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格局的变迁
无论是来自于自然界,还是来自于社会,一次大的危机或灾难必定带来整个社会的变革。这不仅包括国家和企业的崛起和消亡,也涉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改变。
变迁一,传统价值的回归。
曾几何时,无论在东方或西方,人们都遵守着一些朴素的行为准则,比如勤奋和勤俭。勤俭、量入而出并非上一代以前中国人的专利,它长期以来也是西方主流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美国早期的移民很多是清教徒,他们节俭、自律,同时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同情心。只要读一读美国国父之一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自传就能体会这种价值观在西方根深蒂固的影响。在半个多世纪前,犹太富商们的生活和普通百姓并没有多少差异。
二战以后70多年的和平环境,保证了科技突飞猛进和工业化过程席卷全球。人类在这70多年里创造的财富超过了以往历史上的总和。现代工业高效的劳动生产率倬得在全球范围内只需要很少的劳动力就能创造极丰富的、用不尽的物质财富。广东的DVD机生产能力可以满足全世界的需求,而浙江温州、义乌等地生产的小商品,诸如打火机、纽扣、袜子、扑克牌等,占全球的几分之一。和平的环境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两个全球性的巨变。首先,从事制造性生产(包括农业在内)的劳动力比例越来越少,多余的劳动力必须转移到非制造性的产业中,包括广义上的服务业、医疗保健、教育科研和政府机构,当然这些产业的生产总值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本身是一件好事,但它为各国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失业压力。为此,全世界不得不创造出一些“虚拟”的经济行业,消化多余的劳动力。第二,经济发展的瓶颈从原来的生产量不足变成了消费量不足。经历过中国上个世纪70年代的读者可能有过商品“供应不足”的体会,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只有商品卖不掉的情况,没有买不着的时候。在全世界,目前经济的增长必须依靠消费带动。
第一个变化的直接结果就是资本从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转移。这种趋势首先始于银行业。在1929一1933年经济大萧条后,美国政府严格限制商业银行炒作和操纵证券市场,这才有商业银行J.P.摩根和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的分家。但是,当商业银行发现它们将钱投人实体经济,多年后才能收回贷款,回报远比到金融市场上去发售和操作金融衍生物来得少、来得慢时,便渐渐兼营起投资银行的业务,而投资银行(公司)不受美联储(FED)的约束,就开始采用杠杆,肆意放大投资额,有些投资公司的杠杆高达30倍。最后,很多账面上有现金的实体工业公司,也开始进人金融和证券市场。在中国股市疯涨的时候,即使是从事制造业的公司,它们发现如果将资金投人股市和房地产,回报比投人再生产要高,周期要短。但是,一旦进人股市低谷,这些投资就蒸发了,不仅投资公司和银行会因为资不抵债而倒闭,整个社会都会突然变得资金周转不灵(也即流动性不足)。全球经济便急速衰退。
第二个变化带来的结果是超前消费。美国从克林顿时代起,私人储蓄率净值就已经是负的了,也就是说,全社会债务比储蓄高。美国的银行为了刺激借贷,将原来严格而合理的借贷条件放宽,向很多没有偿还能力的家庭和个人大量借款。在美国房贷最宽松的2006年,居然有银行为一位85岁的老人提供了30年期的房贷。易然我们不能因为年龄而歧视贷款者,但是银行应该想一想人的寿命超过115岁的可能性。很多家庭借了几辈子也还不完的债,依旧过得悠然自得。这次几乎要了美国金融业老命的次贷,其实就是给还不起债的人“发钱”过好日子的一种“金融创新”。在英国,金融危机开始的几年前出现了50年期的债券,这实际上是向今后两代人借款(爷爷借孙子的钱花)。
这种超前消费的现象最终改变了日本和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消费观。在日本,为了刺激房市,一些银行推出了父债子还的两代还清的房贷计划。在中国,年轻一代在借钱上胆子大到了让他们的父辈瞠目结舌的地步。
上述两种风气令整个社会变得非常浮躁和短视,很多良好的价值观被破坏了。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代,易然不乏像杨致远、佩奇和布林这样认真的创业者,但是大多数人都不是抱着凭发明技术挖掘新的商机和开创新产业的目的,而是想着如何捞一笔甚至骗一笔快钱。很多 联网公司做的事永远不可能盈利,甚至不会有营业额,但是它们先从风险投资公司骗得一笔投资,等到风险投资公司发现自己上当后,不得不和这些创业者一起将这些网络垃圾公司(当时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网络概念公司)包装上市,再从下一级投资者中捞回成本。这些公司因为没有利润,甚至没有营业额,根本无法按照传统的市盈率(P/E)来估价,于是伙同华尔街发明了用股价/流量比来对这些网络垃圾估价。互联网泡沫破碎以后,这种风气并没有扭转。大量新的互联网公司,打着互联网2.0的旗号像雨后的野草般冒了出来,它们中绝大多数不仅不能挣钱,甚至不能为用户提供什么价值。至今,除了Facebook,没有一家独立的互联网2.0公司明显盈利,就说明这个领域从投资到创业整体失败了。
我们不难预见,随着经济危机的深人和人们越来越绝望,人们将开始捡起我们的祖先保持了几千年,但近年来被遗忘甚至被嘲笑的美德。松下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先生曾经 过,一个产品如果不能盈利就是一种犯罪,因为它浪费了原本可以用于其他产品的有限的资源和资金。这种经营的理念在前几年盛行烧钱的时候,被嘲笑成短视和唯利是图。很多做产品、办公司的人荒唐地认为一个产品或公司盈利与否不重要,只要有用户就行。他们美其名曰为客户着想,实际上是为了骗取投资或自己在公司内部的升迁。结果是浪费了大量的投资和时间。
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金融行业和虚拟经济一直没有恢复,但是靠科技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个社会在吃了一次苦头之后痛定思痛,更加关注实体经济了,从我们前面介绍的百年老店GE的再次转型,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易然这条路并不平坦,但是美国一些有识的企业还是艰难地在往实体经济上回归。
自2016年特朗普上台之后,要求制造业回归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即倬是在金融领域,投资者也变得非常谨慎,不再向无偿还能力的个人和公司贷款,也停止了对那些赔本赚吆喝的公司投资。今后那种仅仅靠一纸商业计划书,或者一个没有可行的商业模式的网站(样品)就能融资的情况会越来越少,并目会渐渐消失。当然,风险投资的资金总要有去处,风险投资家们将格外青睐那些真正有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服务。
令人遗憾的是,和全球谨慎的投资相反,中国各种概念的泡沫反而在金融危机后急剧扩大,投资变得更加随意而无章法。今天的老百姓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为过去多年不合理的经济刺激买单。我在本书第三版出版时预言,“很多人将为2014—2015年疯狂的投资和股市最终买单”,一年后情况果然如此。但是,人们显然没有吸取教训,2017—2018年,那些原本收人不多的中产阶级再次为P2P的泡沫和虚拟货币的泡沫买单。每一次泡沫之后,被洗劫的永远是社会的中产阶级而不是富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愚人税。
在金融危机中,不少高科技公司,例如苹果和Google,只有很少甚至是零的债务,并目一直拥有充足的现金流,它们不仅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最容易存活下来,而目能在经济复苏时抢到最佳的起跑点,同时会在经济复苏后长时间强劲地扩张。苹果公司的市值也在金融危机后超过了微软,成为全球最值钱的科技公司,并目在2018年底市值一度超过万亿美元;而Google公司在2015年继苹果之后,成为2001年互联网泡沫之后全球第二家市值超过5000亿美元的公司。“现金为王”这句话一度被泡沫的鼓吹者们嘲笑,但是过去的两年事实证明,哪家公司现金储备多,在金融危机中就能赚到大便宜。J. P.摩根、伯克希尔–哈撒韦和甲骨文公司就是靠手中充足的现金收购了很多便宜的资产和公司。这次危机后,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在降低债务,关注核心业务,提高利润和现金储备。全球经济总体会因此而变得更健康。
事实上,美国私营企业和个人(Private Sector)的净现金储备(现金扣除债务,不包含非现金资产)在金融危机后不断上升,2011年起突破了历史最高点,到2012年年中,达到2万亿美元。2018年,这个数字进一步上升到了3万亿美元。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经济复苏导致从2011年起公司利润大幅提高,并目创造了历史纪录,而另一方面是传统价值回归的结果一—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在商业活动中都变得谨慎,而且开始存钱了。
变迁二,世界格局的变迁。
2008年的金融危机正好赶上美国大选,不仅总统要重新选,整个众议院和1/3的参议院也都要重新选。金融危机无疑帮了民主党大忙。果然,民主党在2008年总统和两院选举中大获全胜。新的政府在政策和人选上,比已经向亚洲倾斜的布什政府更加向亚洲倾斜,包括2010年提出重返亚洲。在内阁和幕僚人选上,奥巴马选用了五名华裔精英,包括两个最关键的部长一—商务部长骆家辉和能源部长朱棣文。以前不仅没有这么多华裔进人总统的决策圈子,就是把所有亚裔都算上,也没有一次五位亚裔担任要职的先例。在行动上,奥巴马总统也一反他的前任先欧洲后亚洲的次序。他会见的第一位国家政府首脑是日本首相,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访问的第一个地区是东亚四国。不仅如此,以自由派著称的希拉里·克林顿这次不谈政治,只谈共同对付金融危机的合作问题。这一切说明世界格局在悄悄改变。
为什么美国政府会迅速向亚洲倾斜呢?经济的原因是主要的。2009年美国民主党政府上台后,国务卿希拉里先到亚洲四国,除了礼节性的访问,主要是替奥巴马推销美国国债来了。增发国债是奥巴马拯救经济计划经费的唯一来源。
在2008年小布什担任总统时,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已经花掉大约8000亿美元,包括之前拯救银行的7000亿和给银行不良资产的担保。奥巴马上台后,又提出了各种经济刺激方案,大约需要15000亿美元。这些钱加起来近乎天文数字。奥巴马不是魔术师,更不是神仙,不会从空中抓钱,这笔钱一定要有来源。办法只有两个,其中一个极不负责任,第二个也不太负责任但是相对好很多。第一个办法是印钞票,这实际上是用前几代人和我们这代人前半辈子的积蓄来填补漏洞,是一种赤裸裸的掠夺行为,也极不负责任。另一个办法是举债,这实际上用我们的后半辈子和让子孙来承担还债的义务。由于资金缺口太大,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双管齐下。而其中印钞票只能偶尔为之,举债则是美国政府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当然如果所有美国人都打算过几十年苦日子还清贷款,举债本身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但是,美国人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打算还本金,因此也不太负责任,但是比前一种好。由于亏空太大,最终美国政府是两个办法都用了,但是长远来讲还是倚重第二种,即举债。
既然举债就要有人出钱,而钱的来源无非是两个,美国(和世界)私人的钱,以及外国政府的钱。图25.4所示的是美国政府赤字(虚线)对应私人债权债务(黑实线)和外国人债权(灰实线)的关系(以占GDP的百分比为指标)。
显然,美国政府的债务=私人债权+外国人债权。从图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有赤字,而且从2006年起赤字猛增。在克林顿时代以前,主要是内债,因为美国个人有储蓄,而上个世纪90年代后,几乎全是外债,就连美国个人也从外国借钱花。只有2008年底到2009年初的半年时间里,美国人被房市和股市的崩盘吓坏了,把钱放到了国债上,同时其他国家也抛售了一些美国国债,倬得内债的比例有所提高。现在为了拯救经济,美国的赤字可能要翻一倍,从GDP的6%上升到GDP的10%(美国私人从股市撤出了相当于GDP 4%的投资,为了保持现有的经济规模,美国政府必须弥补这个不足)。美国必须从国外引进这些资金才能走出经济困境。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和日本等贸易顺差国是否愿意继续持有美国的国债。答案是肯定的。这里面政治和经济的原因有很多,主要的原因有四种。
第一,在全球经济动荡时,美元是最稳定的储蓄方式,而美国国债是所有美元储蓄中最安全的。在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以后的一年里,美元对除人民币和日元以外的所有货币,已经升值了10%—25%,因为各国都在把钱换成美元。直到今天,美元依然是全世界最坚挺的主要货币。美国国债以美国的财产和国力担保,近百年来无论是在经济危机中还是在全球战争时期都是最安全的。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发行货币最谨慎的国家,而不像很多人所以为的动不动乱印货币。第二,美国国债是不错的存钱方式,由于全球都在降息,任何储蓄型的投资回报都很低,导致美国国债的本金交易价猛涨(10年期国债本金涨幅超过20%),中国政府前几年购买的美国国债在本金上已经挣了很多钱(在这一点上不要责怪中国政府不会投资)。第三,由于经济的全球化,中国、日本和德国三大出口国已经和美国绑到了一条船上。我们前面提到,近几十年,全球的经济靠消费驱动,中、日、德经济的复苏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美国的复苏,也因此不得不继续买美国国债。第四,中国和日本与美国的经济有很大的互补性,在经济上容易同舟共济。今天一些不负责任的极端人士,动不动扬言抛售美国国债打击美国,目不说这是一个自残行为,而目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只占总数的5%左右,抛售美国国债作用远不如很多人想象得大。
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对美国和欧洲的投资不仅仅体现在购买国债上,也表现在逐渐开始购买美国和欧洲的资产上。从2014年到2015年,亚洲著名实业家李嘉诚父子大量购买欧洲的资产,引起了媒体和中国民众巨大的关注。其实在此之前,中国不少企业家已经开始在美国和欧洲购买公司、土地和其他资产。当亚洲国家拥有越来越多的美欧债券和资产时,它们将逐步取代两个世纪以来影响力最大的欧洲,在世界性事务上,有越来越多的发言权和主动性。
很多激进的读者,包括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和日本虽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但是在全球关系中的地位并没有很大的改进。这个现象其实是暂时的,一个国家整体的地位和作用需要慢慢提升,但是随着经济地位的改善,这最终是水到渠成的事。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欧洲1500年来的历史,便不难看出经济地位最终决定一切。欧洲在封建时代(罗马帝国灭亡到法国大革命之间),并没有一个强力的国王(即倬是教皇的权威也经常受到挑战),这个欧洲实际是由一群封建领主控制,这些公爵、伯爵和骑士在他们的领地上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有自己的城堡,借以控制着自己的领地。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颁布法律并征税。
手工业者、商人和高利贷者在城堡附近居住,这样既可以应付领主的需要,也可以在危险的时刻有一个庇护所一—城堡。城市在中世纪并不重要,易然历史上,在古埃及、巴比伦、希腊和罗马,它们是国家的中心。
十字军东征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欧洲。人们从欧洲西部、北部的农村迁移到地中海沿岸。人们发现世界并非仅限于他们狭小的城堡和修道院之内,而是海阔天空。在地中海沿岸,城市重新发展起来了,出现了制造商和商人,他们通过手工业和商业,手里慢慢地积蓄起少量的钱财,此举最终改变了他们在中世纪社会的地位。
中世纪的领主是拥有田产的乡绅,同时是作战的骑士。十字军东征把古老农业社会的陈规打了个天翻地覆。这些骑士,在教皇的号召下,跋涉上几千公里的路程前往中东去作战。他们不得不支付自己的装备费用和路上的交通费、伙食费。这些城堡的主人,有财产但是没有现钱。因此伯爵们不得不从商人那里去借。像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中描写的夏洛克那样的放贷人,端坐在兑换柜台(banco,它就是银行bank一词的由来)后面,很乐意伯爵大人有求于他们,伯爵大人张口就要几百个金币,那可是放贷人一辈子的积蓄,后者为了保险起见,要求伯爵用庄园作抵押。这样,万一公爵大人在征讨奥斯曼人时有个三长两短,放贷人的钱才不至于打了水漂。借贷的双方最早都没有意识到这对借钱的人来说是一笔很危险的交易。最终,是夏洛克占有了庄园,而伯爵却破产了。
当然,伯爵大人的财产和权力并不是一次就失去的,商人们开始只是要求获得一些对领主来讲无关痛痒的权利,比如在领主的土地上打猎。领主们急需现金,想到只要答应商人们打猎就能获得几百个金币,便答应了。从伯爵大人接受这项交易的那天起,他们不知不觉签署了自己权力的死亡证书。他们的书记员拟好协议书,伯爵大人盖上自己的印章,因为中世纪的愚民政策已经让他们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了。一切万事大吉,领主兼骑士们怀着满腔的激情去东方对付穆斯林了。两年后,他们回到城堡,已是一贫如洗了。而城里人正在他的领地上打猎,搅得他不得安宁。大为光火的伯爵吩咐管家把众人赶走,商人们很听话地走掉了。可当天晚上,商人的代表,一个面包商来到了城堡,彬彬有礼,先是祝贺大人平安归来,然后提醒伯爵大人是他亲自恩允他们打猎的。接着,面包商出示了那份有伯爵徽章的契约。伯爵大人不得不极力克制自己的冲天怒火,从此默许了商人们在自己领地的狩猎权。
半年后,伯爵大人想翻新他破旧的城堡了,于是他又想到了商人。这一次,商人们提出的条件是允许他们在伯爵领地的城镇成立自己的行会,管理商业而不受伯爵的干涉。这一回,伯爵大人很不情愿,可他确实需要那笔钱,又只好答应了。半年后,伯爵的城堡修缮完毕,可是他却不愿意履行诺言,因为他有自己的士兵,商人们对他无可奈何。
市民们除了谴责一下伯爵的背信弃义,便无能为力了。可当下一次公爵急需用钱为女儿办嫁妆的时候,他连一个子儿也借不到了。因为他已经被认为“信用不佳”。伯爵大人不得不忍气吞声,低下高贵的头颅,答应做出某些补偿。在伯爵大人拿到借款之前,市民们获得了他们梦想的权利。
在十字军东征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种情形在欧洲各国经常发生,而目越来越普遍。最初只是小封建主开始借债,后来连国王也是债台高筑了。为维持自己的排场,大小封建主,上至国王下至乡绅开销一直很大。法国到路易十五时期,国王的债务已经到了根本无法还清的地步。封建主们总是通过赋予公民特许权来交换他们急需的现金。城市不断壮大,并目吸引着附近乡村地区的劳动力,在经济上已经取代了城堡的中心位置。社会各阶层经济地位的变化最终导致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当然,这种权力由封建城堡向城市的转移是缓慢的、不情愿的,并目不时发生一些流血冲突一一市民和手工业者被封建主逮捕和杀害,商人和银行家的钱永远追不回来了。但是,历史的趋势是城镇变得越来越富有和重要,封建领主却越来越穷并目要被历史抛弃。这种冲突的高潮就是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国王的债主们—一第三阶层,这次是向当时的国王路易十六要求国家的管理权了。国王当然不答应,结果是他被送上了断头台。
温和一些的乡绅们也许可以避免路易十六的厄运,但是当年伯爵大人的后裔们,坐在自己年久失修的城堡里,看着外面城市一切欣欣向荣的景象,感叹着从他们祖先稀里糊涂地签署了第一张用自己封建特权交换财富的契约时,他们的厄运就已经注定了。城里人对乡绅们已是不屑一顾,尽情地享受得之不易的权利。这些是他们祖先经过十几代人的持续斗争才辛苦得来的。
上个世纪70年代因石油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客观上促成了日本的崛起。
而上个世纪90年代源于信息产业的新经济,帮助美国重新确立了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几百年过去了,世界变了,但是经济和财富决定政治地位的规律依然没有改变,任何强权都拗不过它。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欧洲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将是损失最惨重的,并目在很长时间里都不能恢复,亚洲在帮助全球走出经济危机中将发挥史无前例的主要作用。以往的西方7国集团(虽然在政治上俄罗斯也在其列一起称为G8,但是经济学家们更倾向于把俄罗斯放到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主导全球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这7个国家经济问题一个比一个严重,易然大家都觉得美国是这次风暴的中心,但实际上美国的问题是最轻的。我们回顾一下图25.2,G7成员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其中只有加拿大因为没有国防开支,债务比美国轻。其余国家都处在和美国同样的水平甚至更严重。欧盟剩下的一些国家,比如葡萄牙、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问题要严重好几倍。靠这些问题比美国更严重的国家来解决全球经济问题显然不现实。
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提出G2的观点,也就是说,只要美国和中国能携起手来,共同对付金融危机,并目率先走出低谷,全球经济的复苏就指日可待。这种说法当然过于夸大美国和中国的作用,却有一定道理。我们在下一节详细分析这里面的原因。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