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硅谷孵化器
硅谷为斯坦福人提供了经费和实实在在的课题,让学生们容易找到合适的创业题目,加上宽松的环境为教授和学生的创业行动大开绿灯,良好的教育使得很年轻的学生也可以应对未来的各种挑战。真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这东风就是学校最后扶持一把。我看过一则关于肯尼迪总统和美国导弹之父西奥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钱学森的导师)的故事。1963年,冯·卡门被授予美国第一个国家科学奖,这是在美国人心目中比诺贝尔奖更高的荣誉,每次由美国总统授予。当冯·卡门在肯尼迪总统的陪同下走下白宫的楼梯时,这位81岁高龄的科学家一个趔趄差点摔倒,肯尼迪总统立刻上前搀扶。这时,冯·卡门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年轻人,当一个人往下走的时候是不需要扶的,当他往上走时恰恰需要你扶他一把。”
在扶持学生创业方面,斯坦福大学无疑做得非常好。它对创业的教授和学生直接的帮助就是在他们和工业界之间搭建桥梁。斯坦福大学有一个办公室,专门帮助想创业的在校学生与在硅谷成功的校友,或者和斯坦福大学有来往的企业家、投资家建立联系,寻找投资。
Google的佩奇和布林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找到第一笔投资的。1998年,在开发Google搜索引擎没多久,这两个创始人很快就用光了手头不多的现金和信用卡能透支的全部额度。他们自己也曾努力寻找过天使投资,但当时只是两名普普通通的博士生,在硅谷多如牛毛的创业者中并不引人注意,所以开始找钱并不顺利。这时他们通过学校这个帮助学生创业的办公室,联系上了太阳公司的创始人安迪·贝托谢姆。贝托谢姆易然是计算机技术出身,但是对搜索引擎技术并不熟悉,之前也没有用过Google的搜索。因为是母校介绍的,贝托谢姆还是在百忙中约见了这两个只有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据佩奇讲,贝托谢姆很忙,跟他们约在上班前于公司见面,他和布林带着服务器到了安迪的办公室,贝托谢姆当场搜索了一些东西,非常满意,当即开出了十万美元的支票给了他们。这就是Google作为一家公司的开始。易然这笔钱没多久就用完了,但是这笔钱的广告效应远远不止这十万美元。之后有些投资者听说太阳公司的创始人、工业界的领袖给Google投资了,也就相信了Google的水平。在Google最早的投资人中,包括篮球明星奥尼尔、身为电影明星和后来的加州州长的施瓦辛格等根本不懂技术的天倬投资人。这些人是通过一个天倬投资团,跟着贝托谢姆糊里糊涂地发了一笔财。
可以想象,如果佩奇和布林不是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他们很难有机会直接向一位工业界领袖推销自己的发明。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在中国清华或北京大学的一位普通研究生有没有可能通过学校直接见到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斯坦福大学能做到这件事,正是它了不起的地方。
易然所有大学基本上都设有联系校友的机构,可是很多都形同虚设。但是美国很多著名大学,包括斯坦福大学的这种机构是实实在在地经常和校友,尤其是事业有成的校友联系。它们会有专人定期拜访各地杰出校友并通报学校的情况,既分享学校的发展成就,也通报学校遇到的困难。遇到后一种情况,很多有钱的校友会倾囊相助,而斯坦福大学对慷慨的捐赠者给予衷心的感激和很高的敬意。在斯坦福大学,可以看到很多由校友捐助的大楼,比如帕卡特(惠普创始人)楼、杨致远楼,等等。正是由于联系紧密,校友们才会在离开学校后不断帮学校的忙,帮着师弟师妹们创业。
斯坦福大学有一个非常闻名的风险投资论坛一一斯坦福企业家之角(Stanford Entrepreneurship Corner)。光看名字有点像中国的英语角,但实际上它是由工业界和著名大学教授轮流主 的论坛。经常来这里的人包括很多著名的风险投资家,比如KPCB的约翰·杜尔;工业界的领袖,比如Google前CEO施密特和创始人佩奇、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以及哈佛商学院和斯坦福商学院的许多著名教授。这样,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就有机会接触到世界级的投资人和工业界领袖,从而有机会找到投资渠道,更可以从著名投资人和工业界领袖那里得到创业上的指导,大幅提升创业的境界。
美国每所大学都或多或少有些毕业生能成功创办各种小公司,但是能将小公司办成主导一个行业的跨国公司的则是凤毛麟角。而在信息产业的主导公司中,由斯坦福大学校友创办的公司可能占到一小半。妨碍一个创业者成为业界领袖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两条值得特别注意。第一是好高骛远。关于这一条在前面已经多次提及,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第二就是小富即安。很多人办公司都本着捞一把的想法,而不是做一番事业,这些人归根结底是创业的境界不够高。
而这种境界是不可能从课堂上学到的,只有经常和世界级的人物在一起切磋,一个人的境界才能有质的提高,他才能站在巨人的肩上。在世界上至今找不到第二所大学能够像斯坦福大学那样让普通学生有机会不断接触到工业界和商业界的领袖。
斯坦福大学鼓励创业的另一项具体措施是对利用职务发明创业的宽容。之前介绍思科公司时提到,思科创始人的发明完全是与工作相关的职务发明,而在很多大学和实验室,专利的所有者即雇主严禁个人利用职务发明来创办公司。斯坦福大学在这方面相对比较开明,只要大家坦诚地协商好将来利益的分配,它甚至鼓励学生和教授利用职务之便创业,但斯坦福大学要的股权一般都少得可怜。我们前面提到的亨尼西创办的MIPS公司,包括Google公司都用了斯坦福大学的技术,而斯坦福只占了一点股份 就如同低税率可以刺激经济一样,从长远来讲斯坦福这种少占股份的做法是双赢的,一方面可以鼓励创业,另一方面,作为对母校的感激,几乎所有创业成功的人都非常慷慨地给予了斯坦福大学巨额的捐助。
为了方便外国学生创业,斯坦福大学甚至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设法维持他们在美国的合法身份。根据美国移民法律,外国学生在完成学业后,将不再拥有学生身份(F1签证)。如果不能获得工作签证(H1),那么这些学生最多只能以实习的身份(Practical Training)在美国再待上一年。而获得工作签证的前提是被一个雇主(比如公司或者大学)以足够高的薪水雇佣。这样外国学生一毕业直接创业就会面临身份问题,而身份问题不解决,投资人也不敢投资。对此,美国大部分大学的态度是,“你毕了业,我就管不了你了,身份问题自己去解决。”而斯坦福大学则可以通过延长毕业时间帮助外国学生维持合法的身份,当然这是打移民法的擦边球。据斯坦福大学校友,在美国和中国成功创办多家公司的金学诚博士介绍,他在斯坦福完成博士论文后想自己创业,但是苦于一旦毕业就没有了合法身份,于是找学校求助。学校同意他推迟递交论文的时间 ,斯坦福大学告诉他,在他提交论文之前,他每学期只要修一学分的课程即可。由于为了创业没有时间上课,学校建议他修一门高尔夫球的体育课,权且算是锻炼,不会成为额外负担,于是他打了四年高尔夫球。金博士有一次在向中国政府官员介绍硅谷成功经验时提到:“正因如此,斯坦福校友事业有成后,都不好意思不给学校捐点钱。”学校帮助自己学生成功,然后学生再回报母校,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除了为创业者提供便利的创业条件,斯坦福大学对创业者第二大的帮助就是营造了创业的气氛和传统。很多大学都试图效仿斯坦福大学鼓励学生创业,然后从成功的创业中获得长期回报,但是在整体上却没有营造出创业的气氛。
麻省理工学院一直以培养工业界领袖为己任,并且成功地培养了大量的工业界主管,但是自己办公司的学生远不如斯坦福大学的多。不少风险投资家也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校园里转悠,希望能找到好的项目投资,但是效果一般。加州理工学院有一系列专门培养工业界领袖的必修课程,但是大部分毕业生反而进了学术界。这些名牌大学缺乏创业的氛围。哈佛商学院要求每个人都要提出和制订创业计划,并目给予前几名的学生创业经费,易也扶植出了一些小公司,但是它们都没有成为一个行业的领头羊,更没有开创新的行业。所以,这么多年来不论是像麻省理工学院这样著名的工科大学,还是像哈佛商学院等著名的商学院,都没能重现斯坦福大学的奇迹。
创业的氛围非常重要。在一所有创业氛围的大学里,创业是一种主动自发的行为,创业者出于对一项技术及其商业应用的极大兴趣,将它的实现作为自己的理想,这种动力对于创业的成功不可或缺。反之,如果光靠别人来推动创业,是鲜有成功的。只有主动的创业,创业者才能从亲身实践中找到好的创业题目,并为之奋斗。反之,即使有了好的题目,也会半途而废。我参加过某所著名工科大学在硅谷为风险投资家举行的项目介绍会,该校为了鼓励学生创业,规定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必须完成一项发明和设计才能毕业,在介绍会上他们拿出了一些很好、很有新意的发明。但是这些发明大多数是学生们作为完成教授任务或拿学位的要求而做的,根本就没有想过将这些发明产品化而挣钱。因此,他们在选题时很多题目易然好却只能将技术卖掉,根本无法开办公司。即倬有一些好的选题,因为和自己今后的事业无关,学生们也根本没有仔细考虑商业化的许多繁杂的具体问题,因此面对风险投资家的提问茫然无所知。由于缺乏创业的热情,几乎所有的学生一旦完成学位的要求离开了学校,所做的工作就半途而废了。第二年,新的学生重复学长们做的无用功。当然,这种训练对学生的能力有很大提高,但是对创业的作用微乎其微。
在人们想象中,商学院的学生就应该热衷于创业,其实不然。虽然很多商学院为学生营造了各种创业条件,但是他们创业成功的案例还不如学习工程的学生多。我参加过风险投资对一所著名商学院的一些学生创业项目的评估。也许是学习商业的原因,他们提出的题目都很大,但是很多要么是夸张,要么是没有实际内容。其中一个项目类似于网上建立一个社区,自己设计贺卡、T恤衫、纪念品和邮票 并且通过社区进行交流。这家公司的盈利模式就是从相互有偿的授权(License)中分得一块利润。这个题目不能说没有用,而且提出者也一定做了不少研究。但是,这里面我看不到任何的技术和商业特点能够阻止别人进入该领域竞争,更何况其市场规模比他们估算的小很多。第二个项目很有代表性,项目本身大得难以置信,叫做互联网3.0。问及是否清楚互联网2.0的定义,他们不置可否。又问他们这互联网3.0能带给用户什么好处,他们也不置可否。最后问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目,他们认为,第一,在当前的互联网领域,雅虎和Google等公司已经处在主导地位,很难撼动,只有提出一种超前的概念才能打败这些公司。第二,这个题目足够大,风险投资也许会有兴趣。我们再问他们此前做了多少研究,发现他们确确实实做了很多研究,看了很多参考资料,图书馆里的、互联网上的,但是他们的项目无异于闭门造车。第三个有代表性的项目就是把各种美国已有技术和商业模式搬到中国和印度去,提出者以中国和印度学生居多。比如前几年有人把eBay搬到中国搞了易趣很成功,他们提出把YouTube搬到中国和印度去(当时中国还没有那么多的视频网站)。这些项目有些后来还真得到了资助,但是这种模仿和改造的项目最终并没有成功,因为你能模仿,别人也能模仿,没有什么门槛。最有意思的是一个中东来的学生想来想去还是倒卖石油来钱最快,连他的同学也笑了,说除了你,我们可没有这种机会。读者可能已经看出这里面的问题,这些都是学生们为了完成学业,挖空心思想出来的项目,与太阳的工作站、思科的路由器、雅虎的网站和Google的搜索引擎这些源于创业者科研实践的项目完全不同。
环境是可以影响人的。在斯坦福大学这样创业成风的环境中,一个计算机系或者电子工程系的博士生不想自己创业有时可能都会不好意思,而创业失败也没有什么可自卑的。佩奇原来所在的计算机系数据库实验室,前前后后出了无数开公司的学生,以后的博士生一进去就耳濡目染办公司的事情。而在绝大多数大学里,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并不是这样,导师希望学生只专注学术,而博士生则是以进人学术界为荣。比如我以前所在的约翰·霍普金斯语言和语音处理中心(CLSP),在我之前所有的博士生毕业后全部去了大学和大公司的实验室(比如IBM、AT&T和微软的实验室),没有真正到工业界工作的,更不用讲创办公司了。当时我到Google工作,在所有师兄弟中纯属异类。但是,自从我到了Google,后来的人发现这条路也很不错,以后所有的博士毕业生都会来Google面试,每年都有人来Google,就连以前在大学和大公司实验室的师兄们也有跳槽过来的,这就是风气的作用。另一方面,人也会选择环境。很多学生挑学校时也是看中了斯坦福大学守着硅谷将来能创业这一点。
虽然不是每一个斯坦福人都能创业,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领导者,但是他们中间很多人可以成为很好的合作者和追随者。佩奇有一次在斯坦福大学的创业论坛上讲,创业的关键之一是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在斯坦福大学找到一起创业的追随者相对容易。首先,进人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大多愿意到刚成立的小公司工作,而很多东部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并不愿意。其次,由于斯坦福大学的这种内紧外松的环境,学生们交际的圈子相对较广,容易打造一个可以互补的创业团队(Founding team)。而在完全追求学分的大学里,每个人能深入了解的大多是自己的同班同学,或者同实验室的同事,但朋友之间的互补性不强。
世界各地每时每刻都会诞生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但是将它们最终变成产品,变成一个新的行业需要一个像斯坦福大学这样的孵化器。韩愈讲,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于是便见不到千里马。同样,发明创造世界各国都有,而斯坦福大学只有一个,因此,硅谷的奇迹就难得一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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