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转员的关键作用
要理解兰姆西斯的做法,最好的办法恐怕还是借助被社会学家称为“扩散模型”(diffusion model)的概念,对流行的观念、产品或创新进行详细的、系统的考察。
最著名的扩散研究要算是20世纪30年代,研究人员布鲁斯·瑞安与尼尔·格罗斯在艾奥瓦州格林尼县所做的玉米杂交种子的分析了。新的玉米种子是1928年引进的,在各方面都比农民们几十年前用的种子要好,但是农民们并不能一下子就接受了。到1933年为止,布鲁斯·瑞安所研究的259位农民当中,只有几个人开始试用新种子。到了1934年,有16人加入进来。1935年,又有21人加入,接着又有36人,随后的一年突然多了,先是61人,然后又有46人、36人、14人、3人,直到1941年,259位农民全部用上了新种子。用扩散研究的语言来说,在20世纪30年代初最早开始尝试使用杂交种子的少数人叫作“革新者”,他们是些敢闯敢干的人;受到他们影响,随后加入的那少数人叫作“先期采纳者”,他们是族群当中的观念引领者,他们有想法,受人尊敬,在观望和分析那些革新者的所作所为之后才开始效仿;
1936年、1937年和1938年跟上来的大批农民叫作“早期大多数”和“晚期大多数”,他们凡事都要深思熟虑。没有那些受人尊敬的农民的率先尝试,他们不会贸然做任何事;他们接受了种子,最后影响到那些“落后者”——最保守的一群人,他们从来看不到改变的急迫需要。如果我们把这一过程用图形表示出来,恰好就是一个流行潮的曲线图——缓慢地开始,慢慢爬升(“先期采纳者”们开始试用种子),然后是骤然上升(大多数农民开始效仿),最后上升势头减缓(那些“落后者”稀落地加入)。
这里的信息也就是新种子,它非常具有感染力和吸引力。毕竟,一个农民只有在经历了春种和秋收以后,才可以亲眼看到新种子是如何优于旧种子的。很难想象这样一种革新会不成气候,但新观念的传播在许多情况下是内含微妙之处的。
杰弗里·穆尔是一位商业顾问,他曾经援引高科技的例子来说明,在首创时尚和思潮的那些人和最终接受别人创意的大多数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两群人可能在口头信息传播的连续体上彼此相连,但是他们之间沟通得并不是特别好。革新者与先期采纳者,这两群人是空想家,他们想要革命性的改变,以使自己与竞争者们从素质上区别开来。
他们会购买全新的技术,即使该技术还有待完善,质量仍有待证明或未来价格有可能下降也毫不犹豫。他们拥有自己的小公司,他们刚刚起步,所以敢于冒较大的风险。相反,“早期大多数”群体拥有大公司,他们必须考虑,如何使各种变化适应他们公司原有的复杂格局,以及与供应商和批发商的关系。“如果说空想家们的目标是寻求大的突破,那么实干家的目标则是能做出部分改进——一种渐进的、可度量的、可预见和有把握的过程。”穆尔这样写道,“如果他们要安装一个新产品,他们就想知道别人尝试的结果怎样。在他们的词汇里,冒险是个贬义词,完全不意味着机会和兴奋感,只是意味着时间和金钱上的浪费。如果需要,他们也会冒险,但他们会首先布置好安全网,然后再小心翼翼地去避过那个险滩。”
穆尔认为,“先期采纳者”与“早期大多数”的态度是互不相容的。任何改革创新都不会毫不费力地从一群人传播到另一群人,他们中间有距离、有空隙。高科技产品常常只能抵达先期采纳者手中,因为没有什么方法使先期采纳者理解和接纳的那些观念也能够为“早期大多数”理解和接纳。
穆尔的书所关注的完全是高科技领域。但毫无疑问,他的理论同样适用于解释社会上的其他流行现象。就说暇步士鞋吧,曼哈顿市中心的几个年轻人在发现了暇步士鞋之后,穿上了该款皮鞋,因为这个牌子意味着过时、庸俗和20世纪50年代风格。他们之所以要穿这款鞋正是因为别人都不会穿。他们要寻找的时尚就是一种革命宣言,他们为了把自己和别人区别开来而乐于冒险。但是我们大多数人——不管是属于早期大多数,还是晚期大多数——都不愿意去发表什么革命宣言或者冒时尚之险。暇步士是如何跨过那段距离和空隙的呢?兰姆西斯公司在盛行滑板运动的南加州接到了一种鞋的广告案,他们的任务是让它火爆起来,并且吸引全世界的青少年——甚至是那些未曾玩过滑板的孩子,那些不认为滑板运动有多酷的人,那些不需要宽鞋底,不需要在空中玩杂耍的人。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又是怎样做的呢?如何使原本只有酷少年才会做的个性、另类事情被主流社会接受?
我认为,正是在这里,联系员、内行和推销员的角色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关于个别人物法则那一章里,我已经探讨过他们能够使流行潮真正盛行的特殊才能。不过在这里我们仍然可以具体地考察一下他们的作用,是他们使改革创新得以克服距离和空隙上的问题。他们是“中转员”:把高度专业化的观念和信息转换成普通大众能够明白的语言。
一如得克萨斯大学的马克·阿尔珀特教授,我把他称为内行,他是那种可以亲自到你家帮忙安装、修理或操作复杂软件的人;汤姆·高是一个典型的推销员,他选择了晦涩难解、鲜为人知的税法和退休方案领域,但他经过一番演绎和解释,就使他的客户从情感上接受了那些东西;洛伊丝·韦斯伯格是个联系员,她属于好多不同的领域——政治、戏剧、环境保护、音乐、法律、医药等,她所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做不同社会领域之间的中间人。
兰姆西斯公司有个关键人物叫迪·迪·戈登,她是该公司前市场调研部门经理,她认为年轻人当中不时兴起的时尚潮流所经历的过程都是相同的。革新者尝试新事物,然后,角色相当于内行、中间人或推销员的某位青少年注意到并且开始效仿,“那些孩子使得事物变得容易被主流社会的人们接受。他们看到别人的怪异行为之后,他们会稍加变通,跟着效仿,然后稍加修改,使之更加可行。也许有个孩子卷起牛仔裤腿,在屁股周围贴上胶带,因为他是学校里骑车送信的。好了,这一切被中转员们看在眼里,但他们不会用胶带,他们会去买维克罗尼龙搭扣[19]。我们再来看看娃娃装的流行过程:一个女孩子开始穿缩水的T恤衫,而且她去玩具反斗城买芭比T恤来穿。其他人就说,那样很酷哦。
但是他们可能不会把T恤衫改得那么小,也可能不会让芭比图案出现在T恤上。他们看到那个穿着芭比T恤的女孩后会说,有点儿怪,但是我改一改就行了。于是娃娃装就开始流行起来了。”
对这种转变过程的最详尽的分析恐怕来自对流言的研究,因为流言应该算是所有社会信息中最具传染性的了。
社会学家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在他的《谣言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Rumor)一书中提到,1945年夏天,在日本于“二战”中投降前夕,一位中国教师在缅因州度假。他随身带着旅游指南,指南上说,站在当地的某座山顶上可以把乡村美景尽收眼底,于是,他就停下来在一个小镇打听方向。这次问路引发了后来的种种流言。人们开始传言说:一个日本间谍登上山头拍照。“在这个谣言中,简单朴素的事实构成了‘真相的核心’,”奥尔波特写道,“这一事实从一开始就在三个方面受到扭曲。”
首先,整个事件被简化了,了解这一事件的真正含义所需要的细节都被省略掉了。奥尔波特指出,谣言中没有提及“这个外来者在向当地人询问路线时谨慎和彬彬有礼的样子;外来人的真实国籍并不清楚;
一路上这个外来者竟然不怕别人猜疑他的真实身份”。
其次,事件被渲染夸大了。保留下来的细节变得更加具体了。一个男人变成了间谍,一个亚洲长相的人被当成了日本人,观赏景色变成了搞间谍活动,那位教师手里的旅游指南变成了照相机。
最后,这中间发生了同化作用的过程。整个事件通过传播者的添枝加叶变得更加符合逻辑了。“一个休假中的中国教师对于当时大多数农场主来说是相当陌生的概念,因为他们不知道一些美国的大学也会聘请中国学者来讲学,并且学者可以享受假期。因而这一陌生的情况不可避免地要被纳入人们原有理解事物的参照框架中去。”那么,当时的参照框架是什么呢?在1945年,在缅因州的乡村,几乎每家都有个儿子或者亲戚什么的加入了当时的战争,所以这件事情要说得通,就只能把它放入战争的背景当中去。于是,亚洲人就成了日本人,指南就成了照相机,旅游观光就成了间谍活动。
心理学家发现,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这种对事实的歪曲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有研究人员做过记忆试验,让受试者读一篇故事或者看一幅图形。隔了几个月以后,研究人员让他们叙述读过的内容,大家无一例外都严重扭曲了原来的故事和图形,除了几处细节其余都被省掉了。但同时,有些细节也被渲染夸大了。在一个经典例子当中,受试者看的是被三条线分割的一个六边形,线上有7个相同大小的圆。几个月以后,一个受试者记得的是由两条线分割开的一个正方形,图形的边上排列着38个小圆圈。“记忆中的任何图像和故事都有朝着受试者熟悉的生活画面倾斜的倾向,以便回应他的情感和生活,这一点非常明显,”奥尔波特写道,“在寻求意义的过程中,受试者会压缩或填充内容,以此来获得更加完美的‘格式’——一个更完美、更简洁、更有意义的闭合结构。”
中转威力就是指这个意思。内行、联系员和推销员在传播思想的过程中所做的就是,省掉那些细枝末节,夸张某些细节,从而使得信息本身具有更深的意义。如果哪个人想要发起什么流行潮,不管是关于某一品牌的鞋还是某种行为方式或者某一软件,他必须聘用我们所说的联系员、内行和推销员这样的人,也就是说,他必须找到某个人或某种方法,把革新者的意图转变成我们这些普通大众能够明白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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