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与世隔绝的一代
2001年3月5日早上9点20分,15岁的安迪·威廉姆森在学校浴室中,用一支点22口径的长筒连发左轮枪向外开火。这所高中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桑地市。6分钟内,他开了30枪,先是打在了浴室内,接着遭殃的是紧挨浴室的院子,两名学生中枪身亡,另外还有13人受伤。他是个矮小的新生,刚刚来到城镇,戴着一条银质的项链,上面刻有“MOUSE”的字样。后来,就像这类案子后通常会发生的那样,他的朋友和老师说,他们简直不能相信,这样一个安静温柔的人竟能做出如此暴力的举动。
我在《引爆点》中写到过青少年流行潮。我用了一个例子——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风行多年的青少年自杀流行潮。关于青少年的无理智倾向和具有传染性的仪式化的自我毁灭倾向,我再找不到一个更为戏剧化的样本了。密克罗尼西亚自杀流行潮起源于一起沸沸扬扬的自杀事件——卷入三角恋爱的、出身高贵且富有魅力的年轻人,以及葬礼的戏剧性场面,随后,其他男孩为着一些琐碎而荒谬的理由,采用了同样的自杀方式。我认为最近西方社会青少年吸烟现象的严重化,是我们面临的同类型的流行潮,但实际上这种类推是不确切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年轻人的举动是符合他们独特的文化的,他们并不是在模仿成年人的举动,也不是在再现成人世界让他们难忘的事物。他们仅仅是在遵循当地文化中的独特风俗,而对成人的所作所为充耳不闻。但是青少年吸烟现象与之相比却有很大不同。恰恰因为这种举动根植于成人世界,这种成人举动在青少年中才显得很酷。青少年吸烟,部分是对成人向他们唠叨吸烟的害处的一种回应。第一种流行潮产生于与世界隔绝,第二种流行潮产生于对世界的模仿反应。我曾认为在西方世界的青少年中不可能出现第一种类型的流行潮。但是我错了,我们现在面临了校园枪击流行潮。
科罗拉多利特尔顿的科伦拜恩高中的校园大屠杀惨案,发生在1999年的4月20号[33],随后的22个月内,全美国发生了19起毫无关联的校园暴力事件——幸运的是其中有10起没有人员伤亡,每一起都像是对科伦拜恩枪击案的点缀。
1999年12月,俄克拉荷马州吉布森堡的七年级学生塞斯·崔科掏出一支9mm半自动手枪,对着一群同学开了15枪。塞斯·崔科是科伦拜恩枪击案的受惑者,就在他枪击同学之前,他还在接受心理治疗。加利福尼亚密尔拜尔的一名7岁男孩,因为在学校威胁着要来一场科伦拜恩惨案而被逮捕,警察在他家找到一个小型军火库,发现15支手枪和来复枪。加利福尼亚库比蒂诺市的约瑟夫·德古兹曼计划在2001年的1月袭击他的学校,后来他跟警察说,只有科伦拜恩的枪手才是“唯一真实的东西”。紧接着的一个月,堪萨斯州的3个男孩被捕,警方在他们家中找到了制造炸弹的原料、来复枪和其他一些军火用品,他们的军火库中还包括了3件黑色军服,这正是科伦拜恩枪手们的穿着。两天后,在科罗拉多州的柯林斯堡,警方找到了另一处藏有枪和军火的秘密地方。拥有这个隐蔽军火库的男孩们曾经声称要重演科伦拜恩惨案。
在媒体报道上,这波枪击案和蓄谋枪击案有时候被描述为更大犯罪浪潮的一部分。但这不是事实:从1992年到1993年,全美国公立学校校园共发生了54起暴力袭击死亡事件。而在2000年,这一数字是16起。科伦拜恩惨案发生在犯罪浪潮下降之时,而不是上升时。卷入其中的孩子们身处的社会环境也被人们广泛关注。安迪·威廉姆斯是一个孤独的孩子,经常被人欺负,父母离异、无人关心,这造就了他的性格。《时代》周刊将他生活的世界描述为“每天听着疯狂的摇滚歌曲如痴如醉,逃学,与雅利安兄弟会在溜冰场里打斗,这些也是家常便饭”,但是让孩子们在不满和孤独中成长可不能说是一项进步。成千上万个像安迪·威廉姆斯一样在情感上被忽略的孩子们,本不会在某个早上拿着枪走进校园然后开枪,但不同之处在于发生了科伦拜恩枪击案。安迪·威廉姆斯受到了埃里克·哈里斯和迪兰·克尔博德[34] 的传染,就正如第一起戏剧性的三角恋自杀事件感染了整个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一样。把发生这些事件的原因归咎于外部世界的传染——不断扩展的暴力倾向、社会结构的断裂——是不正确的。这是与世隔绝的流行潮:他们遵循自己内部独特的、谜一般的规则,只有在青少年自己封闭的世界里这才能被理解。
跟这类流行潮最相似的,是在1999年夏天席卷比利时几所公立学校的食物中毒事件。起初,比利时鲍纳姆城的42个孩子在喝了可口可乐之后,发生了一种奇怪的病状,被送到医院救治。两天后,布鲁日的8名学生也病倒了,紧接着是哈雷比克的13个孩子,3天后在劳克斯提又有42个。病倒的孩子数目呈螺旋式上升,最后,超过100名孩子被送到医院,他们抱怨说自己恶心、头晕、头疼。这种情形迫使可口可乐公司进行了成立113年来最大规模的产品召回行动。经过调查,调查人员找到了一个明显的罪犯。在可口可乐公司安特卫普的一个工厂,已受污染的二氧化碳被用来制造那著名的碳酸苏打糖浆。但是事情也因此变得诡异了,因为检查发现,致使二氧化碳污染的是混合于其中的硫化物,但是这种硫化物的添加比例在十亿分之五到十亿分之十七之间。而只有比例在这个水平线的1 000倍以上才会致病。十亿分之十七,这个比例的硫化物只会产生难闻的臭鸡蛋味,这意味着比利时至多只会流行皱鼻子动作。更令人困惑的是,在劣质可乐致病的5所学校中,有4所学校一半患病的孩子那天根本没有喝可乐。也就是说,比利时所发生的一切,可能并不是可口可乐中毒。那这是什么?这是一种群体性歇斯底里症,这种现象在学生们中间并不罕见。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家西蒙·威斯利收集了近10年这样的歇斯底里症案例,如今他手上已经有成百上千的案例了。这种现象可以上溯到1787年,当兰开夏的挤奶工被告知他们因已受污染的棉花而中毒时,他们突然集体感觉身体不适。对于威斯利而言,所有这些案例都遵循一定节奏。当有人看到他的邻居身体不适,他开始相信自己被一些看不到的坏东西给感染了,在过去这坏东西可能是魔鬼和妖怪,现在人们则倾向于认为是毒素和毒气,接下来,恐惧让他焦虑不安,而焦虑则让他恶心、眩晕,他开始呼吸急促,他病倒了。其他人听到了同样的说法,他们亲眼看到受害者虚弱下去,然后他们自己也变得焦虑不安,他们头晕,他们呼吸急促,他们也病倒了。当他们知道原因之前,房间中的每个人都已呼吸急促,近乎崩溃。威斯利强调说,所有这些症状都是真实的。只不过这都是人体对想象中威胁的反应。他说:“这种事儿实在太普遍了,甚至可以说是正常的。这并不意味着你精神有毛病或者说你疯了。”比利时发生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污染焦虑症。比利时人对已受污染的动物饲料的惊恐加重了这种污染焦虑症,学生们被可乐散发的臭鸡蛋味给过度惊吓了,这就像直接取材于歇斯底里教科书。“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由一些奇怪但是好闻的气味引起的,”威斯利说,“一些奇怪的东西,比如空气中的一些奇怪味道。”事实上,学校中爆发的这一切也正是典型的歇斯底里症案例。威斯利继续说:“典型的案例通常都涉及学生。有这么一个著名的英国案例:1980年,参加诺丁汉郡爵士音乐节的数百名女学生病倒了。人们将这归咎于当地一个农场喷洒的杀虫剂。在过去300年间,有相关记载的校园歇斯底里症案例超过115起。”
将像比利时可口可乐惊魂这样的歇斯底里症看得过分严重不对吗?
当然不是。它可以被视作更深层的潜在的焦虑症的部分表现。进一步说,那些说自己身体不适的孩子们可没有在撒谎:他们是病了。但认识到这点很重要,有时在孩子们中流行的行为并没有确切合理的原因:一个孩子感觉不适仅仅是因为另一个孩子感觉不适。从这个角度来讲,科伦拜恩惨案后发生的一切是同样道理。一切之所以发生仅仅是因为这在科伦拜恩发生过了,仅仅是源于仪式化行为、戏剧性行为、自我毁灭行为。这些行为在青少年中具有特别的感染力,无论这是自杀、戏言、带把枪到学校还是在喝了一罐无害的可乐后感觉身体虚弱。
我的感觉是,青少年社群在这些年的发展,增加了这种隔绝的潜能。我们给孩子们更多的钱,这样他们可以更轻易建立自己的社群和物质世界。我们给了他们更多的时间让他们彼此相处,而不是和成人相处。我们让他们使用电子邮件,给了他们各种电器——其中最重要的是手机,有了手机,他们一天中的每个时刻都能和同龄人联系上,而这些时刻本来可以由成年人的话语来填充。但他们的世界被口头信息传播的逻辑统治着,被青少年之间口口相传具有传染性的信息统治着。科伦拜恩案现在是与世隔绝的青少年中最红的流行潮,但它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