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麻街》的启示
《芝麻街》最出名之处是它吸引来了几位创造力丰富的天才,其中包括吉姆·亨森、乔·瑞普瑟和弗兰克·奥兹。这些人凭着直觉把握住了儿童的心理,他们就像电视节目领域的比阿特丽克斯·波特、L·弗兰克·鲍姆或者瑟斯博士[9]。但如果认为《芝麻街》是一个深刻构想出来的节目的话,那就错了。实际上,该节目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恰好与那种费力及刻意地设计制作成品的做法相反。《芝麻街》的创意只是围绕一个突破性的领悟:如果你能牢牢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你就能教育好他们。
这似乎是件显而易见的事,但其实不然。今天,有许多电视评论家都认为,电视的危害在于它能让人上瘾——儿童,甚至成人都会呆呆地、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视屏幕看。根据这个观点,电视之所以能牢牢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是因为它展示给人们的形式特色,即暴力、强光、奇特的声音、快速的剪辑、画面的快速缩放、夸张的动作,以及其他所有与商业电视相关的形式。也就是说,我们不必看懂画面上的内容或吸收画面上的信息,也一样会继续观看下去。这正是谈到电视的被动性时,许多人心里想到的意思。大家如果被电视上的飕飕声和砰砰声所吸引,就会接着往下看;如果感到厌倦了,就转移目光,或者换个频道。
然而,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早期的电视研究者——尤其是马萨诸塞州大学的丹尼尔·安德森(Daniel Anderson)却开始认识到,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学前儿童是如何看电视的。伊丽莎白·洛奇是阿默斯特大学的一名心理学家,她解释说:“我们一般认为当儿童一坐下,注视着屏幕,他们就马上被吸引过去并看呆了。但是,当我们开始仔细观察孩子们时,却发现他们更多时候是简短看一眼屏幕,还有更多的差异是,孩子们并不只是坐下来一直注视着屏幕,他们可以一心两用,而且不时随意转移注意力。让他们把目光回到屏幕上的原因是可以预见的,这些原因绝对不是琐碎而不起眼的东西,不是强光一闪,也不是一个冲撞动作。”洛奇曾经对《芝麻街》里的一段情节重新做出修改,把一些重点场景的次序搅乱。如果孩子们仅仅是对闪烁的强光和冲撞动作感兴趣的话,这样的修改不会产生不同效果。节目中仍然保留了那些歌曲、木偶、鲜亮的色彩、动作以及所有使《芝麻街》如此精彩的形式。但是,修改后的版本的确产生了不同效果。孩子们再也不看了,如果他们弄不明白自己在看些什么,他们就不会继续往下看。
在另一个实验里,洛奇和丹·安德森给两组5岁儿童看了《芝麻街》里的一段故事,而其中一组孩子是被安排在一间地上摆满了有趣玩具的房子里。正如大家预料的,那些待在没有玩具的房间里的孩子大约87%的时间都是在看电视,而那些有玩具玩的孩子只看了节目47%的内容。
这说明孩子们的注意力被玩具分散了。但是,当他们在检查这两组孩子记住和理解了多少节目内容时,却发现两组得分完全相同。这种结果令两位研究员大吃一惊。他们认识到,儿童观看电视的方式比人们过去所想的情况要更加复杂。他们写道:“我们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有玩具玩的5岁儿童能够很有策略地运用自己注意力,即在玩玩具和观看电视之间分配注意力,这样他们就只需要观看节目中最有信息量的部分。这种方法非常奏效,孩子们获得的信息量与注意力集中时的情况一样多。”
如果把这两项研究——玩具研究和搅乱场景研究——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关于儿童与电视的非常极端的结论。儿童看电视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兴趣被激发出来了,而他们转移注意力不再看也不是因为感到厌倦。事实是,儿童看电视是因为他们看懂了节目内容的意思,而转移注意力不再看是因为他们看不懂意思。如果你从事电视教育工作,这一点就显得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知道孩子们是否从电视节目中学到了知识,或者学到了什么知识,你要做的就是观察他们在看些什么内容。如果你想知道孩子们没有学到哪些知识,你要做的就是观察他们不看哪些内容。学前儿童的看电视行为非常复杂,但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观察来确定儿童节目的附着力所在。
率先研究《芝麻街》的是俄勒冈州的心理学家埃德·帕尔默(Ed Palmer),把电视用作教学工具是他研究的专业方向。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创办儿童电视工作室时,帕尔默自然就成了该工作室成员。他笑着说:“我可是他们所能找到的唯一一位从事儿童电视教学研究的成员。”帕尔默接受的任务是——检查那些学术顾问们设计出来的《芝麻街》教学大纲是否真的会受到观众的喜爱。这可是一项重要任务。参与《芝麻街》创作工作的人员说,如果没有埃德·帕尔默,该节目的播放绝对不会超过一个季度。
帕尔默的创新之处在于他运用了所谓的干扰物。他在电视监视器上播放《芝麻街》里的一个故事,然后在旁边的一个屏幕上播放幻灯片,并于每隔7.5秒换一张新幻灯片。帕尔默说:“我们使用了一套大家所能想象的最花样万千的幻灯片,其中包括一个人在马路上骑着车,两只胳膊向两边伸展;
一幢高楼;
一片漂浮在水波中的树叶;
一道彩虹;
一张显微镜下的照片;
一幅埃舍尔的魔幻图画[10] 等任何新奇的事物。这正符合我的思路。”然后,帕尔默把一些学前儿童两两一组分批带入房间,给他们放映电视节目。帕尔默和他的助手们坐在离孩子们不远的位置,拿着铅笔和纸张,记录下孩子们观看《芝麻街》的时刻,以及他们对节目失去兴趣转头去看幻灯片的时刻。每换一张幻灯片,帕尔默和助手们就重新标记一次,这样,等到节目结束时,他们几乎是一秒一秒地记录下了短剧中那些抓住观众注意力的地方,以及那些没有引起观众注意的部分。这里的干扰物就像一台具有附着力的机器。
帕尔默说:“我们用尺寸比较大的绘图纸,这些纸张有2英尺宽,3英尺长,然后我们把几张这样的纸粘在一起,把收集到的数据(别忘了,我们是每7.5秒记录一次数据,一个节目中一共记录了将近400个数据)用红线连接起来,这样,它看上去就好像是华尔街股票市场报告图。无论线条垂直落下或逐渐向下倾斜,我们都会发出惊叹,自问这说明了什么。线条出现在最上方时,我们会说,喔,这一段可真能抓住孩子们的注意力。我们把干扰分数用百分制的形式制成表格。有时候,分数竟出现了100%。大多数情况下,孩子们的平均得分是大约85%至90%。如果制作团队在场,他们一定非常高兴。而如果平均得分在50%左右,他们就要回到绘图室里去接着忙了。”
帕尔默又试验了其他几部儿童电视节目,如动画片《猫和老鼠》以及《袋鼠船长》,他比较了这些节目中与《芝麻街》效果相同的部分。
帕尔默把掌握到的所有情况都反馈给节目制作者和创作者,这样他们就能相应地对材料稍加调整。比如,儿童电视节目的制作者通常认为孩子们喜欢观看动物。帕尔默说:“制作团队往往喜欢绘制猫、食蚁兽或者水獭给孩子们看,并让它们活蹦乱跳,他们自认为那样很有趣。但我们的干扰物实验表明,每次出现这种画面,就好像出现了一颗炸弹,孩子们都躲着它。”
他们对《芝麻街》中一个名叫阿尔法贝特的角色投入了大量精力,此人的特点是满口双关语。帕尔默的研究却表明孩子们很讨厌他,之后这个人物角色就被取消了。干扰图显示,《芝麻街》的每个情节最好都不要超过4分钟,3分钟可能是最佳的时间安排。在他的极力要求下,制作者们简化了对话语言,放弃了成人电视中使用的一些技术。
帕尔默说:“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学前儿童不喜欢成年角色相互争吵,他们也不喜欢两三个人同时说话。制作者们的创作直觉告诉他们,要用花里胡哨的东西渲染场景。这样,它似乎在告诉大家,故事非常扣人心弦。而事实并非如此,看到这类场景后,孩子们的目光便会离开屏幕。他们从中获得的信息不是正在发生扣人心弦的事情,而是正在发生令人不解的事情。接着,他们就失去了兴趣。”
“第3季或第4季节目播出之后,我发现,很少有某个故事的得分低于85%。我们几乎再也没有看到50%或60%的得分情况。如果真的发现了,我们就会马上进行修改。你听说过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吗?我们就有一套机制能确定谁是适者,能决定谁应该生存。”
但是,帕尔默关于干扰物的最重要发现,实际上出现在《芝麻街》开始播放之前。莱塞还记得:“那是1969年的夏天,离开播日期还有一个半月。我们决定竭尽全力拼一把。我们想制作5部完整的节目,每部1个小时,然后再搬上电视,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一些情况。”为了验证节目的好坏,帕尔默把这些节目带到费城,用7月的第3周这整整一周时间来上演这些节目,一批批的观众都是来自费城60个不同家庭的学前儿童。那段时期非常艰苦,费城处于热浪之中,观看节目的孩子们可能会烦躁不安和注意力不集中。就在同一周,“阿波罗11号”成功登月,可以理解,有些孩子更想观看那个历史时刻,而不是《芝麻街》。帕尔默的干扰性研究得出了最令人失望的结论。莱塞说:“这些研究结论几乎把我们摧毁。”
问题在于,制作团队最初考虑节目创作时就遵循一个规定,即节目中的幻想内容必须与现实分开,这是在许多儿童心理学家的坚决要求下制定的。因为这些心理学家认为,如果把幻想与现实混在一起,就会对儿童造成误导。木偶只能与木偶一起出现,而且《芝麻街》场景里面只能出现真实的成年人和儿童。但在费城,帕尔默发现,一旦画面切换到街景,孩子们就失去了全部兴趣。莱塞说:“原本是期望街景成为片中的黏合剂,所以我们总是要把镜头转回到街景,让大街把整个节目串在一起。但街景中只有成年人在活动和交谈,孩子们对此根本没有兴趣。
我们测得的注意力分数简直低得令人难以置信。孩子们不断离开剧院。
而当木偶回到屏幕上时,孩子们的注意力又会提高。我们可不能像这样让观众不断流失。”莱塞把帕尔默的研究结果称为“《芝麻街》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当时知道,如果我们任由这种街景继续存在下去,该节目就要完蛋了。一切都迫在眉睫,夏季进行试播,秋季就要正式播放,我们必须想出解决办法。”
莱塞决定对科学顾问的见解提出挑战。“我们决定写信给所有实验心理学家,告诉他们,我们理解你们这些人反对把幻想和现实混合在一起的想法。但是,我们还是要这样去做,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彻底完蛋了。”所以制作者们回去重新设计所有的街景。亨森和他的同事们创作了一些能与大人小孩一起步行交谈的木偶,并且安排这些木偶与他们同住在那条街上。帕尔默说:“从此就诞生了大鸟、爱抱怨的奥斯卡和史纳菲。”[11]我们认为《芝麻街》的精华就在于把毛茸茸的怪兽与认真严肃的成年人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这一切源于该节目对附着力的疯狂追求。
然而,干扰因素尽管有其魅力,但它也不过是一种相当粗略的方法。它只是告诉大家,孩子如果看懂了屏幕上发生的事情,就会集中注意力。但这并没有告诉我们孩子到底看懂了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这并没有说明白孩子是否在关注他/她应该关注的东西。
下面是《芝麻街》的两个片段,其中都使用了所谓的混合视觉方法,这两个片段都是在教儿童识字,即把清晰的发音串在一起。比如一个片段是关于“HUG”(拥抱),一个木偶女孩来到屏幕中央的HUG一词跟前,她站在字母H旁边,准确读出该字母,然后又来到字母U旁边,清晰准确地读出该字母,之后再来到字母G旁边。接着她又重复了一遍,这次是按照从左向右的顺序把每个字母分别读了一遍,最后,她再读出单词HUG的发音。她在做这件事情时,木偶赫里·蒙斯特走入屏幕,也跟着重复她的发音。该片段的结尾是赫里·蒙斯特在拥抱这个快乐的木偶小女孩。
另外一个片段叫“奥斯卡连字游戏”,爱发牢骚的奥斯卡和木偶克拉米做了一个名叫“拆字”的游戏,在游戏中,大家可以拼字,也可以拆字。奥斯卡首先说了字母C,该字母就马上出现在屏幕左下角。奥斯卡告诉克拉米字母C的发音是“cuh”(库儿)。然后,两个字母a和t突然出现在屏幕右下角,克拉米把这两个字母发音读了出来,即发“at”(艾特)音。这两个人就开始来回踱步,奥斯卡口里读着“库儿”,克拉米口里读着“艾特”,而且越读越快,直到两人的声音混在了一起,变成了“cat”(开特),这时屏幕下方两边的字母也移到了一起,变成了“cat”。这两个木偶重复了好几次“开特”,然后,单词“cat”就在屏幕上消失了,同时伴随着一声坠落声。然后又开始了同样的过程,这次要学的单词是“bat”。
这两个片段都很有趣,它们都抓住了孩子的注意力。在干扰因素研究中,两个片段得分都很高。但是,它们是否真的教给孩子们阅读的基本知识了?这个问题有一定的难度。为了回答这个问题,20世纪70年代中期,《芝麻街》节目的制作者们请来了由心理学家巴巴拉·弗拉格(Barbara Flagg)带领的哈佛大学研究团队,这些人都是拍摄眼球运动的专家。眼球运动研究是基于这样一个思想,即人的目光一次只能集中在一个非常小的被称为视觉距(perceptual span)的范围内。我们在读书时,目光一次大概只能捕捉一个关键字以及左边的4个字和右边的15个字。我们的目光就是这样从一组字跳跃到另一组字,然后在上面停留片刻以便看清楚每个字。我们之所以能够把目光聚集在那一部分文字上,是因为眼球中的大多数传感器——那些对眼睛所看到的事物进行加工的感受器——集中在视网膜中央一个叫做中央凹的微小区域里。这就是我们看书时眼球移动的原因:我们如果不把中央凹视网膜直接对准图形、颜色或者语言结构,就无法吸收到有关它们的许多信息。比如,大家可以一起来试着注视本页的中心位置,重新阅读一下这段文字。这显然无法做到。
如果你能跟踪某人中央凹视网膜的运动以及其注视的内容,你就能极为准确地掌握此人到底在看些什么,到底在吸收什么信息。那些制作商业电视广告的人就对目光跟踪情有独钟。如果用一个漂亮的啤酒瓶模型做啤酒广告,关键是要掌握,观众中那些年龄约为22岁的男性的眼睛是否只是盯着模型,还是最后把目光转移到了真正的啤酒罐上。1975年,《芝麻街》走入哈佛大学,目的就是要研究儿童在观看“奥斯卡连字游戏”或“拥抱游戏”时,是否真的在观看和学习单词?或者他们是否只是在观看木偶?
该实验共有24位5岁儿童参与,他们由家长们带到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待了一周。根据要求,他们轮流坐在一把旧式理发椅上,椅子距离一台17英寸彩色电视监视器约有3英尺远,椅子上有一个柔软的头垫。一台海湾西公司(Gulf & Western)制造的红外线探视器就放在电视监视器左边不远处,对准每个儿童眼睛的中央凹并跟踪其眼球活动情况。研究人员发现“HUG”游戏大获全胜,孩子们76%的目光都集中在这几个字母上;更有83%学前儿童的目光是从左至右移动的,并且他们在仿读,也就是说,孩子们在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朗读。而“奥斯卡连字游戏”却是一场惨败,孩子们只有35%的目光集中在那几个字母上。这些学前儿童竟没有一个是从左至右跟着读单词的。问题出在哪里?首先,字母不应该出现在屏幕下方,因为正如几乎所有眼球运动研究所证实的那样,在看电视的时候,人们容易把目光集中在屏幕中央。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孩子们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奥斯卡身上,所以他们就不去看字母了。同样,啤酒广告中,观众也只是注意着啤酒模型瓶,而不是真正的啤酒罐。弗拉格说:“我还记得‘奥斯卡连字游戏’里的奥斯卡非常活泼。他在那里小题大做,而单词又离他那么遥远。他说个不停,也动个不停,手里还拿着东西。干扰因素太多了,孩子们根本不会把目光集中到字母上,因为奥斯卡本人太有趣了。”在这里奥斯卡很有附着力,而这堂课却没有附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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