失败,当然硅谷在这方面又更进了一步。这里面有一个历史的因素,即1948年之前硅谷并没有像样的工业,很少受工业时代定势思维的影响。类似地,全世界在美国之后第二个宽容失败的国家是以色列,它在1948年才建国,不仅没有工业,甚至没有传统的包袱。无论是硅谷还是以色列,第一个重要的产业就是信息产业,于是便很自然地采用了三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企业管理。如此一来,硅谷地区对失败的认识和对失败者的态度就跟其他地区完全不同了。
硅谷公司首先在宏观上认可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并目会把失败计入成本预算。硅谷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预言家告诉大家该怎么做事,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都是依靠反应而不是预测去行动。前面 到,硅谷的企业和风险投资会把最好的资源分配给最有可能成功的事情,但是在看似不太可能做成的事情上,它也预留了一些资源,毕竟没有人事先知道结果。当然,在控制风险时,它们在一开始就把失败的成本考虑进去了,因此当失败真的发生时,也不会有人给失败者贴上标签。
宽容失败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成本的上升。很多人抱怨苹果的手机卖得太贵,或者思科的路由器利润率定得太高。其实原因很简单,作为行业里最早吃螃蟹的人,它们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失败才获得成功,由此要将失败的成本都摊到每一个成功的产品里去。通常,硅谷的半导体公司都会追求30%以上的毛利率,而其他公司(比如系统设备和软件公司)则把毛利率的目标定在50%左右。这样也就逼着硅谷的公司要做出技术领先、利润率高的产品。据美满公司前CTO吴子宁博士介绍,在硅谷的半导体行业,毛利率低于20%的事情是肯定不会去做的,而台湾的半导体公司甚至会考虑去做毛利率只有5%的事情,因为后者没有失败的成本,当然也就无法引领科技发展。
中国在经历了“双创”提法已深人人心的阶段之后,大家对投资的失败、创业的失败变得宽容了很多。但是,在绝大部分公司的内部,对失败依然不宽容。而越是不宽容失败的企业,也就越没有活力,而目还在不断失去过去的市场。在这样的企业中,一些国企最有代表性。在国企中,谁要是因为大胆做事损失掉一个亿,那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犯错者不仅要背上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而目还可能被人背后猜疑是否有道德问题。其实,如今的一亿元人民币,对于商业来 ,金额并不算大,从购买力来说,也就是北京或上海的一两套顶级住房,和中国十万亿的GDP和上百万亿元人民币的发行量相比,只是九牛一毛。
在Google,程序中一个很小的Bug有时会造成几百万美元的损失,历史上最多的时候造成过几千万美元的损失,但是Google从来没有因此处罚过任何工程师。
相比之下,中国的一些企业,特别是国企,里面的主管似乎都患上了失败恐惧症。世界上任何一种创新都有可能伴随着失败。宽容失败,从本质上讲,是对不确定性的认可。
4.2 期权背后的科学
硅谷企业的分配制度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给员工发放期权(Option)。注意,期权不是股票,它是一种特殊的金融合约,是合约的一方给另一方在一定期限里按照某个价钱购买(Call)或出售(Put)股票的权利。比如,阿里巴巴公司的股票(代号BABA)在2015年8月12日的收盘价格是每股75.12美元,阿里巴巴或者某家证券公司(Underwriter)给予期权的所有者在10年内任何时候,以这个价格(称为Strike Price)买进这家公司股票的权利,公司给员工的就是这种买人期权。如果在十年内的任何时候股价比当初上涨了,期权的所有者就获得了差距的利润。比如2019年1月11日,阿里巴巴股票的收盘价是151.32美元,期权的拥有者依然能够以75.12美元的价格买人股票,从而赚取大约一倍的溢价。如果10年内股价从来没有超过75.12美元,期权的持有者不用做任何事情,既不赔钱也不赚钱。图29.6显示了股价和期权利润之间的关系,当股价达不到期权授予的价格时,期权的利润为零,当然握有期权的员工也不会损失什么。当股价超过期权授予的价格时,期权的收益和股价呈线性增长关系。
当然,期权并不能随意发行。因为被授予期权的员工一旦行倬(Exercise)期权后,这家公司的流通股就增加了,股价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样既损害了投资人的利益,也让期权变得一文不值。因此,一家企业能发放多少期权,其实要看业绩增长,期权增发的比例,不应超过利润增长的幅度,否则股价就会下跌。此外,2000年之后,美国证监会对期权发放有非常严格的限制,而目要求将期权像奖金一样计人成本。
期权制度的本质是从存量分配变为增量分配。期权要想不变成废纸,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利润的提升,让市场肯定公司的表现,进而推动股价上涨。拥有期权的员工有足够的动力和老板一起,把公司办得更好。在这种情况下,员工和公司之间分配的是未来业绩的增量,而不是财富存量。劳资之间、上下级之间的那种相互对立的矛盾关系就变成了相互合作的契约关系。至于增量如何分配,就得看当初每个人和公司签的合同是什么样的。公司作为在某个行业里已经打下一定基础的实体,为员工提供了一个发展平台,这个平台相当于公司的投资资本,而员工以前的经验和他所拥有的资源(市场资源、技术专利等),相当于员工投资的资本。双方通过谈判,签订一份财富增量分配契约(劳动合同),从此就开始了合作,而不是先前那种雇佣的关系。我在各大商学院讲课时,很多企业家学员抱怨如今招人太难,留人更难。我认为在如今的后信息时代,一个企业“请”一个人来做事情,要本着企业与个人合作的心态,做不到这一点,要想留住人确实不容易。一些企业家,明明做的已经是新时代的生意,想法却还停留在旧时代,他们在给员工发放期权时,总认为这是企业对个人的恩赐。其实,期权只是一种财富增量分配的合约,本身不具有价值,它的价值是员工靠自己的努力实现的,并非企业从已有蛋糕中分给员工的。依靠期权制度来进行的财富分配,财富来自投资人,而非公司本身的利润,本质上是市场(投资人)对公司表现的一种反应,这和风险投资“加倍投入”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投资人在一开始对各种技术和相应公司的前景所知甚少,因此他们并不需要做预测,时间一长,公司的好坏就看得很清楚了。对表现好的公司予以肯定,投资人会更多地买人这些公司的股票,这些公司的股价就会上涨,公司所有者和员工都会有巨大的经济收益,公司因此而稳定,有可能做得更好。而经营不善的公司,市场对它们的股票反应冷淡,员工的期权就成了废纸,公司可能最终解体或被并购。于是,通过期权制度,资本和资源就流向了表现好的公司。
期权是信息时代的分配制度,从公司内部看,是对增量的分成;从公司外部看,是投资人通过资本对新技术和新技术公司的投票。这种分配方式不仅将企业主、资本和劳动者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形成了合力,而目资源的使用效率也得以最大化。
4.3 扁平式管理的本质
在一个公司里,要想合作顺畅,首先需要做到信息交流和沟通顺畅。比如上级的指令需要以最低成本下达,下面的反馈需要以最快速度上传,同事之间坦诚而高效地沟通,分属于不同部门的合作者需要最快捷地交换信息,这些都是保证合作持续稳步进行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通信,是信息的传递。根据香农第二定律,信息传递的速率受制于带宽,一个公司有什么样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就决定了这个组织结构中沟通的带宽。
在传统的层级分明的树状管理结构中,信息是一层层下达的,如果汇报关系有六级,很多信息便要经过五次才能传递给基层员工,而目在传递的过程中,一些中层主管们还会根据自己的理解或者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出发,曲解或者保留了公司最高层的本意。在硅谷的公司里,需要定期和不定期地召开全公司或整个部门的全员大会(图29.7),这样就能以最低成本,快速目不失真地传递公司的精神。在硅谷以外的公司里,这种全员大会并不多,大部分时候都是公司的信息事先通知到管理层,再由管理层传达下去。
树状层级管理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同层级之间的员工在地位上有较大差异,上级对下级有很强的支配权甚至是生杀予夺的权力,上下级之间很难做到无保留的坦诚沟通。下级习惯报喜不报忧,中层习惯欺上瞒下,最高层习惯保持神秘感。经常会看到公司里有这样的现象,下级怕挨上级“骂”,便隐瞒一些问题,结果原本不大的问题最后变成大麻烦。在通信上,这种有意无意藏匿或者歪曲一些事实的行为,相当于在要传输的信号中加人了人为的噪音,它们不仅倬得信息失真,而目为了消除噪声,就需要反复沟通确认,导致信息的传输速率大打折扣。
层级分明的树状管理结构的另一大问题,是部门之间沟通环节太多。每个部门都有着明确的边界,而目很多主管都把部门看作自己的私产,因此在两大部门内传递一个信息,有时需要层层上报,最后到两个部门的高层坐在一起商量出结果后,再层层下达。我在给国内一家大公司 课时曾经 过一个IBM的笑话一一“把一个箱子从二楼搬到三楼需要多长时间?”答案是4个月。因为在管理规矩严格的IBM,要搬这个箱子不能自己动手,必须由合同搬家公司来操作,而这件事又不能由员工直接找到搬家公司下任务单,因为搬家公司不会接受。
总之,这个员工先要层层上报,得到有关部门批准后,再把指令下达给公司的物流管理部门,再由该部门通知搬家公司,最后搬家公司排出任务单,根据任务的优先级安排一个时间完成搬运工作。讲完这个笑话,下面的听众都哈哈大笑,但是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现象在他们身边比比皆是,只不过不是针对搬箱子的流程,而是部门间合作的流程。在这家公司里,一个部门想要采用另一个部门的研究成果,而提出需求的人无法直接找到对方具体做事情的人,因此他需要向自己的上级提出需求,他的上级,甚至是上级的上级,再找到对方平级的主管来表达这个意愿后,如果对方不反对,才会通知下面具体做事情的人将成果分享出去。一来二去的,时间就耽搁了。
真正的扁平式管理是什么样的呢?除了层级总数减少以外,树状结构还变成了格状甚至网状结构。在这种结构下,公司的不同组织之间存在着很多虚拟的通道,倬得信息能够直接传递,不必经过很多节点和关键路径。上下级之间能够坦诚交流,大大减少了通信过程中的噪声,信息传递快。当然,这种相互信任的前提,是公司里不同层级的人之间没有太大地位上的差别。
有效的通信是需要有一个协议的,发送端和接收端在通信时都必须遵守协议,这样才能保证通信的正确性和系统之间的兼容性,否则就会出现错误。在公司内部进行沟通也需要协议,这个协议就是一种契约精神,公司和员工之间是靠这种契约维系的,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都是如此。
工业时代和后信息时代的公司,其内部沟通渠道之间的差异,有点像20世纪初的长途电话网络和今天的互联网之间的差别。前一种通信系统由很多信道串行而成,当跨越北美大陆的第一个长途电话从纽约打到旧金山时,中间经过了10多次转接才完成,在这个系列串行的路径上,每一段都是关键路径,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通信就中断了。而在后信息时代,扁平化管理的公司,其内部沟通渠道相当于互联网,一个信息从北京传到深圳,中间没有阻隔,而且有多个渠道并行传递,不存在很多的关键节点和关键路径,沟通起来要顺畅得多。从本质上讲,扁平式管理的科学基础就是增加带宽,使沟通变得顺畅,合作变得容易(见图 29.8)。
扁平式管理的另一个特点是分权,这一方面减少了不必要的通信,另一方面可以将最宝贵的资源(公司金字塔顶端管理者的时间)用于最重要的工作,将更容易获得的资源(中层主管的时间)用于相对次要一点的工作,这与霍夫曼编码原理相一致。
总之,扁平式管理拓展了公司内部的带宽,倬得公司内部的合作更顺畅,才能做出最好的产品和服务。在大工业时代,效率来自于事先的规划和不断重复的操作;而在信息时代,效率来自于沟通的带宽,以及共同遵守的协议。
4.4 权威失灵的背后原因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英国女王对一群经济学家讲,你们这么多经济学家,怎么没有一个人提前预见到金融危机,当时在场的经济学家都觉得很没面子。
这倒不是经济学家们学识不够,而是因为今天要做预测实在太难了。从2000年开始,世界上一直有经济学家预言中国的经济要崩溃,这件事一直没有发生,即倬未来发生一次,那种预测的准确性甚至比不走的钟还糟糕,因为不走的钟一天也能准上两次。
不仅经济学家无法预测未来,IT产业的专家的预言也常常很不靠谱。2007年,诺基亚时任CEO认为苹果的iPhone不会有多少人要,因为那些功能与电话无关,但是iPhone很快就开始风靡世界,而他却为自己的预言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2004年,经济学家们预计驾驶汽车是计算机在短期内无法取代人的领域,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确实很难想象这件事能在几十年内实现。然而,仅仅过了6年,2010年《纽约时报》就报道Google的无人驾驶汽车已经在大街小巷和高速公路跑了十几万英里,而目没有出一次交通事故。
曾几何时,人们从不怀疑权威的正确性。但是今天,大家发现权威的远见性似乎比我们好不了多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信息时代,信息量太大,不确定性太多,以至于做出准确的预测变得几乎不可能。就说2008一2009年的那次金融危机吧,活着的经济学家基本上没有人经历过,没有人能相信它会来的那么凶猛。有人说经济学家们应该能从经济数据上看出端倪。但是,在美国各种经济数据有上万种,一个经济学家一辈子能研究清楚上百种就不错了。今天已经不是牛顿时代,用几个简单的公式就能把未来描述清楚。
权威不灵了的第二个原因,是世界发展太快,旧知识很快就过时了,这是在过去工业时代所没有的现象。在瓦特之前的时代,效率非常低的纽卡门蒸汽机使用了半个多世纪都没有什么改进;在爱迪生发明了高效率的白炽灯后的一百多年里,发光效率和灯泡寿命一直没有明显的改进;录音磁带从发明到基本退出舞台,经历了80年左右的时间,原理基本上没有变化。因此,在那个时代,专家经验的积累很有用。甚至在信息时代早期,一个专家依然可以靠一项专业特长工作一辈子。比如,2000年前后的数据库技术,和80年代初甲骨文以及IBM研发的关系型数据库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而1993年微软推出的Windows NT,其内核和1969年的UNIX没有本质的差别。在1998年Google成立之前,文献搜索技术基本上还是基于70年代初斯巴克–琼斯(Karen Spärck Jones)的TF IDF技术。但是,今天这种现象就很难持续了。靠人为积累起来的经验对今后工作的指导意义,远不如掌握更新的信息收集和处理技术来得有效。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硅谷人不迷信权威。在信息时代,信息流通得非常快,与其让权威告诉你该怎么做,不如掌握最新技术后自己来分析信息。再加上今天的IT精英普遍基本训练水平很高,可以很快获得和掌握最新技术。主客观两方面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今天的硅谷人不喜欢崇拜权威。
当然,在美国不迷信权威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与美国的教育有关。在美国的学校里,学生们从小被告知问题的答案可以有很多种,不一定存在一个标准的答案,也不是对或者错的答案,而是把答案分为好的和不好的。年轻人不会因为某个结论是专家告知的就盲从,而是有自己的判断和主见。
总之,在今天这个时代,谁善于获取信息,有能力从信息中获得新知,谁就站在了时代的制高点。
4.5 从资源分配的有效性理解拒绝平庸
我们经常在媒体中看到有些专家学者发表这样的言论:某某地区生活成本太高,年轻人生活不下去,长此以往,该地区要衰退。在美国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当仙童公司将它的生产线转移到香港时,就有了唱衰硅谷的说法,最近一次比较有影响的唱衰硅谷的言论是2018年《经济学人》上的一篇文章,里面讲了很多原因,诸如生活成本上升,大公司福利过高,等等,结论就是硅谷将荣光不再。但是,唱衰了半个多世纪还在唱衰,说明它没有衰落。这不是运气倬然,而是背后有它长盛不衰的原动力,即拒绝平庸倒逼产生的进步。
30多年里,硅谷房价(实线)不断攀升,从1996年到2017年增长了三倍左右,涨幅和持续的时间在美国都是绝无仅有。而在背后支持这一房价持续上涨的原因,主要是硅谷明星公司的财富以更快的速度积累所致。从图中可以看到,纳斯达克指数(虚线)在过去同一时期,增长了大约6倍多,远远高于硅谷房价的增长。
在纳斯达克的成份股中,总部在硅谷的公司大约占了权重的一半,而其中的明星公司,包括苹果、Google、Facebook、英伟达和特斯拉等,其增长的幅度要远高于纳斯达克平均水平。我们前面说的硅谷公司股价上涨,员工将会受益,正是个人不断剧增的财富在支撑着硅谷的房价。一些媒体说硅谷房价的上涨超过了收入的增长,那是没有计人期权收益。在硅谷地区,同一类工作基本工资不会相差太大,但是每个人期权的收人很容易差出一两个数量级。期权收人高的买得起房子,这方面收人低甚至期权长期潜水的,几乎不可能在硅谷购房。
那么什么人能获得巨额的期权收益呢?主要是明星公司的骨干员工。期权收益的实质,是投资人对表现卓越的企业和个人的奖励,和长时间辛劳、平庸的表现无关。在很多地区、很多行业,一些平庸的企业可以通过压低自己的利润去占领市场,这样虽然挣得少一点,但总有口饭吃。这种做法在硅谷行不通,因为这种企业和它的员工都无法在硅谷生存。一个企业也好,一个人也好,要想在硅谷立足,就需要拒绝平庸,追求卓越,而且有时只是做到行业领先还不够,还要和任何其他行业的公司比都不落后才行。
以Google公司为例,2008年时,它在搜索、浏览器和云计算上跟微软有明显的竞争,和苹果相比也不落下风,比雅虎更是好到了天上。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它的整体成长速度和提供的好工作机会输给了当时快速发展的Facebook,易然后者和它在业务上重合度并不高。这样,Google的很多优秀员工就跑到Facebook去了,因为那样才可能买得起房子。Facebook的第一位华裔副总裁当时就是因为这一很实际的原因离开Google,到了对方公司。而他给周围很多工程师树立了榜样之后,他过去的同事也纷纷离开Google,去了Facebook。这类事情当时每个星期都在发生,这就倒逼了Google管理结构的调整和分权。此后,Google在同Facebook的竞争中便不再落下风了,很多离开Google到Facebook的员工又回流到Google了,这又倒逼了Facebook的改革。
2014年之后,Google又面临着Uber和Airbnb等未上市的独角兽公司的挑战,不少高管离职加人那些公司。其中Uber公司对Google的威胁尤其大,它发展迅猛,司机人数几乎呈指数上涨(图29.10),而目业务领域与Google一些长期布局的领域,比如无人驾驶汽车,有较大的重叠。外部压力导致Google做出了第二次重大调整,它将已有的业务(搜索、广告、安卓和YouTube)和新业务分离。稍微成规模的新业务,比如智能家居Nest、无人驾驶Waymo,大数据医疗Calico等,以及创新实验室X Lab,都变成了独立的公司,以保证新业务不受现有业务的影响,能够走出温室,在行业里更具竞争性。
图29.10 Uber司机在美国的增长速度,呈指数增长态势在硅谷地区生存,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必须追求卓越,拒绝平庸,否则就会被淘汰。当我们看到苹果手机、Google无人驾驶汽车、英特尔和英伟达处理器在世界上占据了领先地位时,可曾想到这也是被硅谷环境倒逼出来的结果。
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其实是一个不断将资源从表现不好的公司手里拿走,再重新分配给那些更有发展潜力的新公司的过程。这在无形中是符合信息论的规律的。如果你把硅谷本身看成是一个最大的风险投资机构,它的这种结果和风险投资集中资源给最好的项目是类似的。只不过,风险投资的决策是由人决定的,而硅谷的资源分配是市场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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